明末，随着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儿童成为传教士传教的重点对象。但是，如何通过教育向儿童传达天主教教义及伦理，并吸引其入教，这成为传教士思考的重要问题。在长期的传教实践中，天主教对儿童的教育与儒家蒙学之间展开了对话和交流，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主教“蒙学”。而儒家蒙学也从天主教蒙学中吸取了有益的成分，实现了对自身思想体系的一次完善。

天主教蒙学的代表著作

明末的天主教“蒙学”著作，大多由传教士用中文写成或译成，比较重要的有：

1.《天主教圣教启蒙》，罗如望著；

2.《天主圣教蒙引要览》，何大化著；

3.《新译引蒙问答》，毕类思著；

4.《圣教蒙引》，周志著；

5.《天主圣教便蒙歌》，周志著；

6. 《天主圣教四字经文》，艾儒略著；

7.《天主圣教入门问答》，施若翰、苏方积著；

8.《童幼教育》，高一志著；

这些天主教蒙学著作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明末清初活跃在中国的著名传教士，比较著名的有：

罗如望，葡萄牙传教士，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来到韶州传教，随后抵达南京，并在南京为徐光启施洗；

何大化，葡萄牙传教士，于崇祯九年（1636年）抵达中国，先后在武昌、苏州等地传教；

艾儒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随后前往福建传教。曾著《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文献；

高一志，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来到南京，先后在南京、山西等地传教。

由此可见，在明末的传教士群体中，编撰天主教蒙学著作，并以蒙学为手段向儿童传播天主教教义，已是屡见不鲜的行为了。

儒家思想对天主教蒙学的影响

以利玛窦为首，明末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的主要策略是，先谋求自身汉化，再通过文化认同打入士大夫群体，并利用士大夫的影响来对民众传教。

相似的策略也体现在传教士的天主教蒙学创作实践上，他们通过模仿传统儒家经典和蒙学的体例，来完成天主教教义和伦理的中国化。一方面，这便于传教士向儿童解释教义教理天主教教义教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耳熟能详的形式赢得更多儿童乃至于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支持。此外，天主教蒙学还采用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有四言、五言、七言，便于朗读背诵。

比如何大化的《天主圣教蒙引要览》就是一本通俗的天主教蒙学著作。该书采用传统儒家经典中的“语录体”和“问答体”，通过通俗简单的教理问答来宣传教义。何大化撰写此书，就是要“勿论士农工商，童英闺淑，一举目而皆豁然也”，所以才“言取易直，意取简明”，方便学习者快速熟悉基本的教义教理。

另一部著作《天学蒙引》则采用七言律诗形式，讲述新约福音故事，从天主创造天地、“人祖犯命”等到耶稣诞生、受难、复活等都有所涉及，朗朗上口，便于吟诵。此外，周志还有《人生四末》，亦是采用七言律诗的形式。他曾指出，自己撰写《天学蒙引》此是为了向“中人以下之君子劝”，而对于高明之士，则有“理学深奥诸书”等待他们去研读。

而艾儒略的《天主圣教四字经文》则是基督教儿童和初入教者全面了解基督教基础知识的工具书。在编纂该书的过程中，艾儒略模仿儒家的蒙学名著《三字经》，以浅显易懂、易于记诵的四字句的形式，帮助儿童记住天主教的基本教义。

高一志是将天主教义理与儒家思想结合得最好的传教士，《童幼教育》是他的译作。该书分别从教与学两个层面，介绍和引入西方儿童教育思想，对儿童教育的各个方面及环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明末著名思想家韩霖曾评价该书“非独童幼书也，修齐治平尽在是矣”。此外高一志还模仿儒家《大学》的结构，撰写了《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以贴近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赢得士大夫的好感。

天主教蒙学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补充

明末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国势颓萎的现状让不少儒家士大夫反思，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是有所欠缺的。而在接触了天主教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坚信，儒家思想过于强调道德自律是无视人性的，他们急切地需要将一种“他律”注入到儒家道德体系中，以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

这种“他律”就是天主教蒙学中极力强调的“敬畏天主”。

明末思想家韩霖有感于朝政腐败的现实，决心放弃科举入仕的理想，在徐光启的影响下开始热心传播“西学”，并信仰了天主教。韩霖尤其推崇天主教的蒙学著作，认为天主教蒙学虽与朱熹小学多有契合，但由于天主教蒙学先教人“敬畏天主”，而这种道德“他律”也正是儒家所最缺少的，故认为天主教蒙学要优于儒家小学。

他认为：

先生之言，于晦翁之书，亦多符合，但其摛好辞于重舌探，藏理于终古，匪独后生之模范，盖亦前觉之功臣矣。而敬畏天主，尤西来第一宗旨，晦翁敬身之篇，尚隔一层。许文正公曰，小学之书，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于先生此书，欲自朝廷储训，以至闾巷蒙求，莫不以为蓍蔡、为师保，三十年后可致太平。

韩霖尤其推崇高一志，奉之如圣人，后来他皈依天主教，为其施洗的也是高一志。他在山西讲说乡约的过程中，大量引用《童幼教育》的内容，认为天主教蒙学足可以“补小学之阙”。

另一位明末思想家、科学家徐光启也提及天主教的“他律”具备“耸动人心”的作用。他认为儒家“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所以只好借助佛教来完成道德规诫，但“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而天主教“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由衷”。也就是说，徐光启也认为天主能够给世人以足够的道德警示。

从某种角度上看，无论是韩霖还是徐光启，他们对天主教蒙学的期待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即希望通过天主教的传播来收拾世道人心，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在罗如望的《天主圣教蒙引要览》中，除了通篇的教义教理，我们还看到了如下问答：

见犬吠鸦鸣鹊噪以为妖祥有罪否？曰，有。

信夜梦以为吉凶先兆有罪否？曰，有。

信风水日子有罪否？曰，有。

轻忽师长之训有罪否？曰，有。

不遵朝廷官府法律有罪否？曰，有。

不纳钱粮有罪否？曰，有。在

家人有病，家长不早命解罪救其灵魂，或不用心医治，有罪否？曰，有。

自缢自刎饮毒药有罪否？曰，比杀人之罪更重。

下毒药坠胎有罪否？曰，与杀人同罪。

怨命求死有罪否？曰，有。

自己手做色事有罪否？曰，其罪甚重。

做男色有罪否？曰，罪又更重。

言邪淫话，听邪淫曲，刊邪淫书，有罪否？曰，有。

由此可见，被列举的诸多“罪行”涉及到大量世俗伦理的内容，这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也是被禁止的，但效果却不如天主教蒙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天主教蒙学所包含的世俗伦理与其宗教伦理是互为表里的。也就是说，对于同样的道德要求，因为天主教蒙学有了“敬畏天主”的道德他律，就显得比传统儒家更强硬，也更具执行力。

总而言之，在明末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天主教蒙学与儒家蒙学之间实现了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完成了对彼此思想和文化体系的一次有益的互补，可谓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