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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记录类”）是中国首个被正式批准举办的“记录类影视节”，并在北京广播电视总台的支持下，在北京电影学会的支持下举办了“记录类影视节”。

一、 IDOCS对私人纪录片的支持

IDOCS从0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个年头了。

《纽约时报》的宗旨是：“一个没有纪录片的国家，就好像一个没有专辑的家庭，”，这是智利的顾兹曼的一句名言，“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改变这个世界”，将全球最好的、最受欢迎的电影，带入中国。

最新一次IDOCS2016的影片，都聚焦于私人和家人，讲述着自我的秘密，讲述着不为人知的亲情，讲述着不为人所知的痛苦，在六天的放映中，几十部“私纪录片”从全球范围内涌现出来，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震撼，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宗教的洗礼。

“私纪录片”是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和学界视线的一种外来产物。

正如《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日]那田尚史；韩鸿的《民间的书写: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樊启鹏的《中国私纪录片带来的变化与挑战》；徐亚萍的《通往真实的自我——中国私纪录片研究》；余洁与关大我的《中国私纪录影像的风格探析》，以及其他中外学者与研究人员的论著与论文。

以揭露记忆创伤、暴露个人隐私、展现隐秘关系、宣泄内心情绪为特点的个人记录片（也被称为第一人称记录片）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独特的、充满魔力的人类精神世界图景。

日本著名导演今村昌平在其名著《鳗鱼》一书中就指出，在当今世界，每个人都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隐性疾病。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时代，人们在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机器面前，他们站在一片大建土木，热火朝天的大地上，在一片舟车劳顿、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很轻易就会被一种短平快的节奏所束缚，被伪装后的快餐文化所侵蚀，被人类自身所制造的各种物质所异化。

这是一个充满了怨念的游戏，也是一个充满了怨念的游戏，更多的孤魂野鬼变成了活死人。但是，一部好的私人纪录片，却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

还有整个社会。在这些家族故事中，隐藏着的私人情绪和私人关系，有助于我们将个人的生活矛盾和经历进行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对人类群体形象的认识和对人性的思考，进而实现一种与心理疗法相似的自我拯救。

二、私人记录和图像疗法

法国象征主义学者麦茨是第一个将影视艺术同心理疗法相融合并加以讨论和研究的人。他将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的成就与思维的精华，成功地应用到了影视理论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

在麦茨看来，影片不过是人类的“力比多”，也就是人类的愿望与魅力的表现。

电影利用声音和绘画的方法，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了刺激，调动了眼耳舌身意等感觉统觉的整体反应，进而将人们的潜意识和记忆联系起来，最后以压抑的释放、宣泄、投射、移情、替换、同一化等方式，对观众的心理活动机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现今，从十九世纪经典的精神分析，到弗洛伊德学说在全球被普遍认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心理疗法已扩展为绘画、音乐和戏剧等非言语性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疗法”。

艺术治疗是精神治疗的一个分支，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因为它可以与病人进行更广泛、更深入、更灵活的交流，因此可以更好地达到润泽心灵、净化情绪的作用。

当代，美术疗法在国外已经被认可，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都开设了美术疗法的专科学校和美术疗法的师资队伍。

或许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普遍存在着存在着一种对人类未来的恐惧，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一种具有主观叙述能力的非虚构图像创作热潮开始出现。

不管是《我的建筑师——一个儿子寻父之旅》的自传式记录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的争议颇多的动画片，又或者是《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的中国独立记录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的《家庭录影带》的出现，都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目光。

美国记录学家保罗·亚瑟把这样一部电影称为一部“以公认的，暗含的，心理疗法的方法”的电影。

在这种「治愈性记叙」中，多数是以「非营利性」、「国际性」的题材，多是以「心理创伤事件」、「家庭隐秘」、「还未痊愈的情感创伤」等作为题材。

这一在过去20多年中逐步形成的记录体子，与本文所述的“私人记录体”在思想观念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它以私人记录体为起点展开的记录体叙述，“构建了一个新的记录体”，并颠覆了记录体的“真实观”，开辟了一条通往“精神真实”境界的全新途径。

三、从 IDOCS视角来看图像的艺术性康复：从消极观察到积极拍摄

在交叉学科的视角下，现代的心理咨询往往利用图像数据与来访者进行探讨，“有助于其打通无意识情节，获得新的感悟”。

然而，在我国，对于影片治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更缺少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本次IDOCS2016论坛上发布的18期/2017年的纪录片作品，都将目标对准了“家庭：爱与治愈”这一目标，电影的制作者们在拍摄过程中，将消极的等待转变为积极的介入，为我们展示了在枯燥、苦闷、焦灼的日常生活中，一丝明亮的新生活的可能性。

入围比利时国际记录片奖的《暮年之光》，以其父（导演）的视角，描绘了一位老妈妈的生活，用简约风格（两人一屋一床一椅），营造出一个虽是以“死亡”为主题，但又洋溢着欢乐与欢乐、幽默与诗意的生活。

这位饱经血腥的妈妈，多年来沉默寡言，和她的孩子缺少交流，造成了对他们的误会和伤害。

镜头的到来，首次也是最终试图突破两个人之间的寂静，镜头成为一种催化剂，让对话变得畅快淋漓，而一种新的话语-爱抚取代了离别时的悲伤，让电影充满了魅力。

《公寓》以“我”（导演）为中心，探索一座被拆掉的老房子里所蕴藏着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通过对*物文**的考察，以及与奶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逐步揭示了一段伟大的历史悲剧，以及一段被战火*躏蹂**的人性。这部电影最令人兴奋，最令人着迷的是它所展现出来的隐藏的感情，以及超越了敌人与我之间的那一抹光芒。

展出电影《全家福》也从“我”（导演）的视角，诠释了外婆神秘的生命轨迹。他的奶奶突然向他告白，这份突然而来的感情，来自于奶奶小时候受到的伤害，以及她一生都被厄勒克特拉情结所困扰。

她的外婆和她的爸爸对她的严厉惩罚让她一生都生活在低人一等的地位之下，为了得到更多的爱情，她不停地在很多人中间游荡。

孙子和奶奶之间的这段谈话，终于揭开了一个牵动着四个家庭命运的神秘面纱，那就是爱情的缺失和自己的失去。

《曾经的母亲》以“我”（导演）的身份，“审问”了“背叛”自己的妈妈，并在旅途中寻找妈妈和妈妈遇到麻烦的原因。

在她日渐衰老，陷入痴呆状态的妈妈面前，苏菲终于找到了她内心的恶魔，那就是战争的残忍和人类不能原谅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靠得更近》是一部由“我”（导演）勇敢、坦率、温暖的电影，讲述爱情、破碎的梦想与灵魂的拯救。

瘫痪在床的妈妈，给一家人的重逢创造了机会，也让这位导演在阔别多年后，第一次用摄影机探索了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夫妻关系。作为一名父亲，作为一名男性，其所扮演的角色是人类渴望的，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关于男女之间感情的更广阔的层面，和一个家族是怎样获得生命的。

以上是2016年IDOCS2016会议期间，许多个人记录片的杰出代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母子、父女、祖孙关系的讨论中，有许多是以“私人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检视的。

摄像机成为“我的世界”的解码器，由“我看”变为“我说”，由过去的“聆听你的故事”转变为现在的“我说我的故事”。

在镜头面前，这样的自觉性表现以及与被摄体毫无保留地进行交互对话，有助于被摄体自身的反思，并有助于被摄体摘下个性的假面；既能满足观者的好奇心，又能让他们发泄心中的痛苦，从而得到心灵的安慰。

英国小说家阿兰·德波顿在其新著《艺术的慰藉》中，谈到了当代世界中存在的种种精神问题，并将其与“新宗教”相提并论，认为它对于解决生活难题有着极佳的解释力与疗效。

美国记录学家比尔·尼柯尔斯将记录片分为六大类型，分别是：诗歌类型、阐释类型、观察类型、介入类型、自我反省类型和程式化行动类型。

上面提到的这些私密记录片，用“我”的独白代替了传统的记录片预感和无所不能的旁白，用主观的视角来寻找，自由地进入画面，自由地讨论，用诗歌来表达自己隐藏在其中的心灵和无法表达的渴望。

“我”是一个观众，一个*窥偷**者，一个受害者，或者是一个自恋的人，但是我又是一个创造者，一个催眠者，一个说话者，一个被治疗者。

个人记录片之“私”，不仅是对主体“我”之内在的诠释，也是对私人私人关系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的一种宣泄方式。在这部电影中，每个“我”都找到了自己，并重建了自己的意识生活。

在如今这个充斥着网络直播、沉迷于玩游戏的时代，处于生命转折点上的年轻大学生往往面临着困惑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

大学里的影视欣赏和审美教育，若能与私纪录片的威力相融合，藉由纪录片的拍摄，深入到家人之间，再一次认识自己和亲近的人之间，或许可以提升对人生的领悟和对人性的体悟。

结尾部分

就像龙应台所说的《大学里没教的两件事》一样：首先，大学只教会了你怎样对待他人，却没有教会你怎样对待自己。第二，在学校里，你只知道“实”，而不知道“空”。

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教会了我们各种实际的技术和知识，但是由于受到种种的制约，它不能对学生进行认知自我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智慧进行培养。

期望通过对艺术心理等交叉领域的深入了解，让私人图像的光芒，点亮那些陷入痛苦中的人，让爱心融化苦难，用交流滋润心灵。

参考文献

1.在心理分析中被解读为一种复杂的感情

2.影片在心理辅导和治疗中的运用

3.自救题材作品

4.图像的拯救

文/木桥说

编辑/木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