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及良知具有先天自明性，然而从后天意识的角度而言，“德”还有一个“识心”的意义。所谓识心，是在后天意识已然存在的基础上，面对人物交接时的种种*欲人**偏私，能够升起善恶是非之心提携善心对治恶心，这是一种理解识取、具有社会规约属性的“德”之认识。从这个角度理解“德”具有如下要点：
第一，“心”指的是血气之心。“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人天生便有气质之秉，这是人的现实面向所决定的。因此良心与良知的应用场景不可避免地须要落实在一颗血气之心上，这对相对抽象的观照之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现实性像一个屏障一样隔离着抽象与具象，而生活中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当两者真正交接于同一注意力范围内时，情况变得极为复杂并令人彷徨无措。如在一种慎独的意义上，“德”与“道”的联结看似顺畅，而一旦需要言语表达或行为更进时，一种像是止水般的澄澈状态却泛起泥沙，纷扰难当，进退维谷。这种情况正是德之修为落入了顽空的境界——停留于一种优美且玄远的抽象境界里不愿离开的心境，它抽象而完美，但同时带着一种静态的自我满足而高悬于现实生活之上，具有一种抽离的高傲意识，而当要求这种意识下降人间俗务时，它可能会像不经世事的少女一样显得羞涩、惶恐且焦虑。这提醒我们注意，“德”的修为除非贯通抽象与具象两个层面，否则“德”也只是无力的玄想，因此，现实修为的另一重必要性在于为抽象的“德”注入现实生命力，需要道德主体真正升起对现实生活的切身关照。
第二，人具有辨别善恶、为善去恶的道德感知能力。“德”意义上的“知”除了有与良心与良知交接而自然升起的道德直觉外，也存在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道德感知与辨别能力，这种能力使“德”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习得。“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道德之虑是人社会化并不断更新与达成新共识的基础，它使人们在关系中学习，在价值最大化的共同诉求中达成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和解，在具体的道德修为中创造更大价值，共同实现个我与整体的双向价值流通与相互滋养。从这个角度而言，基于血气之心的“德”之涵泳具有社会属性。“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德”在社会化的运作中，表现为具体的“法”、“礼”、“治”等，从客观效果来说，这些属于社会建构的维度。
具有“德”之属性的认知心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得，培养的方法包括：
第一，好学近乎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措”是放手不为的意思。儒家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理路，并强调在过程中要不断努力，有“弗”能为力的情况也要继续努力，而且是付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努力，才能在学问实践上取得成就。
第二，力行近乎仁。“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当认识到位而行动未到位时，我们只能说，在“德”的修为上只完成了一半而已，并没有真正“证道”，无非“知道”罢了，在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语境氛围中，知而不行与未知无异，这是因为当知行之间还存在着时空间隙时，良知仍然处于某种被遮蔽的状态而没有完全朗现。这要求后天意识努力精进，在意识可控的范围内尽力接近“德”的要求，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不在修行中留有后路与遗憾。
第三，知耻近乎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真正“德”的修为既然要求知行合一，便要杜绝只是言说而不行为的情况，所谓自欺欺人便体现于此，欺人尚是一种外在效果，而对严格要求己身的君子而言，自欺更是在因上不可轻易放过。“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自欺而不知自觉与悔改的人，是所谓“无耻之耻”，人即有良知，它便在有意无意间对人同时构成救赎与惩罚——救赎在于良知一定会通过直觉、感受或思维等方式提醒道德主体有过错的地方，觉知、忏悔、改过、臣服才能解除良知在该点上的提醒并归于平和，相反，如果放任良知的提携于不管不顾，则所要承担的后果将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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