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关注“永大英语”！

语言科学研究助力国家健康治理：理据与路径

马 文 刘青松

摘要：语言科学研究助力国家健康治理的学理基础在于语言与身心健康的密切关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展的语言科学研究事关民生福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议题。相关研究不仅可以有力推进语言障碍的诊疗康复，还能为心理和精神疾病评估干预提供有益参考，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文明话语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学界应立足于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整合凝聚不同学科的资源力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探索人民群众生活工作中的语言与健康问题，并重点从以下几条路径深入开展考察：“一老一小”两类人群的语言障碍、语言与心理、精神健康、语言处理的脑神经机制、公共卫生视域下的语言与社会治理、医患互动交际中的语言沟通、乡村振兴中的语言健康与语言扶贫等。

关键词：语言科学研究；国家健康治理；语言障碍；语言与健康；社会文明

1 引言

*党**的*八大十**以来，以习*平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围绕影响人民生命健康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展开研究攻关，国家健康治理效能得到稳步提升(杨立华、黄河，2018;刘国辉、张卫国，2021)。*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人民健康事业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统筹推进。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展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成为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为医疗卫生决策和国家健康治理提供了强大支撑和有力支持。

在针对个体及群体健康的学术研究中，语言科学研究事关民生福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议题。围绕健康主题开展的语言科学研究不仅可以有力推进语言障碍的诊疗康复，还能为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评估干预提供有益参考(丁红卫等， 2021; Collins et al., 2022),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文明话语体系、巩固发展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事实上，当前社会中存在不少影响公众或个人卫生健康的语言问题亟待解决。语言问题也贯穿于社会文明的诸多方面，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人口健康管理还是区域健康治理，都离不开语言科学研究的积极参与。

2 语言科学研究助力国家健康治理的学理基础

健康治理(governance for health)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需要来自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资源要素协同保障、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与价值(Barbazza & Tello, 2014;Yang & Qi, 2022)。随着新时代人民健康观的不断发展，全方位、全周期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唐钧、李军，2019)。健康治理不再简单强调人民群众的躯体健康，而是更加注重健康治理主体的跨部门协作和健康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提升。从过去的“以治病为中心”到如今的“以健康为中心”,国家健康治理的视野正变得更加开阔、包容和全面(杨立华、黄河， 2018)。跨学科视域下的公共卫生政策规划和健康治理实践关注到了疾病以外的其他因素，如社会生态、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语言科学研究参与到国家健康治理的生动实践中，助力提升治理效能和社会文明程度，这与语言本身具备的多种功能属性密不可分。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要素，与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关系密切：个体语言能力和言语表现是反映其身心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健康生存、社会系统健康高效运转都需要语言要素的广泛参与。因此，将语言与健康问题的考察和调查纳入到国家健康治理的系统化研判分析中，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刘国辉、张卫国，2021)。

首先，良好的语言能力是生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生理基础主要包括发达的大脑语言中枢和灵活的发音器官(马文、金丽日，2021)。生理基础完备，大脑和各个发音器官密切配合、运转起来，言语得以产出和识解。个体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可正常进行信息沟通和言语交际，则表明其语言生理基础健全、相关机能未受到损害。无论完成什么语言行为(如听、说、读、写等)都离不开大脑机制的运转和生理基础的全力支持。而当人体某一部位出现器质性病变，如创伤性脑损伤、脑卒中等，语言的生理基础被破坏，语言能力随之也受到削弱或破坏。一些疾病势必在语言上有所体现(Perkins, 2011; Cummings, 2022)。语言障碍往往是某些疾病的相关症状，可发生在成长的幼儿期、青春期，甚至成年阶段。临床语言学研究者一般将常见的语言障碍分为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和获得性语言障碍(acquired language disorder),其中前者往往是因为个体未能正常进行语言习得而导致的障碍，后者是因与语言功能相关的大脑组织受损而造成的理解能力、言语表达能力衰退(Cummings, 2008)。当个体的语言使用需求受到制约或困扰，其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社会交际等方面随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语言功能受到损害也不利于躯体健康的维持。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障碍会影响智力正常发育，成人的语言障碍会诱发其他疾病，而老年人面临的语言障碍则加速了其衰老过程、降低老年生活质量。我们认为，语言功能与生理健康实际上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语言能力的正常发挥须以健康完备的生理机能为前提，而和谐满意的语言生活客观上又促进了躯体健康。

其次，合理正常的话语产出(包括口语和书面语)是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思维和意识。由此可见，语言承载着思维，深刻反映个体的情绪、情感、认知和精神状态。积极阳光的话语折射出个体对周围世界和自身状态的肯定，是其健康向上的行为意志的映照。而当个体出现抑郁、焦虑、癔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等心理或精神问题时，其语言表达往往随之呈现出混乱、模糊、消极、寡言、唠叨重复等特点，语言使用模式明显异于健康人群(黄观澜、周晓璐，2021)。有研究表明，心理障碍患者在会话能力、话题特征和互动特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倾向规律(马文、姚雪丽，2017)。他们的语言表现既有疾病共性也有其个性化特征，是了解其内心世界的一扇窗口，因此必须重视对该群体语言能力和语言表征的深入考察。康复治疗师关注其语言形式、语言结构和交际过程，开展“以言治病”的心理治疗实践活动，可有效增进沟通、提升诊疗效果。无论是思维的形式、过程还是具体对象，都离不开语言参与其中。语言与精神健康的密切关联还在于语言系统在人脑中的生物基础。叶蜚声、徐通锵(2010)强调，“语言是思维活动的动因和载体”,个体精神健康意味着其拥有良好的生物语言基础，因此才可以凭借语言*能官**进行逻辑思维和推演运算。

此外，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借助语言塑造角色，建构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实现良好的社会互动。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语言作为一套成熟完备、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势必与个体的健康需求产生关联，因为无论何时个体始终是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比如在医患沟通中，医患双方语言交流往往贯穿于整个诊疗活动中，是医疗过程向前推进的重要载体(顾曰国，2021)。务实高效、平等友好的言语交际有利于病情沟通、医生精准研判和医患彼此信任。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值得充分利用的医疗资源，所谓“话术即是医术”,合理恰当地使用该资源将促进医患双方破除障碍、达成互解(Barnes, 2019)。相反，低质量、低效率的医患交际，沟通“失语”,则有可能引发医患矛盾甚至冲突纠纷。语言在促进公共卫生的工作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共卫生领域中的语言效能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中具有重要意义，典型代表是国家管理部门通过各种媒介向民众科普健康知识、通报有关公共卫生最新的消息政策、消除谣言恐慌、正面引导语言舆情。语言作为一股无形而又强大的力量，为遏制疾病传播或蔓延、减轻风险灾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史维国、邵海艳，2020)。

语言科学研究助力国家健康治理，围绕人民健康进行考察调查须采用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与方法。相关工作在研究范式层面超越单学科的界限，秉承取长补短、协同创新的理念思路，这是由语言与诸多学科的交叉关系决定的(程琪龙，2020)。研究旨在解决影响公众或个人卫生健康的语言问题，势必要从语言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借鉴有益理论或方法，与其产生广泛联系。交叉学科研究是一条重要的创新路径，大大深化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认识，客观上也加速推进了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王刚、张译文，2022)。当前，新文科建设正由倡议宣言转化为生动实践，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聚在一起，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学科交叉前沿课题开展密切合作和集中攻关(姜智彬、王会花，2019)。在此背景下，学界主张“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理念，力求通过交叉融合、团结协作深刻揭示一系列语言与健康问题的本质(黄立鹤，2021),这与新文科时代学术发展所强调的“整体观”“综合观”不谋而合，也符合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离不开对我国国情和语情的深刻把握与认识。事实上，语言科学研究能够为国家治理贡献的力量不限于健康治理一个方面，还包括以政治话语为代表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多个方面。无论是个人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语言能力提升，客观上都推动了国家文明话语体系的建立健全。

3 语言与健康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

面向人民健康开展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其具体研究范畴宽广而多元。学界应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人口资源优势，立足于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探索人民群众生活工作中的语言与健康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国家健康治理效能做出应有贡献。为此，应重点从以下几条路径深入开展实证考察和理论建设。

3.1 “一老一小”两类人群的语言障碍

老年人和儿童作为两类特殊人群，在语言习得或使用过程中更有可能发生语言障碍(顾曰国，2019; 李迪、李清华，2020)。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8.7%1。老龄人口的增加、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老龄化语言蚀失、语言衰退、听力障碍等问题日益凸显。儿童语言障碍及听力障碍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按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我国儿童语言障碍发生率约为3%,患有语言障碍的0至14岁儿童超过677万人。患有听力障碍的儿童人群规模也很庞大，听力健康需求迫切。针对语言障碍的调查考察需充分考虑汉语语言的普遍规律特征，一般可围绕“评估”和“干预”两条主线进行。在评估方面，要结合我国人口的实际情况，积极研发适用于本土不同人群的各类语言能力评估量表，不可盲目照搬英国、日本等外国的标准(刘俊飞等，2013)。我们要逐步建成一套成熟全面的汉语语言障碍人群多模态话语语料库，构建基于语料库的语言障碍评估系统，为相关筛查诊断提供语言实证和参考指标；还需在广泛调研、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汉语语言能力常模，开发出适应性强、可广泛推广的语言功能评估工具。在干预方面，倡导研究人员采用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Cummings, 2013),推动语言学者、心理学者、教育学者、言语治疗师等相关领域人才协调配合，为老年人和儿童科学合理地设置干预内容和目标，实现早评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语言障碍评估及干预中的辅助应用，培育支持语言康复业作为一项新兴朝阳产业发展壮大。目前言语治疗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专业人才短缺、从业人员资质参差不齐，需加强临床语言学、语言病理学等相关学科建设，尽快建立健全言语治疗师教培体系，为言语治疗康复事业大力培养专门人才。

3.2 语言与心理、精神健康

心理语言学家认为，言语交际离不开个体的知觉、记忆、意念、思维和储备的知识，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心理表征和符号(王萍，2010)。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个体心理、精神问题具有显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诊疗涉及大脑最精密复杂的区域功能，生物学、化学和临床医学手段方法尚不足以揭示问题的全貌，无法满足诊疗的全部需求(Wang et al., 2021)。深入分析心理或精神障碍患者的语言能力和话语产出有助于了解其认知基础、情感意愿和心理过程。前人已开展的研究重点关注了抑郁症患者群体语言使用的相关情况，包括其语音特征、语义加工脑机制和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时的语言文字规律特点等(潘玮等，2018;伍麟、彭子剑，2020;叶惠玲等，2020)。这些研究为相关诊疗工作带来一定的有益启发。当前，心理疾患已成为我国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披露3,心理和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位居首位，新冠大流行严重影响了民众心理健康和情绪状态。以抑郁症为例，我国民众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6.8%,泛抑郁人数已超过9500万。基于语言科学视角考察研究个体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应特别关注以下群体和话题：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语言与焦虑情绪、语言与自杀预防、语言抚慰策略及应用等。研究人员要系统描写心理或精神障碍患者的言语表现，从语言的各个分支出发，开展大样本采集调查，形成具有汉语特色的多模态语料库。在研究路径与方法上，要注重思考和创新，既应有语言学微观研究，也应有社会学宏观思考。在微观层面，观察心理筛查、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方面的医患互动会话，分析其语音语调、词汇语法、语义语篇、语类结构和话语策略；在宏观层面，要注重调查论证的学理基础，全盘考虑患者的言语表现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将语言因素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解析。

3.3 语言处理的脑神经机制

众所周知，语言系统的物质载体是人的大脑和大脑的神经网络。人类习得、加工、产出和理解语言，必须具备相应的生理、心理和神经基础(Wang et al., 2021;于亮等，2021)。由于语言系统和大脑本身的复杂性和精密性、现有科学研究水平的局限性，我们目前对语言处理的脑神经机制的认识依然非常有限，甚至是粗浅的(崔刚、王海燕，2014)。失语症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的语言行为主体，最早受到神经语言学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传统的汉语学界神经语言学研究细致调查了失语症患者在句法和语义层面的表现，但对其在语言的其他层面调研不足。针对中文大脑词库的实证研究虽已取得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科研成果，但也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实际问题(杨亦鸣、刘涛，2010)。因此，从语言学、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物学等不同角度出发，利用先进技术和科学实验手段获取数据，充分揭示语言处理的脑神经机理十分必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从语音、音位、词汇、句法、语义、语用和语篇等各个分支展开(Hinojosa et al., 2019),重点关注脑神经视角下的语言构成过程和语言能力的生物基础。考察对象既应包括健康人群，也应涉及不同年龄段的语言障碍患者。无论是建构健康人群语言发展的脑神经机制理论，还是实证探索语言障碍患者的脑损伤特征、神经基础特征和认知特征，都有利于研究人员对语言障碍及康复作出更好解释和预测，应多头并进、形成有益参照。在应用研究方面，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脑机制和话语特征积极开展实验调查。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一般与脑部病变密切相关(刘红艳，2020;马文、金丽日，2021),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和语言障碍。研究人员可在科技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优势，特别是脑成像技术(如fMRI、fNIRS、PET、MEG等)、神经电生理学技术(如ERP等)和脑机接*技口**术(BCI),为探索脑区域和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展病理观测等提供有力支持。将诸多学科资源加以整合凝聚，引导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影像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优秀人才形成合力，优势互补、共同研究。

3.4 公共卫生视域下的语言与社会治理

语言作为一项基础性要素，在服务国家战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李宇明，2021)。公共卫生视域下的语言与社会治理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突出语言问题。2020年10月在京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指出，语言文字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要深刻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和语情，通过语言科学研究服务国计民生，切实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我国地域宽广、方言和民族语言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公众健康有关的实际语言需求和语言问题不尽相同。学界应针对公众健康语言服务的内容范围、内涵要义、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前瞻思考和全局谋划，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着力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和语情的公众健康语言服务理论体系(李宇明、饶高琦，2020)。全面推进语言服务科学合理规划，系统规范管理相关医学术语、科技术语、法律术语，通过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激发民众认同感和获得感。要充分考虑残障人士、孤寡老人、少数民族群众等特殊群体在寻医就医过程中面临的实际语言困难，为相应群体提供及时可靠的语言服务。面向社会公众的健康话语传播也是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重大语言问题(Tseng & Zhang, 2020)。研究人员需积极探索新媒体语境下当代健康传播的话语路径，基于真实语料或案例广泛考察，反思总结诸如修辞传播、叙事传播、隐喻传播、叙事医学等方面语言效能的成就和不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对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深刻认识助力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此外，也要充分重视我国健康文化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实际行动助推对外健康传播提速增效，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我们强调，公共卫生视域下的语言与社会治理研究作为社会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察调查的基本原则应是在深入考察、一线调研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5 医患互动交际中的语言沟通

加强医患沟通研究的首要意义在于提升医患互动交际的效率和质量、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当前，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医患关系总体趋好。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因语言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的医患冲突、医患矛盾等时有发生。针对医患言语交际已开展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性会话，医患言语交际包含重要而独特的规律及模式，涉及言语行为、会话者身份、权势关系、交际策略等重要议题(Wang et al., 2021)。医患沟通研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属性，需要开放包容的学术视野。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倡导以自然真实的医患、护患互动为语料，避免传统经验式的说教或假设。语料采集须确保在学术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到模态丰富、录音或录像清晰，语料转写则应遵循规范统一的转写标准。在研究方法上，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Richards & Seedhouse, 2005; Barnes, 2019)。会话分析承袭社会学研究路径，尤其注重对会话中细节的考察，可帮助研究人员透过会话的序列组织揭示医患双方如何在话轮递进中完成特定任务或开展诊疗活动(马文、姚雪丽，2017)。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学界应积极践行医学人文理念、落实人文关怀，聚焦现实背景之下影响医患沟通的痛点堵点，努力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提升沟通效率、消除患者疑虑、增进医患情谊。相关研究要注重对交际细节的多模态分析，无论是双方产出的具体话语还是伴随话语的面部表情、身势、手势、韵律等，均应视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顾曰国，2021)。要注意医患会话过程中涉及的信息知识和不同参与方的权利道义及实际地位，通过对语言问题的深入剖析发掘语言技巧与语言艺术。在一线调查、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患沟通理论，为医务工作者沟通技巧培训提供理论基础和参照依据。

3.6 乡村振兴中的语言健康与语言扶贫

公共卫生视域下的语言扶贫关注的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语言健康问题，相关研究旨在帮助农村居民实现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缓解甚至消除因语言障碍、言语残疾、语言蚀失、听力障碍等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具有显著的经济属性，个体的语言能力与其经济能力关系密切(方小兵，2019;刘国辉、张卫国，2021)。当其语言能力得以健康发展，口语表达和书面语应用不受限制约束，则会获得更多就业创业机会。语言扶贫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农村人口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本、促进人口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杜敏、刘志刚，2020; Tang et al., 2022)。贫困地区留守儿童、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各类语言障碍儿童、乡村地区语言衰退老人应是语言扶贫研究的重点人群，尤应受到学界的关注。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语言健康科普宣教，积极开展送教上门、送干预上门、远程健康教育等活动，引导农村居民重视儿童语言发育、成人语言健康问题，消除人们对语言病理认识的盲区误区。政府、学界和社会相关机构应携手努力，建立健全农村儿童语言障碍筛查体制机制，及早发现学龄前儿童语言发育迟缓、自闭症、听力障碍、构音障碍等问题，进而及早跟进、干预。对已经发现的语言障碍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少数民族儿童，要积极救助帮扶，为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家庭语言规划(张洁，2019;张日培，2020)。因经济收入、人居环境、卫生保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姚欣、杜敏，2021),农村老年人往往对语言健康的意识更为淡薄。学界应将田野调查工作不断向我国乡镇农村地区延伸，覆盖到农村去，围绕老年人语言产出、语言理解、语言交际、认知障碍智能辅助诊断等议题深入考察，在定量挖掘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规律经验，助力延缓语言衰退、提升农村老龄人口素质。也要结合“三农”工作的实际情况，构建普惠可及、全方位的乡村适老语言服务体系(黄立鹤、张弛，2020),提高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孤寡及低收入老人的语言生活质量。

4 结语

新时代赋予国家健康治理新的内涵和使命，提升国家健康治理效能需要群策群力、全社会共同参与(刘国辉、张卫国，2021; Yang & Qi, 2022)。围绕人民健康开展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虽艰巨繁重但前景广阔、应用价值深远。我国跨学科的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尚有不少未触及的考察对象和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在理念及方法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学界应主动担当作为，强化问题意识、注重问题导向，紧盯现实生活中困扰人民群众健康的语言及言语问题。在研究理念及方法上，要勇敢破除学科壁垒，整合凝聚不同学科的资源力量，实现研究方法特色化和多元化并举。力争在构建语言与健康交叉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上有所突破。要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思路，积极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语言健康理念和语言服务思想，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健康研究理论体系。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老年人语言退化及障碍干预的临床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21BYY020);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语用障碍的临床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21BYYJ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语电化教学》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