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暑末秋初，借在吉林讲学的机会，顺道到哈尔滨小游。第一去处自然是黑龙江省博物馆，博物馆门口有一间四方小屋，墙上有一幅喷绘广告，多是该馆镇馆*物文**的图案，其中一方“天門（门）军之印”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原印
根据博物馆橱窗内标牌的描述：
1960年4月，“天门军之印”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原收藏于渤海文化馆，1963年8月11日调归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该印为青铜质，铜片镶成，印钮扁平，中穿一圆孔，呈桥状。通高4.3cm、边长5.25cm×5.3cm、厚1.4cm、柄高2.9cm。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为汉字篆刻“天门军之印”；印背楷书“天门军之印”，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印文凸起，笔画之间形成0.9cm的沟槽。
图2 印蜕
显然，上述描述不太专业，此应为唐印（目测为蟠条印之属）。“呈桥状”应为“鼻钮”；“印面略呈正方形”即为正方形（因为原正方形材料在刻制时，冲切、削边会造成长宽的微小差别，但仍属正方形范畴）；“印文为汉字篆刻”应为“印文为小篆书体”；“印文凸起”应为“朱文印”。
当然，重要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天门军之印”的“門（门）”字释错了。甲骨文、金文中都有“门”字，篆书“门”字的结体更多，在一些篆刻字典里能查找到70多种写法。笔者选录了几种典型“门”字的写法，其中亦有一些生疏冷僻的古籀大篆之“门”字。但均未见“天门”之“门”那样的结体。
篆书“门”与“斗”两字很类近，且极易混淆，“斗”字有两义：一、指星名与量器；二、指战争、争夺或打斗之意。
图3 门、斗（dǒu）、斗（dòu）的部分篆法例举
由上图可知，两者虽皆属象形文字，但写法截然不同，经仔细观察对照，“天门”的“门”字在篆书“门”的各种结体中，查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写法。但在打斗之“斗”字中（《说文》、小篆）却能找到与之较为吻合的结体。故此字应出自《说文》、小篆，是“鬥（斗）”字，而非“门（門）”字。
换言之，“天门（門）军之印”应改为“天鬥（斗dòu）军之印”。只是“鬥”字上方有一短曲画连接、下方添加了一竖画，但这些都不影响对“鬥（斗）”字的整体识读。
《书法篆刻工具书系列》 （四本一套）
￥128
购买
有人认为“天门军之印”出自上京皇城内，可作为研究渤海设有与唐朝中央禁军类似的军事组织的重要线索，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一方渤海印，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然而，历史文献对唐朝职官制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皆不见有“天门军”之设，也未见“天斗军”之设（唐时只是在*疆新**有一支名不见经传的不足三千人的“天斗军”部队）。辽、金两朝亦无“天门军”“天斗军”之制，历年出土的辽金铜印亦无此种形制。这方铜印在渤海上京遗址出土，渤海仿唐制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
《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
虽然此处将渤海建置与唐中央政府的神策军相混，但至少表明渤海设有同类的禁兵组织。
笔者又回到这方印章上来，发现诸多疑点：
一、古代青铜质印一是铸印，二是凿印，上述此印是“铜片镶成”，故此印成印、制法有问题。唐代官印基本沿用隋代制度，但在工艺上发生变化，出现唐代特有的工艺，即蟠条印。唐代蟠条印是先铸好印体，制作印面文字时将细铜条按照笔画的长短剪成小段，按笔势弯曲成型，拼连焊接在印体上，形成文字。
二、印文线条离印底有0.9cm，无论是凿印还是铸印，这个尺寸实属罕见，可谓史无前例。
三、仔细观察（隔窗观望），发现线条与线条之间有焊接之痕，有高低之分，并偶见锉磨之迹。唐代蟠条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由于制作工艺，笔画的交接处往往不能密合，形成大小不等的断脱之迹。
四、“天”与“印”字布白不匀，别扭。“天”字右肩偏高。为了使“鬥（斗）”字稳固牢靠，加了“一竖”与左右连接，起支撑作用。
五、印面偶有凹瘪处，疑似“空壳印”，此印若是“空壳”“拼接”者，高低落差较大，那么就很难在纸上钤盖。
唐代官印的篆书书体与宋元不同，但“天鬥军之印”与“天門（门）军之印”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来源：《书法报》2020年第13期，作者：王本兴，原标题：《“天門（门）军之印”应为“天鬥（斗）军之印”》
2020年6-12月《书法报》，含合刊共35期报纸
￥196
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