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BrainNews 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众筹| 一年时间，100篇，我们一起总结抑郁症的研究进展

免费分享给所有人

第047期

1，标题：高抑郁风险青少年的脑体积异常：青少年大脑及认知发展研究

译者：Lenore

目的：有患抑郁症父母的孩子患严重抑郁症的风险比父母没有抑郁史的孩子高两到三倍。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表达主要抑郁风险的皮质下脑体积的异常情况。青少年大脑及认知发展（Adolescent Brai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BCD）研究为探究与父母抑郁史相关的皮质下差异提供了一个研究窗口。

结果：父母抑郁史与探索研究样本（样本1.1；Cohen's d=-0.10）和重复研究样本（样本2.0.1; d=-0.10）中较小的右壳核体积有关。在样本1.1中，此影响是由母亲抑郁史（d = -0.14）引起的，然而在样本2.0.1中，父亲抑郁史与壳核体积之间存在更强的相关性（d=-0.09）。此外，高风险青少年的抑郁发病率比低风险青少年高出近两倍（母亲病史比值比= 1.99；父亲病史比值比= 1.45），但有终生抑郁史的青少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皮质下异常。

结论：父母的抑郁史与较小的壳核体积相关。此差异可能会影响奖励学习过程，进而增加患严重抑郁症的风险。

关键字：ABCD; 青少年抑郁; 背侧纹状体; 皮质下脑体积; 腹侧纹状体

父母抑郁史与皮层下容积之间的关联

参考文献：Pagliaccio, Alqueza, Marsh, Auerbach (2019) Brain Volume Abnormalities in Youth at High Risk for Depression: Adolescent Brai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doi: dx.doi.org/10.1016/j.jaac.2019.09.032

2，标题：LPA1受体和慢性应激：对行为和海马兴奋/抑制平衡相关基因的影响

译者：Sheena

LPA1受体是通过溶血磷脂酸起作用的六个特征性G蛋白偶联受体（LPA1-6）之一，很可能与促进正常的情绪行为有关。当前数据表明，LPA-LPA1-受体途径可能参与介导应激对海马功能的负面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尚无关于LPA1受体介导这种适应的机制的有效信息。为了进一步了解LPA-LPA1途径如何预防慢性应激的不良后果，我们评估了持续递送LPA对慢性束缚应激模型诱发的抑郁样行为的影响。

由于适当的兴奋/抑制抑制平衡似乎是控制应激反应系统的关键，因此我们还确定了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传递的分子标志物的基因表达，并测定了盐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和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和蛋白质在海马中的表达以及血浆皮质酮水平。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尽管不是全部，但是在长期应激的动物中LPA的持续传递增强了而不是抑制了某些行为（例如，快感缺乏症，降低了至第一个不动时期的潜伏期）。此外，这种治疗导致腹侧海马兴奋/抑制平衡所涉及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的改变，以及皮质酮水平的变化。总之，这项研究的结果确认了这样的假设，即LPA主要通过LPA1受体参与情绪调节，并调节应激对海马基因表达和海马依赖行为的影响。

关键字：应激；抑郁；LPA1受体；糖皮质激素受体；皮质酮

连续给药和慢性应激造模的程序

参考文献：R. Moreno-Fernández, C. Rosell-Valle, A. Bacq, O. Zanoletti, M. Cifuentes, M. Pérez-Martín, A.L. Gavito, M.I. García-Fernández, G. Estivill-Torrús, F. Rodríguez de Fonseca, L.J. Santín, C. Sandi, C. Pedraza, LPA1 receptor and chronic stress: Effects on behaviour and the genes involved in the hippocampal excitatory/inhibitory balance., Neuropharmacology, 2019

3，标题：阿托伐他汀改善链脲霉素诱导的糖尿病小鼠的抑郁行为和神经炎症

译者：He

抑郁症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综合症，通常与多种神经精神疾病并存。他汀类药物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特性，其存在对于抑郁症的潜在益处。然而，他汀类药物在糖尿病相关性抑郁症治疗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在此，我们研究了阿托伐他汀对链脲霉素诱导的糖尿病小鼠的抑郁行为和神经炎症的影响。我们的数据表明，口服阿托伐他汀10或20 mg / kg持续3周明显改善了糖尿病相关的抑郁行为，在蔗糖偏好试验（SPT），悬尾浮液试验（TST）和抑制性喂养试验（NSFT）中表现更好。

研究进一步表明，阿托伐他汀可降低额叶前额皮质中核NF-κB p65的表达并改善神经炎性反应，表现在Iba-1阳性细胞较少且IL-1β和TNF-α炎症因子较低。如预期，用阿托伐他汀治疗的糖尿病小鼠表现出高脂血症而不是高血糖的显着改善。这些结果表明阿托伐他汀有潜力被用作治疗糖尿病相关抑郁症。

关键字：阿托伐他汀；链脲霉素；糖尿病；神经炎症

阿托伐他汀可减弱糖尿病小鼠额叶前部皮质的小胶质细胞活化。小鼠处死，大脑切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小胶质细胞标记物Iba1

参考文献：Zhang Hai-Na ea al. Atorvastatin ameliorates depressive behaviors and neuroinflammatory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mice. Psychopharmacology https://doi.org/10.1007/s00213-019-05406-w.

4，标题：MORC1 DNA甲基化可作为早期生活压力和抑郁症的生物标志物的研究

译者：Navy

早期生活压力（ELS）与抑郁症的患病风险增加相关，并且这种联系可能是通过表观遗传机制所介导的。之前的一项关于研究人类新生儿和两个ELS动物模型的表观基因组DNA甲基化（DNAm）的研究表明，表观遗传调控因子MORC1在ELS后发生显著的甲基化。ELS诱导的DNAm改变在动物模型中是持续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转移到人类在儿童期经历ELS的情况仍未研究。

此外，由于发现MORC1 DNAm和遗传变异与人抑郁症有关，因此MORC1可能在ELS和成年人抑郁症之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联系。在本研究中，作者通过研究儿童期虐待，研究了MORC1 DNAm作为ELS在人类中的生物标志物的有效性，及其将ELS与后期生活中的抑郁症联系起来的作用。作者分析了一个成年人队列（N = 151）中的全血的MORC1 DNAm，其特征为存在抑郁症状和儿童时期受虐待。此外，作者在另外两个队列（N = 299，N = 310）中也研究了MORC1 DNAm，抑郁症状和儿童虐待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数据并未表明MORC1 DNAm与儿童虐待有关。在所有队列中都存在MORC1 DNAm与抑郁症状的关联，但是在相关的特定CpG位点和作用方向方面并不一致（Tuebingen队列：标准化β= 0.16，非标准化β= 0.01，95％CI [-0.0004，-0.0179]，p = 0.061，PReDICT队列：标准化β= -0.12，非标准化β= -0.01，95％CI [-0.0258，-0.0003，p = 0.045，Grady队列：标准化β= 0.16，非标准化β= 0.008 ，95％CI [0.0019，0.0143]，p = 0.01）。因此，本研究表明，外周的MORC1 DNAm不能作为成人儿童期虐待的生物标志物，但确实为MORC1 DNAm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提供了进一步的指示。

关键字：表观遗传；DNA甲基化；童年创伤；早期生活压力；抑郁症

参考文献：Mara Thomas, et al., Investigation of MORC1 DNA methylation as biomarker of early life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20 (2020) 154–162.

5，标题：心智化失能介导童年期情感虐待与成年期抑郁症症状的联系

译者：kagami

摘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童年时期的情感虐待或许与成年时期的抑郁症症状有所关联。然而，这种关联还需要探索两者中间的中介因素（intermediate factors）来进行更加详细的解释。

目标：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其他形式的童年时期虐待行为，来探索童年期情感虐待对于成年时期的抑郁症症状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独立效应（independent effects），并同时检验心智化失能（mentalizing incapacity）（如超心智化（hypermentalizing），去心智化（hypomentalizing））是否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因素。

参与者：205名成年志愿者参与了线上评估。

方法：参与者完成一系列的自我报告调查（self-report measures）以评估童年时期虐待史，心智化能力以及抑郁症症状。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以评估情感虐待对于抑郁症的独立效应。使用自展分析来测试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s）。

结果：对比其他形式的童年时期虐待行为以及心智化失能，情感虐待对于成年时期抑郁症有着显著的影响。心智化失能在童年时期情感虐待以及成年时期的抑郁症症状之间显示出中介效应，且超心智化（b=2.02, 95 % CI [0.96, 3.25]）与去心智化（b=1.26, 95 % CI [0.59, 1.99]）均显示出该中介效应。

结论：本研究对于超心智化及去心智化介导的早期情感虐待导致后期抑郁行为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正常及较高水平的心智化能力可能是童年时期精神虐待致后期抑郁通路间的保护因子（protective factor），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精神病学上一个有希望的治疗靶点。由于本研究的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不允许作出因果关系的结论，所以需要相似条件下更长时间的数据以及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来检验本研究的发现。

关键字：抑郁症；情感虐待；超心智化；去心智化；心智化

超心智化及去心智化在童年期抑郁症症状及成年时期抑郁症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Linking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adult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role of mentalizing incapacity. Elizabeth Tianyu Li, et al. Child Abuse Negl. 2019 Dec 4;99:104253. doi: 10.1016/j.chiabu.2019.104253.

6，标题：基线严重程度对SSRIs测量的抑郁症疗效的影响：一项基于项目、患者水平的事后分析

译者：UTCS

背景：那些声称抗抑郁药只对重度抑郁症患者有效的报告，对治疗指南的确定产生了影响，但这些报告通常会使用具有争议的方法对抑郁症病情的减轻进行测量（即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17）总分的减少），并且是基于组水平而不是患者水平的数据进行分析的。

方法：在这项基于项目、患者水平的事后分析中，我们汇集了所有已完成的、急性期的、安慰剂对照的、行业赞助的、基于HDRS测量的SSRIs西酞普兰、帕罗西汀或舍曲林治疗成人抑郁症的实验数据。收集患者层面的数据，并进行基于项目的事后分析，以评估基线抑郁严重程度对治疗响应的影响，采用HDRS-17总分、HDRS的抑郁情绪项目得分、六项HDRS分量表（HDRS-6）和未包含在该分量表中的其余11项HDRS项目（非HDRS-6）进行评估。如果患者的基线HDRS-17总分不超过18分，则被定义为非重度抑郁症；如果基线HDRS-17总分超过27分（包含27分），则被定义为重度抑郁症。

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来自28个安慰剂对照SSRI试验的8262名患者。参与者接受西酞普兰（n=744）、帕罗西汀（n=2981）、舍曲林（n=1202）、氟西汀（积极控制组；n=754）或安慰剂（n=2581）治疗。654例为非重度抑郁症，1377例为重度抑郁症。非重度和重度抑郁症患者在SSRI引起的抑郁情绪下降，和HDRS-6分量表测量的其他HDRS症状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然而，在剔除具有罕见极端基线值的患者后，使用HDRS-17总分作为疗效参数时，发现严重性和疗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与非重度抑郁症患者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对非HDRS-6项目的治疗反应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相比于HDRS-6项目的测量，非HDRS-6项目的测量更能表现出，重度抑郁患者比非重度抑郁患者在基线时的抑郁程度，要更严重也更普遍；因此，非严重抑郁症患者在非HDRS-6项目测量中的改善空间较小。

解释：在非重度抑郁症患者中，使用包括基线时发病率低的症状在内的疗效指标，可能会导致SSRIs对这些患者无效的解释。在HDRS-6项目测量获得的症状缓解方面，SSRIs在非重度抑郁症患者和重度抑郁症患者中似乎同样有效。

关键字：严重程度；抑郁症；疗效

重度和非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基线症状普遍程度

参考文献：Hieronymus F, Lisinski A, Nilsson S, et al. Influence of baseline severity on the effects of SSRIs in depression: an item-based, patient-level post-hoc analysis[J]. The Lancet Psychiatry, 2019, 6(9): 745-752.

校对/排版：Simon/小时 （brainnews编辑部）

前文阅读

1，046期抑研报｜产期及产后抑郁症的识别与处理在儿科的应用

2，045期抑研报｜消极性久坐行为与抑郁症间潜在联系：由睡眠问题介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