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希仁
经观财经眼专栏作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要监管，下玩套路。
上月末，全国各地财政数据陆续披露。在疫情的重创下，财政收入下滑已不可避免。但个别地方财政余额已亮“红灯”，却显得异常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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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政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支出55284亿元，同比下降5.7%。这是近四十年来，财政收入单季度最大跌幅。
全国除*藏西**增长5.7%外，其余各省区全部下跌，其中有12个省区跌幅超全国平均水平，跌幅最大的湖北同比下跌47.6%。
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湖北，同比暴跌属意料之中，而其中个别县暴跌超50%，也情有可原。
但最不能容忍的是，个别县财政余额跌破警戒线，据说国库资金还不够支付那些“吃财政饭”的官人一个月工资。
财政怎会突现如此“亏空”，真的全是疫情的“错”吗？
要知道，中央此前明确提出“六保”方针，在这“六保方针”里就有保基层运转。可若地方财政没钱，保基层运转也就无从谈起了，咱总不能让“官老爷”饿着肚子为人民服务吧！
如果基层运转保不住，那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基本民生估计也难囫囵保住了。
然而，最诡异的是，有县长反映，受疫情影响，有的县国库款真实余额“红灯”已亮。可省财政厅的回答却是：当前县财省管，省财政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库款“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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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县长和省财政厅为何会出现如此矛盾的反映呢？到底谁在玩套路？
其实，答案很明显。省财政厅只说监测数据显示正常，如果监测系统没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县财政在数据上作假了。
既然是作假，那一定有作假动机，县财政动机是啥？
据某智库调研显示，之所以在国库余额上作假，主要是担心被上级“约谈”。若被约谈，则会被警示，有可能影响“仕途”，至少不是啥光彩之事。
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当别的县都在作假时，你不作假就显得你“干事无能”。那以后升迁不就费劲了吗？
知道动机后，我们再看看县财政的作假手段是否高明。
据了解，一些县级财政部门会通过“压库”方式，掩盖国库款预警风险。
一名县长透露，县财政会把一些“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款”等暂时无法使用的资金，转移放到国库账上。但这些钱“能看不能用”，目的就是为了让上级监测到的国库款余额保持在安全线内。
看懂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移花接木”啊！
但该县长也无奈的表示，近年来，基层入不敷出的财政运行风险一直存在，今年疫情让该风险更加凸显。用有限的财政，去应对各项“必不可少”的支出，这让基层财政干部挠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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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说来，这锅不该让疫情来背了。但总要有人背吧，谁来？
据我一个当副镇长的同学透露，为了扶贫脱困保就业，上级政府要求各级乡镇增加公益性或服务性岗位，以此来安排贫困户或低保户就业。
他表示，上级政府的要求和出发点都是对的，但这些钱起初并没有纳入县级财政支出预算，等事后一统计才发现，这些岗位支出全“超标”了。
就拿一个疫情安检岗位来说，某村庄有十八条入村道路，每条放两人一班，日夜两班，每人管吃管住一天200元。不算上级发放的防疫物资，仅吃饭工资一个村一个月就要50万。
而这个镇有十个行政村、两个居委会，一个月的公益岗位支出就超过该镇半年的财政收入。可想而知，这个县的财政压力有多大。
那么县里没钱，难道省里就眼看着县里“财政闹饥荒”吗？肯定不会。
按照我国财政三级运行体系，县财政一切盈余或亏空都由省里统一调度。也就是说，如果哪个县财政出现不良状况，省财政一定是兜底的（债务除外）。
既然如此，那县政府为何不上报呢？
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私心太重。由于害怕“枪打出头鸟”，县里不敢承认国库款吃紧问题，怕被上级约谈或问责，只能持续这“10个瓶子9个盖”的游戏。
然而，一旦“盖不住”，对社会稳定将形成冲击。但个别县领导抱着任期内“不会暴雷”的侥幸心理，尽可能的将问题往后拖，结果“亏空雷”越攒越多，都指望后任接盘者“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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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级政府该如何对下级财政进行准确监测呢？其实这些法子政府都有，就看愿不愿意严格执行罢了。
其实在我看来，地方财政亏空，更多是花钱不够节约、项目不够严谨、采购缺乏市场化透明化导致的。
一般情况下，省级财政只掌握财权，而事权都在县政府。要想让县财政安全运行，则必须让省财政在履行财权之时，同步加入审计权。
用科学严谨的审计权对县级事权进行约束。就拿上述村庄道路疫情防控经费来说，真的有必要开每人每天200元的高薪吗？
要知道，这个工资在农村打着灯笼排着队都找不到，很多人托关系走后门才得到这项“肥差”，为何不能适当压减支出，更何况这还是志愿者岗位。
说白了，这就是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导致的。看别的县给多少，自己就给多少，也不想想自己能吃几碗饭。
此前，某县为了鼓励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抗疫，结果随口许诺凯旋归来就给编制。于是，个别编外医护积极参加抗疫，名为志愿者，实为有所图（仅个别情况，勿喷）。
而有趣的是，当这些医护成功凯旋归来后，地方政府又说今年就业压力大，编制非常紧张，所以等以后有了再说。
结果很多医护就炸锅了，感觉自己被政府忽悠了，要知道有编制和没编制，在财政支出上差距甚远（约1.5—2倍）。
但碍于社会舆论压力，某县政府还是硬着头皮能给尽给，根本不管财政能不能扛得住，而是把“仕途和政绩”放在首位。
因此，要想避免县级财政屡亮“红灯”，则必须对地方政府事权进行严格审计，用制度约束“无厘头”的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