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格利高里·派克到底是谁？！”利兰·海沃德冲电话里吼道。1942年的一天，好莱坞头号经纪人正在催促他的纽约办事处火速给出答案。
海沃德手边有一份150人名单，罗列了当下戏剧界最值得关注的编剧和演员，里面就有格利高里·派克的名字。通常情况下，海沃德只会忙于为亨利·方达、葛丽泰·嘉宝、朱迪·嘉兰和弗雷德·阿斯泰尔这样的大客户达成数百万美元的交易，无暇顾及新人。但派克是个例外，人们对这位百老汇新秀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事实上，此时此刻塞缪尔·高德温正在海沃德的另一条电话线上等着，这位电影巨头想和派克签一份7年合约。海沃德决定在得到答案之前，先见机行事。
“我愿意每周支付1000美元，”高德温主动开价。
“3000美元吧，”海沃德漫不经心地回应道。
两人都擅长虚张声势，而海沃德更精于此道。他以“电话里的托斯卡尼尼”闻名于世，哄骗、迷惑和操纵电话那端的人是其强项。他的女儿布鲁克·海沃德曾经这样描述她的父亲：“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处理业务，头埋在沙发垫子里，脚舒服地翘在沙发背上，手边有三、四部电话。”
塞缪尔·高德温是好莱坞最成功的独立制片人，凡是他看中的人绝非泛泛之辈，他有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明星，而发现他们的是制片人。”
听完关于派克的介绍，海沃德变得愈发好奇了。根据纽约办事处的描述，这位演员27岁，身高1米89，体重77公斤，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瘦削的体格和浓密的眉毛让人想起年轻时的亚伯拉罕·林肯——只是比后者更加性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声音，深沉、铿锵、具有穿透力，可以从舞台中央清晰地传到剧院最后一排。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不过，显然他很聪明，也很有野心。他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难以捉摸的明星气质。
接下来才是最诱人的部分。格利高里·派克的骶髂关节受过伤，被认定为4-F（美军术语：征兵体检不合格者），这使他失去了服兵役的资格。
看来海沃德即将到手一个可以在制片厂老板面前晃来晃去的诱饵。随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好莱坞陷入了演员荒。最优秀的男明星们纷纷响应战斗号召，克拉克·盖博、泰隆·鲍华、詹姆斯·斯图尔特、亨利·方达、罗伯特·蒙哥马利、罗伯特·泰勒和小道格拉斯·范朋克都上了前线。因此，各大制片厂迫切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替他们挑大梁的年轻人。
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他！制片人向他们的星探下达命令：不放弃全美范围内的每一场演出，哪怕是一出令人难以卒睹的高中校园剧。最重要的是，*攻围**百老汇大道，抢到剧院最前排的座位。如果某个表演者符合条件，那么立刻拿到他的资料；如果他碰巧是4-F，那就在他身上撒一张大网，拖也要把他拖回来，或者至少要弄清他的经纪人姓甚名谁。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前途无量的派克先生，利兰·海沃德直接拨通了他的电话。“制片厂老板想见你一面，”他嗓音嘶哑，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和紧张。“赶紧过来吧，食宿我全包。”
派克并没有马上答应。首先，他是一个反刍者，喜欢反复思考才做决定。再者，他很害羞，一想到要在好莱坞权贵面前亮相，就紧张得要命。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的经历。
派克并非生来就引人注目。事实上，他步入演艺圈纯属偶然。他出生在加州的拉霍亚，那是圣迭戈市郊的一个海滨小镇。虽然今天的拉霍亚已经是富人区，居住着企业家、科学家和拿着丰厚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但在那时并不显赫，民风极其保守，而且地处偏远。这个地方感觉很像阿拉巴马州的梅科姆，那是派克在《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中扮演的经典角色阿迪克斯·芬奇虚构的家乡。
在拉霍亚，人与人之间没有秘密可言。派克出身于一个“破碎的家庭”，情感上受过创伤。他很早就学会了独立，但视野非常有限。他一度满足于当一名卡车司机，在这方面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曾经表演过将一辆油罐车侧着驶过小镇的绝技。然后——就像他非凡一生中屡见不鲜的那样——一个女人在恰当的时候从背后推了他一把。他的女友贝蒂·克拉迪敦促他努力上进，于是他北上伯克利，主修英语。在那里，他迷上了表演，发着高烧完成了最后一次考试，匆匆赶往纽约。
派克经常用“运气”这个词来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喜欢把自己描绘成幸运女神的宠儿，这也许是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太多尴尬和憋屈的缘故，也可能是想要借此消除别人对他的嫉妒心。总之，初到纽约，他不仅运气好，而且表现出了创造运气的能力，让自己左右逢源。
在这方面，他并不孤单。正如《纽约客》专栏作家E.B. 怀特在一篇关于这座城市的文章中所说：
“曼哈顿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客，他们在别的地方下了赌注，然后来到这里兑奖。纽约就是这样一座*场赌**，这是这座城市的神秘特质。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没有人应该来纽约生活，除非他是一个赌徒。”
在曼哈顿，派克获得了久负盛名的社区剧场戏剧学院的两年奖学金。学费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显然，他对一个有抱负的演员勉强糊口的生活很在行。他卖过血，在投币自助餐厅吃过饭（后来他声称那里的鸡蛋和培根是“纽约最好吃的”），甚至偶尔在中央公园露宿。在那个时代，纽约还是很安全的，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家当存放在中央车站的储物柜里，然后加入在星空下打盹的流浪汉行列。
“我提前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毕竟这是一次冒险，”派克回忆说。“我们没有钱去看戏，只能等到第一幕结束后人们出来抽烟。我们混在他们中间，溜进剧院寻找空座位，所以百老汇上演的所有剧目我都是从第二幕或第三幕看起的。”多年后，他告诉记者皮特·哈米尔，“那时我从未感觉这么饿，也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戏剧的熏陶让一切付出都很值得。在戏剧学院，他接触到了一批富于激情和才华的专业人士。桑福德·迈斯纳是这所学院的院长，他来自群众剧团，该剧团在20世纪三十年代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戏剧表演方式，演员将人物的真实心理活动呈现于舞台之上，创造出一种情感现实主义，令评论家和观众兴奋不已。派克的同学包括托尼·兰德尔、伊莱·瓦拉赫和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迈斯纳后来还培养出了乔安妮·伍德沃德、黛安·基顿、罗伯特·杜瓦尔和格蕾丝·凯利等一批明星。
他每周上三次玛莎·格雷厄姆的形体课。格雷厄姆当时45岁，是现代舞的先驱，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她具有绝对的权威，她的纪律就是天条，任何人不得违抗，”派克多年后回忆起她时仍然心存敬畏。“她的艺术概念有些模糊，你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她在说什么，但她是一个神圣的怪物，是情感的喷泉，也是一个暴君式的女人。如果被激怒，她会把电话从墙上扯下来。”
格雷厄姆的课程包括严格的拉伸训练。尽管彼时的派克动作迟缓，但他仍然渴望给大家留下好印象。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一项训练莫过于双腿并拢伸直，然后尽可能地用头去触碰膝盖。他环顾四周，看到班上的女孩像橡皮筋一样伸缩自如，而男孩们也不甘落后。就在这时，格雷厄姆来到他的身后，用膝盖顶着他的背说：“加油，格利高里，你能做到的。”话音未落，只听咔啪一声巨响。
第二天早上，他疼得动不了。检查结果显示他有椎间盘突出。他花了几个星期接受整骨医生和脊柱专家各种形式的治疗，直到他重新站立起来，但骶髂关节的损伤是无法痊愈的。
派克因此免除了兵役，但他活得并不轻松。英雄们奔赴战场，任何4-F的人不是被鄙视就是被同情。为了不被人看低一等，他以学徒的身份加入了夏季巡回剧团，更加刻苦地学习。一个人不能忽视奉献在他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派克缺乏过人的天赋，但坚韧弥补了这一点。资深演员海伦·海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演员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强迫症，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坚持下来。这太残酷了，比在新兵营还要糟糕。”
摆在派克面前的是一条不平坦的路，而陪伴他的则是长途旅行、硬得像砖头的三明治和电池液般的酸咖啡。他很孤独，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全感，经常无所事事。就在这时，格蕾塔·科宁登场了。她是格思里·麦克林蒂奇巡回剧团当家明星凯瑟琳·康奈尔的美发师，一些传记作者将她的职位提升为康奈尔的秘书，但派克说：“错了，她就是美发师，一个手艺很棒的美发师，甚至会做那些复杂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发型。”
格蕾塔比派克大5岁，离过婚，活泼乐观，无论外貌和性格都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拥有玉米丝般的金发、浅色的皮肤和宽阔的颧骨，一个瘦小的女人，站直了还够不到派克的肩膀。尽管派克在身高和智力上都强于她，但正是小小的格蕾塔给了他充分的自信。1941年12月8日，巡回剧团抵达旧金山，这座城市因前一天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大面积停电，在一片黑暗中，派克向格蕾塔求婚了。
她对他演技的信任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1942年，当派克在埃姆林·威廉姆斯的话剧《清晨之星》中担任主角时，一位剧评家尖刻地批评该剧在费城的试演：“派克先生看起来更像是裁缝店里的木头人，而不是一个将要走向百老汇的演员。”派克伤心欲绝，紧紧抱住格蕾塔。她一遍又一遍地和他对的台词，直到她嘶哑着喉咙说，“我快疯了！”结果，该剧在百老汇上演时，他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好评，正是从那时起，他成了星探们追逐的目标。
《清晨之星》演了近一个月，派克和格蕾塔在此期间订了婚。“我已经26岁，到了男人必须结婚的时候了，”他解释说。另一个促使他们结婚的原因是格蕾塔拒绝和派克上床——尽管她以前结过婚——直到他们的关系合法化。在纽约的时候，她住在她哥哥保罗位于东39街没有电梯的小公寓里，月租金14美元，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公用厨房。保罗允许派克也住进来，但格蕾塔拒绝结婚之前与他共用一间卧室。
多年后，派克说他和格蕾塔只是萍水相逢。与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安全产生了深深的渴望，婚姻为躲避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变革之风和灾难飓风”提供了避难所。
格蕾塔来自一个充满爱的芬兰家庭。1911年1月25日，怀孕八个月的母亲在从乡下乘火车回赫尔辛基的路上临产了。格蕾塔出生在火车站，她回忆说：“那天的天气冷得不能再冷了，而我还光着身子。”
她的父母在她两岁时从赫尔辛基移民到美国，定居在泽西城。她的父亲是蒂芙尼的钟表匠，他死后，母亲改嫁了，如今住在纽约州芬格湖区哈尔西山谷的一个大农场里。对于来自破碎家庭的派克来说，与格蕾塔结婚是他最好的归宿。此外，他们也不至于挨饿。格蕾塔做美发师，每周有60美元的稳定收入。
即使按照战时标准，婚礼也是非常即兴的。派克和格蕾塔请上各自的好友一起去看1942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由纽约洋基队对阵圣路易斯红雀队。比赛结束后，一群人来到第三大道的棕榈餐厅，享用了5美元一块的牛排。晚上9点20分，他们闯入位于第61街和公园大道交汇处的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已经准备就寝的张伯伦牧师被临时叫起来为他们主持婚礼。虽然到场的亲戚只有格蕾塔的哥哥保罗，但她母亲还是送给他们一块自己做的蕾丝桌布。
这对新婚夫妇继续在保罗的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1942年12月10日，派克的下一部戏《柳树与我》在百老汇上演。当他开始拿到每周200美元的报酬时，他们在列克星敦大道的联排别墅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柳树与我》没演多久就被撤下，于是账单开始摞成了堆。派克讨厌负债，他亲眼目睹父亲的药房生意破产，从小就知道那种失败对一个男人构成的打击多么巨大。
在所有给他寄帐单的人当中，没有谁比波克雷斯医生更慷慨了。波克雷斯是公认的“明星牙医”，他得到这个称谓，是因为来他诊所整过牙的年轻演员大多干出了名堂。派克欠了他1400美元，为的是让自己笑起来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