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过去那个人不存在啦！”
“死了？”袁永洲问道。
“我习惯了一个人。”冯殊沉默良久，缓口气说，“我还是很想母亲，想我的老婆杨娇，你晓得她有病，这辈子治不好了。我想我的孩子。我时常也会想起你来！有点怪不？”
“是哦。我相信！”对此，袁永洲并不表示半点怀疑。
希望干部允许他们跟外头通信。
“暂时，怕会有不少困难哟。”他理解地说。
好像冯殊表示赞同，也持同样观点。写一封家信寄出去，会透露什么机密？老婆。老婆。冯殊一个劲对空气唠叨，“你必须记好了，不管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你都别忘了要等着我……这种单位有规定，绝对不允许离开。”好像是，疯妻杨娇就站在他对面……
稍不留神。冯殊半醒半睡着时在猫头鹰的“球谱，球谱”叫声中摘下了小心翼翼戴上的木壳面具。他勉强回忆起来几个罪人的名字：刘树棠、长鹰钩鼻子的温太飞、拿勃朗宁手枪的韩涛翼和他的妻子张氏、酒糟鼻汪晓文、还有穿旗袍的女人杨锂婷和坐在最后那排男人的名字他实在想不起来。司机。有一个人是突然从脑海中闪现出来的名字，好像叫瞿达清。
判冯殊十年有期，实际上他只坐了八年，熬过了苦不堪言的囚徒生活，他们总算是活了下来。当年他和袁永洲都没有被枪毙。他们亲眼看到过好过鲜活的生命死去，一声枪响，小腿一蹬，就这样：死啦！有的事先已经吓得软了，尿裤子，疯了，变成了白痴。朝前一扑连腿都不动弹一下。说起来，他们这些人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毕竟是还活着。在服刑的漫长岁月里冯殊还一次次想起了当年逃亡路上被他遗弃的老三。他告诉袁永洲，自己莫名其妙的就会想到老三的死，同时想妻子，担心她得快要疯掉。一小堆烧好的洋芋被他三下五除二地吃了个精光，狼吞虎咽，活像偷来的一样。他拍打着手巴掌，站起来，又走到水沟边。冯殊蹲在石头上用手荡开冰渣舀冬天暖和的水仰起下巴咕嘟咕嘟喝了个饱。即使这样，他也从不坏肚子。
天边的块云是铅灰色，更接近黑色。头顶一些片云却是橘红色。
他给大队放马。冯殊走了回来，又继续坐在那堆野火边。抬头，看见三匹马（两匹枣红阔马一匹小叫马）站在草笼背后。看不到的地方另外还有十七匹。仿佛，他闻到风吹送来的马尿味。还没长定的小叫马相当调皮。
冯殊喜欢小叫马。他闻到一股浓烈汗味。
他经常爱做梦，在梦里，冯殊孤独地站在小树林中。在寻找古庙。眺望着老监房。所有人睡在三合土垫着干草的大牢房潮湿的地上，和鬼打交道，他们父子一次又一次重逢。尽管吃惊，但他脸上从不露半点声色，彼此更不敢多话。
“人心隔肚皮嘛。”
“跟鬼打交道也是一样。”
他依稀记得曾经见到过女犯人。
“是个拐卖犯。”他当时说。
穿板栗色囚服的一个家伙沿排水沟走路，宽大的服装太难看了。沟帮上，歪歪扭扭长着二十七棵水曲柳。“就连飞过的麻雀，跑过的耗子也全都是公的。”一个人对冯殊说。
“*他妈你**的真快疯了。”第二个脸部瘦些的人说。
“我完全正常。”他抗议道，“生理需要，我想女人天经地义！”
大队1954年夏枪毙了一个鸡奸杀人犯，他在鸡公山大穿洞曾当过大半年土匪。
听人说他患了精神分裂症。
这个梦变得有不少地方混乱起来。
袁永洲和冯殊躲过监视，在工地上，灌木刺笼中摘下刺莓拼命塞进嘴里，味道很甜。他俩找机会说分别后的事情。冯殊被捕判刑以后，这才隔年多，连袁永洲自己也突然变成泥菩萨过河。袁永洲诚恳地告诉冯殊说：
“其实呢，我早就自身难保了。”
尽管说起来袁永洲是老革命。但谁都不敢保证，在漫长的战争岁月，在复杂环境中他一直就是名坚定革命者。冯殊瞪大眼睛，他很难理解这种解释。感到无比困惑。
莫非他不会变成一名叛徒？他确实曾经被捕过，而后，莫名其妙被释放。冯殊差点忘了正是自己放跑的这名前游击队员，*产党共**地工。他有些五心不定地加快了脚步，想立即看到“老朋友”袁永洲。关于这件事冯殊最清楚不过。现在两个人都在放马，突然下雨了，他俩在山坡上“巧遇”。直盯住对方抽支烟的功夫，冷不防，冯殊把他使劲推一把。
他跳过了水沟，脚下刚站稳，一转身直怔怔打量冯殊。在四合院，有个朋友居然用薄铁皮磨制的小刀割血管给他看。老袁不怕挨处分，罪名加重，拼命死揍那个狗*种杂**。他从前不是火爆脾气。
“软蛋！”
“对我说说，怎么回事？”
“搞不清楚哟。”
这段历史他当真越搅和越发说不清楚。那个“发善心”放了他的冯殊会不会是个潜伏特务，更需要进一步调查。当年，以安镇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迅速以失败告终。起义骨干也大部分牺牲了。老卢是特支书记，也是永安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和组织者。
袁永洲一度专门负责老卢与省工委之间的联络工作。
1954年3月，有一名关在狱中，过去参加并组织了这次武装起义的前游击队员，姓华，名字叫华强，被定性为叛徒。是他出卖并杀害了游击队领导人之一老向，证据确凿。临刑前，这人揭发袁永洲在安镇起义前夕曾经被国民*党**盘州县警察局抓捕过的事实。“很有可能袁永洲叛变过，”华强说，“当时就怀疑。他被释放解释太蹊跷了。”
材料太少（大部分被烧毁），他的一面之词大有隐情。华强是不是妄想立功减刑？
天知道！但他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老袁你为什么要向组织上隐瞒实情呢？”
“并没有任何隐瞒。”他坚定回答。
当年袁永洲确实就只是向老申一个人汇报过。被捕及释放过程老申全部都知道，老申早就牺牲了，现在，死无对证。需要书面材料以及当事人的证词。那时候忙糊涂了，没办法，起义失败，大家有成堆、更重要的工作干。“袁永洲的确是通过了政审的。”一个人曾替他说话。但更具体的证据！要铁证。一切要等将来局势缓和下来。后来老申就突然牺牲了。当然，这不足以说明他变节过。早年间，袁永洲出狱归队后，曾向组织上汇报了他在狱中七个月的全部详细情况。他能够获释，拜托了，纯属意外。是因为国民*党**的县司法官梅飞（特务，他在宪兵呆过，听命于谷正纲。现证明人是假的，由冯殊冒名顶替）新官上任的时候，有一次他到监狱视事，轻率地觉得袁永洲并没有大问题。
“就这样简单？”
“可能吗！”
“未免过份牵强。怎么能够说服人呢。”
假司法官（另一个特务冯殊）就是想干点实事，出业绩，也是阴差阳错。
“这材料就算是他的一面之词，”别人说，“也同样漏洞百出。”
“你想想吧，哪会有如此荒唐的司法官！”社会部另一个侦察员对上级说道。
现在仔细回忆，不漏掉任何细节。他当年的确并没有暴露。那个时候监狱里头人满为患。司法官冯殊一来，当时被放走的人很多。袁永洲也确实伪装得很好，冯殊就是大意把他当成了一名普通犯人。而这个（疑是特务）冯殊的证词好像也不足为凭。
何况，两个人后来还有勾结。他本是冒名顶替的县司法官，其任务交待不清楚，在冯珠身上一直又有谷正伦委派潜伏特务嫌疑。若由他想帮着袁永洲证明这段历史，无疑只可能越描越黑。也就是说，不清不楚靠蒙混过不了关，必须得有推不翻的铁证。
“除非是老申死而复生。”
但是，这可能吗？
在1948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照理说，按照相关组织程序，袁永洲也接受了组织上对他的严格调查和考验，换句话说，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紧接着，情况又有了重大变化。但当时的局面实在太复杂了。怎么事情偏会这样凑巧？也就是说，并不排除有内奸的可能。
武装起义的另外三名主要负责人老卢、李雨维和姜虹都在起义失败之后率领起义队伍向麻布河山区转移的途中先后牺牲了。那也就是说“死无对证”。袁永洲案变得扑朔迷离。关于联络员袁永洲变节案，恰好相反，现在至少有一名人证。他名字叫华强。华强当年还是安镇中学的学生，*共中***党**员。1949年他入狱后写了*党退**申明。解放后他曾一度对组织部门辩解说，当时没有出卖同志（事实上出卖了多人并致使他们牺牲），写“悔过自新书”就是迫不得已。因为华的父母、亲戚轮番上阵劝说他。于是他就写了声明。
但他在狱中并没有出卖任何同志（辩解词原话）。而敌人认为华强只是一名中学生，年龄小，是受到胁迫，加上华家又是当地大族，很有权势、财力，所以轻松放他过关。他和老卢、老李、老姜曾一起在安镇中学共过事。所以认得联络员袁永洲。
他们共同发动了武装起义。
经查实，1948年游击队转战途中，华强枪杀副司令老向事实成立，证据铁板钉丁，但其动机成谜。这个人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不假。永、安两地起义失败以后，队伍转战山区打游击。1948年他被国民*党**土匪抓住，为活命在大孤山监狱向敌人投降。“实情并不是这样。”华强临死前不服，嘀咕一句。
华强亲笔写下的*党脱**声明，漂亮行书，血指拇印，白纸黑字，他无从抵赖。他当年没有供出袁永洲，一是这个省工委和永安地区的联络员在狱中使用了化名，第二，他很有可能并不知道队伍打散后袁永洲的具体下落。
老袁是本地人。不久，他成功地离开盘州城的县监狱。
他还提到了另外两件历史悬案，如此一来，就加重了袁永洲的嫌疑。1945年从省城来经安镇中学转移出去的两名*产党共**干部，分别是叫罗宗江和梁本菊。他俩是和袁永洲一起从贵阳到安镇中学来的，两人总共在学校只住了十七天。后来，经过组织的秘密渠道，他们被送往云南沾益。将近一年后，组织上才得知当时的实情：罗宗江和梁本菊都在沾益秘密被捕，先后被敌人杀害。罗宗江也就是罗江烈士。梁本菊就是肖本菊烈士。
他提醒说：“两人的被捕一直成谜。”
解放初期，中央组织部门责成社会部、公安部门对前省工委一名负责人岳晓山烈士，也就是顾宁同志的死因多方面展开调查，想弄清楚真相。长期怀疑他是被叛徒出卖的，必须搞明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解他被捕牺牲的前后经过，还专门派外调来查过肖本菊烈士遇害详情。
他二人是夫妻。
华强提到的第二件事，在永、安两地起义爆发的前夜，袁永洲和老卢、李雨维校长、姜虹都发生了激烈争吵。具体是什么原因？现在三人已死，而袁永洲并不承认有过这样一次争吵。“他肯定会假装想不起来。”
这家伙气得直叫喊，嘴唇发乌。
会不会是叛徒华强为了保命，单纯想立功减刑，乱攀咬呢？下这种结论，需要铁的证据。所有证据都对他不利，最后，袁永洲被撒职。转捕。第二年，国内、国际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压镇**反革命运动随之升级，打击范围和力度都更进一步扩大。局势变得更为困难，真假敌人难辨。大多数历史遗留案件，缺乏第一手资料。当事人根本找不到。就连华强也出人意料地判了死刑。
袁永洲变节投敌案就成了名符其实的一桩疑案。加上冯殊的身份，雪上加霜，完全不可能反过来替袁永洲再证明些什么。而且，冯殊自己也多次命悬一线。
有好几次，他都已经被押解到刑场上去了，差点死刑。当然，这些可怕的故事，身处劳改队外面的大部分人完全不会知道。虽然说，尽管人在外面，社会动荡，也自有在外面的难处。当然指的是唯一能帮得上冯殊忙的老师梅善雪。
梅善雪是革命元勋，著名的*党**外人士。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进入了新的省政协工作。解放初期，这种情况很多，从北京到小地方，为了稳定大局计，他们倒也不完全是种摆设。新政权还是相当尊重这些人的。当年，就连梅老先生自己也感觉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若肯出面帮自己的学生说一句话，还是有相当份量的。
他倒是真心想过要保冯殊。但是，尽管他努力了，却没能保住他。“当真也尽力了。”面对新时代，年迈的梅善雪有些不知所措，身体也不好。在政协的会议上他经常无缘无故说错话，受到同志们善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