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徐汇区医院求医不顺，还要求换医院检查，这样的结果是在我的期望之外，我一时没料到，当时就特别的失望，心底便丛生出一股怨气。
上文叙述的徐汇求医过程，那种怨气就明显地在文字中弥漫开来。有网友在底下留言：“去看医生并不是要得到什么心理安慰，而是要得到医生最准确的判断和指引……若以做这种手术的数量来计，Y的团队是全国第一，术后五年生存率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换一个角度来说，医生也是人啊。”
现在冷静下来，回过头来想想，假如我是医生，每天接诊不计其数的病人，没休息时间，我也不见得比他做得更好。这么想想，不该抱怨了，命而已，只不过当时，我把医生当成治病救人的神了，可医生毕竟也就是个人。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那么，在此申明一下：我所写的只不过是我个人在上海求医的经历，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感，只提供参考，不针对哪个人。下面言归正传。
在去浦东区肿瘤医院的车上，我表现出的是神情淡然，但当时的内心是苦涩的，是迷茫的，是害怕的，感觉眼前云雾重重，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到了目的地，已是中午时分，那时医院门诊医生都已经下了班。接下来的记忆有点缺失，我想不起来是那天下午挂号，还是第二天早上挂号的。只记得到那医院大门口时，我们不知道还要挂号，直接打电话找那名片上的医生，姓什么我也都忘了。那医生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下班了，我们就诊前要提前挂号领个病历卡，挂普通号就行。我还记得当时不仅仅我们一家是从徐汇介绍过来的，我们边上有好几群人，他们也是从徐汇那医院过来的，他们的眼神也都是迷惘的，焦虑的，用手机不知跟哪个通话，寻找接诊的医生。
我就记得我挂的是肝胆胰腺科普通门诊号。想起来了，应该是又一天的上午了。
因为挂号那一天的早上，我们去医院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卖烤红薯的，我老公深吸了一口气，说：“好香！我想吃”。我买了一个滚烫的大红薯递给轮椅上的他。他于是问我：“你早上不也要吃吗？怎么不给自己买点呢？”
我当时的嘴里是焦渴的，苦茵茵的，我没有胃口，一点都不想吃东西，于是就说了一句：我不饿。
他在轮椅上只掰吃了一点点，夸赞着烤红薯的香甜，然后又说吃饱了，就把那还是滚烫的红薯递给我：“你也尝尝，真甜。”我当时接过来，却不想吃，说等会儿再吃吧。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发起脾气：“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什么都不吃，想把身体拖垮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就在乎你的身体。你别让我烦呀！”
我意识到了我的失态给他带来了压力。没办法，我开始吃起手中的红薯。虽然当时食不知味，但是那一幕我至今印象深刻。
这医院医生的接诊场面，又是重复前一天的场景，不过规模小一点，我似乎习惯了，也就不觉震憾了。
记得我们的前面有位二十几岁的姑娘，她披着齐肩的直发，一脸平静地坐在医生面前，看起来特别漂亮。站在她身边的男人应该是她父亲，那父亲正向医生讲述她的情况，并向医生说他想让女儿尝试靶向治疗。
那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很少，头顶上谢了顶，他也面对一条长龙似的病人，但他的脸上没焦急的神色，而是从容的，和蔼可亲的。他仔细地看了看病历报告单，又仔细地瞧瞧那姑娘的脸，眼里露出怜惜的神色，他对那父亲说：“看她的精神状态还不错嘛，肯定有希望的。靶向治疗效果肯定好，副作用又小，但是问题就在于先要基因配对，如果检测配对得起来就是好事，效果大大的；如果比对失败，那么，你们那万把块钱就丢到水里去了。”说完这话，他的手还做个扔的动作。那父亲神色坚毅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尝试一下。”于是医生开起一个什么单子来递给他，让他们去检查什么了。
还有一位病人，瘦骨嶙峋，鼻腔里还插着根氧气管，也是坐轮椅过来的，看起来五十多岁。他的家属向医生介绍：“做了几期化疗，效果不怎么样，现在又检查出来了有肠梗阻，这样还能化疗吗？”医生用同样悲天悯人的眼神注视着病人，同情地摇着头说：“这可不能化疗了，你们最好先带他去其它医院，治好肠梗阻，身体恢复了才能来我们医院化疗。不然，这是人命的事。早一点去啊，越早越好。”那家属失望地推走了轮椅上的病人。
轮到我们了，我将老公推到他面前，他也一脸怜悯地看着我老公，说：“这小伙子还这么年轻，很帅气嘛，他是什么地方这么不幸呀？”我递给他一叠病历报告，他看得很仔细，后又注视着我老公：“他吃亏就吃亏在这脾手术上，现在这样的身体没法儿再承受大手术了，只能先行化疗。怎么这鼻孔里还有根管子呀，挂的是什么呀？”
我解释说是胆汁，是我们那里的医生要求挂的，胆汁可以消化胃里的食物的。他摇了摇头说：“按道理是这样的，但这胆汁看着不纯了，都污染了呀，没益的，起不到多大效果。他这样天天挂着有多难受，多没生活质量，住院后就给拿掉吧。”我老公立即附和着说难受，我们也说等住院后让医生抽掉可行。
医生说：“那么就这样吧。先还是要必须做必要的大检查，以我们的检测结果为标准，然后再办理住院手续来化疗，你们说这样可以吗？”
我们点头。他开了几大检测项目单：心电图、各项血检、超强CT等等，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做这些检查。
如果说第一个专家给我们带来了失望，那么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重生的希望，我们都说这样的医生才是认真负责的好医生。他也一直忙碌不停，但是他很有耐心，接诊病人的时间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分钟。期间，我看他的一个助手女医生给他带来盒饭，他一直没时间吃，那助手医生还不断提醒他先吃着再说……可见，医生对患者的态度，不仅决定患者的好坏心态，也决定着我们家属的微妙心理。
几项大检查之后，我老公松了一口气，又说他饿了，他想加餐，便在一个小饭店里点了好几样荤菜，并说这次他自己请客，请我和他姐姐吃饭，让我们也点几样自己喜欢吃的，而且结账时他非要用自己的手机微信付款，跟我都客气起来了。我在想：他是不是看到了希望，才有这样的好心情呢？
拿血检报告单的那天早上，他起得比我们都早，坐在窗前看外面的风景，还拿着手机拍照。（我们入住的是一个乡郊处的小宾馆，市内宾馆价格太贵，我们宁愿花七八十元的车费打车去郊区宾馆入住。）我也连忙起床来到窗前。
外面的风景确实漂亮，当时是十月尾，窗外的田野里，稻子刚刚收割结束，稻田里的稻茬金黄一片，稻田与稻田间的河沟里，能看得见水流的清澈，很有农家的田园气息。他见我也站在他旁边看窗外，说：“要是我现在身体是健康的多好啊！”我说：“配合医生治疗，以后会健康的。”
去医院拿了血检报告单后，又拿到那医生办公室，准备办住院手续。那位五十多岁的医生当时不在，只有一个助手女医生在，她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像实习医生。我不太相信她，说要找昨天接诊的那个医生。这年轻的女医生说：“他有事，今天来不了，交给我是一样的。”我便把血检报告单交给了她看，她看得很细致，突然皱紧了眉头，我便感觉大事不好。
果然，她说：“这血检单上的淀粉酶怎么这么高呀？证明他并发了胰腺炎。那他这样现在没办法化疗了，必须先治好胰腺炎再说。”
我急了：“那也先要住院后才能治疗啊。你先帮我们住下院，再慢慢治疗。”
“可是我们医院只管癌症病人的化疗，治不了胰腺炎呀。这么吧，我介绍另一个医院给你，那里可治胰腺炎，专打一种能降淀粉酶的针。”她说。
我的心往冰窟窿里一掉。
“算了，我不治了，干脆我们就回家吧，我也不想化疗了，我想要的是生活质量。”我老公说道，并自己就想转过轮椅。不知为啥，可能是幻觉，我觉得他当时的表情依旧很放松。
“既然来了，总要看看，那我们不如再瞧瞧中医门诊吧？”他姐姐商议道。
那女医生也点了点头，说：“如果你们相信中医，也可以去看看。”
于是我立即去一楼大厅又挂了个中医号。中医门诊就在这胰腺科门诊的隔壁，（我当时很意外，但没错，就在隔壁。）是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并没有需要接诊的病人，只有一位医生坐在办公桌前看电脑。
他见我们来了，往电脑里输了我们的就诊卡，上面的病情信息就早已在电脑里了。他都不需要问我们具体情况，只是说了声：“我先申明一下，我开的这些中药只能起化疗后的辅助作用，增强人体抵抗力的，对这种病是没多大治疗效果的。能接受化疗还是化疗好！”
尽管他这么说，我们还是恳求着他开一些适合病人体质的中药。他开始在电脑里输一些中药明细单了，并说：“暂时医院内没这些中药的，我现在开的单子是要从厂家调，药一时来不了，你们留个地址吧，到时候厂家会根据单子直接寄过去。”在收费处缴了五百多块钱的中药费后，我们千恩万谢地留下了地址，之后不知在什么心情下离开了那个医院。
回宾馆后，老公说他的腹部又在隐隐的作痛，他想回家了。我万般无奈下，突然想起他的表姐曾说过表姐夫与我们地方的一个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熟，便决定打电话给他表姐另寻出路。
电话中，我同表姐叙述了上海求医的历程，说医生说的这个并发的胰腺炎必须得治，然后才能其它的后续治疗，上海我不相信了，我们现在想回来治疗，先治胰腺炎，问表姐夫能不能找找关系进这个肿瘤医院。她立即答应了。
不多久她就微信回复说：行，回来时随便什么时间去住院都可以。并给了我表姐夫的手机号，说想住院时可以随时联系。
我们当晚就订了回家的火车票。在上海辗转奔波了几天，却是徒劳无功，想着都泄气。第二天，我们就回了安庆，对上海再没一点留恋。动车上就打了电话给表姐夫说要住院，让他联系医院。动车到安庆火车站，我们没回家了，就直接打的去了我们地方的肿瘤医院——第二人民医院。老公的表姐夫早已在医院大门口等候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