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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宋的社会政治生态及其成因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内容摘要：对于南宋的社会政治生态，以往学术界的评价大都很低，主要认为：一是权相政治，帝王并无多少权力；二是腐败无能，只顾享受、不图进取；三是赋税繁多，农民负担沉重。不过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南宋虽然出现了四次权相专权的局面，但在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中，帝王仍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士大夫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民变虽然不断，但没有构成对政权的直接威胁，整个社会相对显得和谐。出现这种政治生态的原因，一是南宋秉承了北宋以来的一系列祖宗家法，从制度层面上防范了“内患”的发生。二是注重儒家道德的教育，使忠君爱国思想成了社会上比较普遍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帝王作风的“民主化”倾向，增强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减少施政中的失误。四是最高统治者的相对节俭和对民生的关怀，争取了民心。但是，南宋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其历史局限性的存在，特别是对腐败惩治不力，贪官污吏横行，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削弱了防御外侮的能力。
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Email：hehehe38@126.com
唯家之索——隆祐孟后在南宋初期政局中的位置
“The subversion of the family”: Empress Meng and her role in the politics in early Southern Song
内容摘要：《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可以说是宋哲宗孟后（1073—1131）的人生写照。细数她的人生点滴，总在人们以为幸运的时刻埋藏着未来的祸变，或在祸变之时出现人生的转机。她16岁入宫，在哲宗（1085—1100在位）祖母宣仁高太皇太后（1032—1093）的坚持下得立为皇后，母仪天下，却在五年后被废。哲宗过世，她曾复位号，被接入宫中，却又迅即因朝廷政争而再次被废。靖康难起，高宗（1127—1162在位）继统，南宋初期政权的建立与稳定，或谓关键即在孟后。她曾两次垂帘，但都迅即还政。本文拟先梳理其与政局相牵动的一生，再就其政治位置分析其身为太后在南宋立国之际帝系政权移转中的作用与权力性质，最后则藉勾勒、还原孟后史事的论证处理过程，检讨史料的证据性，以及历史记述与事实的可能关系。
刘静贞，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Email: jeanccliu@gmail.com
宋代的战船种类与水战方式
Types of warships and ways of fighting on water in the Song Dynasties
内容摘要：北宋初期十分重视战船和水军建设，在平定南唐时，水军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南宋的江防和海防成为国防要务，为此更加大力发展战船。南宋战船，从形制、功能到动力分类十分丰富，不同战船功能各异，相互补充。宋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战船编成思想并运用于实战。南宋在继承和发展历代水战中各种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远战和近战的多种作战方式，在抗击金和蒙元的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黄纯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院长，先后在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宋史及中国经济史。Email: hcy67@shnu.edu.cn
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南宋经济再评价
Reassessment of the Southern Song ’s economy in the perspective of agro-commercial society
内容摘要：本文以农商社会为视角，对南宋经济的实力、活力与潜力作一探讨。作者认为南宋时期我国从中古农业社会跨入近世农商社会阶段，南宋时期农商并重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二是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三是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四是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五是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
葛金芳，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Email:ge0219@126.com
宋代“乳香”考——兼及《庆元条法事类》中的相关内容
A textual study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about the “frankincense” in the Song Dynasties: The concerning parts of “Items of the Qingyuan Regulations”
内容摘要：乳香产自北非、西亚，经印度洋、东南亚运至中国，在古代是一种珍贵的香科。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了《庆元条法事类》中乳香的相关史料，并分析了宋代政府对乳香的相关政策，乳香在宋代时的进口数量，以及乳香在医药学、宗教等诸方面的用途等。
土肥祐子，日本大妻女子大学非常勤讲师。Email: dohiyuko@db3.so-net.ne.jp
南宋森林覆盖率及其变迁原因研究
The forest coverage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changes
内容摘要：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多林的国家，经考证分析在4000年前的远古时代，森林覆盖率高达57%左右。其中，东南部地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0%—90%，部分地区甚至高达90%以上；西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则在26%以下。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森林资源日趋减少，森林结构及其地域分布也不断变化。到公元1000年左右的北宋前期与1200年前后的南宋中后期，森林覆盖率整体分别降低到42%与40%左右。但仅从南宋所辖政区范围约205万平方千米计，森林覆盖率当时则仍高达65%左右。不过，即使在南宋境内，其不同地区森林覆盖率的分布及其变化也有较大的差别。造成南宋不同地区森林覆盖率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依次是毁林垦荒，建筑用材，薪炭消耗，车船、家具、农具与棺椁等各种木器制作，矿冶、煮盐与烧制瓷器用材，栈道修建与战乱伐木对森林的砍伐等。从整体的生态环境状态看，南宋仍然处于相对良好的生态系统平衡阶段。
张全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Email:zhangqmlaoshi@126.com
朱熹的社仓法及其对元明的影响
Zhu Xi ’s “Practices of Community Granary” and their influence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内容摘要：我国自隋唐以后，国家设有常平仓和义仓，以备天灾，后又设社仓，与前二仓互相为用。朱熹的社仓法就是渊源于此。孝宗乾道四年（1168），其所居地建州崇安县发生饥荒，他基于爱乡情结，乃出来劝诱富民出藏粟减价销售，以救民命。此举果然生效。熹因此在本县五夫里创立社仓，由乡之贤士大夫及富农共同掌管，蓄积的米粮都是劝人为善者捐献，遇到天灾需要赈粜，乃邀请本社的大保长与保正副共同开仓动支，个人不可徇私害公。到了淳熙八年（1181），熹出任提举浙东茶盐使，特在南康军另建社仓，并上奏朝廷广为推行。终南宋之世，社仓法推广日广，一直影响元明两代，在浙江及江西两地创设社仓更为普遍。
王德毅，台湾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Email:kjsun.wang@msa.hinet.net
南宋临安的饥馑及其对策
The famines at Lin ’an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its measures
内容摘要：在临安，不仅有被表述为“阙食”、“艰食”等的较轻的饥馑，也常会遇到被称为“大饥”、“大荒”等的大规模且严酷的饥馑，有人饿死。官府在临安实施的饥馑对策中，核心的方法是赈粜、赈济，而且在赈粜、赈济所用米不足之际，作为穷余之策，也实行施粥。为储备赈粜、赈济时必需的粮米，在临安增设丰储仓等巨大仓库。在临安还采取了劝分、招商、禁止闭籴等对策，这些都可认为是官府在赈粜、赈济用的米不足时采用的所谓暂时性弥补性的措施。在实际进行赈粜、赈济和劝分时，似乎存在胥吏中饱私囊等诸多问题。
高桥弘臣，日本爱媛大学副教授。Email: htaka@ll.ehime-u.ac.jp
南宋国民素质高于唐朝与北宋
The subjects ’diatheses in the Southern Song: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内容摘要：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其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标准之一。通过对唐与两宋参加科举考试人数以及兴建书院数的考察，可以认定具有较高素质的知识人群，宋强于唐，南宋又胜于北宋。通过对唐、宋有关蒙学书籍的考察可知，就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而言，两宋的数量也比唐为多，而南宋更是超过了北宋。由此似可证明，宋代尤其是南宋，确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从中反映出南宋整体国民素质要高于唐和北宋。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攻宋史，兼及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地方志等，代表作有《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宋史考论》（科学出版社，2009年），《宋人生卒行年考》（中华书局，2010年），并发表论文300余篇。Email: liyumin2yue2@163.com
文化世俗化与南宋市*意民**识的兴起
Cultural secularization and emergence of citizen consciousnes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内容摘要：南宋通过文化世俗化实现了文化普及，它与城市社会变革和市*意民**识的兴起互为因果。文化世俗化构建了城市多元文化主体，带来了普遍的文化自觉，确认了各种市民身份。精英文化的超越性带有异化性质，南宋的世俗文化则在文化的人性化表达、社会关怀以及文化的市场化、社会化等方面有积极建树，为文化导向世俗公共领域开辟了道路。其中的许多因素，为实现对精英文化以及当今中国的过世俗化（庸俗化）文化的双重超越提供了有益经验。
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涉猎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较多学术领域。已由中华书局等出版《南宋美学思想研究》《华贵天城：宋版杭州》《斜阳嘉树：宋史随笔》《宋朝那些事儿》《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杭州史前史》等20余部专著，发表论文80余篇、散文随笔100余篇。Email:zhouy9999@qq.com
吴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唐宋文学、历史和浙江地域文化研究。出版《李商隐传》《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合传》《西湖诗词》《洪昇与西湖》《百年一缶翁：吴昌硕传》《画之大者：黄宾虹传》《西溪与蕉园诗社》等专著。Email:1368408263@qq.com
南宋文人画史迹钩沉
An attempt to probe the profound truth and collect lost material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llctuals ’ paint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内容摘要：有关南宋时期的文人画发展史研究，是画史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已有研究对之也是见仁见智、评价不一，至今未对南宋时期文人画现象作全面的史料梳理，这是难以对其作出客观评述的重要原因。南宋虽然没有出现类似苏轼、米芾这样的著名人物，或具文人画自觉意识的创作群体，但它全面继承此前文人画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技法，社会氛围浓厚，创作群体广泛，产生了具有画史意义的文人画新形态、新要素，出现了由师承而成的风格流派，培育了一批具有文人画风格的画家，为元代文人画的鼎盛发展提供了内在的画史理路和深厚的历史资源。
陈野，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从事绘画史和艺术文化研究，著有《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合作）、《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之美》、《南宋绘画史》、《浮世绘影——南宋四家传》等9部专著，发表近30篇画史研究论文。Email: wlnsl@163.com
南宋士人“好书”风尚探析——以周必大为例
An analysis of the fashion of “interest in calligraphy”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Southern Song:The case of Zhou Bida
内容摘要：宋代独特的历史环境，促使书法出现诸多新风貌。政府推动书法发展的多种举措，君主“皆喜翰墨”的普遍倾向，士人“学书为乐”的书法观，以及浓厚的家学氛围，是士人“好书”形成的重要原因。南宋士人将“好书”融入日常生活，书法除了具有大家熟知的“修身养性”、“雅好游娱”、“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之功用外，还是士人受知于君以及日常交谊的重要方式。可以说，南宋书法史是一部由君主和士人“好书”构成的书法史。
邹锦良，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宋史研究。Email：zoujinliang@ncu.edu.cn
南宋高僧佛智端裕生平略考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the life of an eminent monk in the Southern Song: Duan ’yu as a Buddhist sage
内容摘要：佛智端裕是南宋初期灵隐寺之住持。他出身世家，为吴越国钱氏后裔，在南宋高宗朝倍受皇家尊崇，宋高宗之母韦氏曾听其演法，并赐金襕袈裟。圆寂后，朝廷谥号“大悟禅师”，由此可知端裕在当时影响较大。但此脉后继乏力，影响力渐弱，故在元明以后湮灭无闻，以致佛智端裕事迹不为人知。本文从灯录僧传及地方志、佛寺志等零散记载中爬梳其生平资料，以彰端裕之事迹。
李辉，史学博士，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研究兴趣集中于宋元佛教史及北方民族史。Email: lihui808@163.com
从宋版“京城四图”看临安城基本保障系统的构建
A surve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security system at the Lin ’an City mapped in the Song version of the “Four Maps of the Capital”
内容摘要：对于南宋王朝来说，京城临安始终是一个“宜居”之城，除了高宗之外，在临安登基的皇帝几乎没有离开过京城范围，而集聚京城的人口也与日俱增。借助宋版“京城四图”的复原，本文试以“读图”方式，通过城市地理要素在《皇城图》、《京城图》、《西湖图》《浙江图》等地图上直观而准确的反映，从城市最基本的保障系统的空间布局上，解析临安城富有层次、甚为完备的城市功能设置，以及遵从自然和人文特点所形成的甚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从而解答了当年临安城为何会成为“宜居”之城的原因。临安城的功能布局和发展模式，思路清晰，布置得当，在当时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下，堪称城市发展的典范。
姜青青，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和发展研究所所长，高级编辑。Email: jqq@vip.sina.com
宋代的*粟罂**
The poppy in the Song Dynasties
内容摘要：宋代*粟罂**种植广泛，遍布各地，成为一种常规农事和园艺，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种植技术。*粟罂**用途多样，主要是作为观赏花卉，而且品种有改进，地位不断上升；成熟后作为药材驱逐“邪热”、因服丹石引起的发热，以及医疗肠胃、痢疾、咳嗽、止血等疾病，开创了*粟罂**医药的新纪元，丰富了中医药；作为可以入口食用的美味，开发出*粟罂**苗蔬菜、*粟罂**腐、粥、汤等多种饮食产品，大多属于食疗范畴。还作为礼品馈送亲友。僧人也普遍种植、服用*粟罂**。宋人对这一新物种的应用，在唐代的基础上开发殆尽，丰富了饮食生活和医药，奠定了*粟罂**使用的正确方向。
程民生，《河南大学学报》主编，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长于宋代农业史研究，代表作为《宋代地域经济》。 Email: kfcms@he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