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
19 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促使我们的认知与理论分析发生了转变，从神与人、人与自然为主要分析的对象，转变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为主要分析的对象。主体视角是前一种理论分析的成就，面对分析对象的转变，主体视角也发展出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等新的概念框架。
主体间性、效理性强调主体之间可以相互作用、互动，具备某种统一性。胡塞尔主张“先验的”主体间性，通过现象学还原将所有的人都还原为同类的“自然之我”，而从先验自我的意识运作中构造也先验的主体间性。
而舒茨对胡塞尔的观点进行批判性改造，认为在自然态度下就可以实现对世界的本质直观，主张“世间的”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体现在交往理性之中。他认为，在普遍语用学、普遍道德规范的情境中，主体之间通过合理性的交往行为，能够实现交往的理性。
总体而言，从单纯主体理性转换到主体之间交往理性，对于分析人际交往、社会互动打开了一个新的框架。这突破了笛卡尔的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分析框架。
但是它依然是建立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基于理性的先验预设，追求主体之间的本质关系。而这种本质关系往往是某种价值导向，要求对主体之间的所有关系具有统摄性，实现对主体之间复杂、偶连关系的化简。
但是，这些修改都无法涵盖分析对象转变的差异性。因为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状态是一种实践的共在状态，“实践总是共在的实践，我的实践已经在本体论上预设了他人的在场，就如同在他人的实践中总已经预设了我的在场，表明既不存在孤独的个人，也不存在被彻底还原的个体”。
这样的共在状态不应当绝对化为“我作为主体享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也不应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中。对个体理性的本质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本质的思考，或许能够建构出一个价值秩序，但是其对社会实在的复杂性、偶在性所做的化简，反而可能导致异化的结果。因而，主体理性在现代性反思与后现代的解构思潮中受到了深刻的检讨。
这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式受到了现代哲学家的反对，他们因此而提出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和研究进路。
不同于近代哲学家们聚焦于个人的思维层面，他们强调作为思维活动之结果的知识的客观性，尤其表现为以文字为载体的“客观知识”。他们转向为对表达知识的语言进行语法、语句逻辑的分析，试图以来消除个体的主观影响，消解“唯我论”的弊病。
但是，这种研究的问题在于将知识的内容与知识的形式特征进行了分离，将复杂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拆分处理，将不断更新的知识作了静态化的处理。这种客观主义的错误在于，完全割断了所描述对象与其环境的任何关系。
另外一种对近代哲学的古典认识论进行反思的理论进路是“历史主义”科学观。它主张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集体的行为，从而以“社会心理学”取代“个体心理学”。这种认识论进路的问题在于，将社会等同于群体的行为，依然无法对于社会与个体心理的关系做出清晰的界定。
参考文献
Luhmann, N. Soiologische Au/kldrung 5: Konstruktvistische Perspektiv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