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周
布丽迪·弗林在上地理课。她坐得离我很远，在教室的另一头，我们因为上课说话而被要求分开。她闷闷不乐地看着那些酷女孩的小圈子，凑成一堆傻笑着。她坐在自己的课桌前，冲后排的男生们不屑地噘着嘴，往后朝他们丢了一个用口水沾湿的纸团。她们也在说话，先生，她突然说了一句，霍尼考德·汉尼根在黑板前转过身来，撇下他用粉笔画的地球内部结构图，看到布丽迪指着那些酷女孩们。
操心你自己吧，弗林小姐，还有你圣诞节会从我这里拿到的不及格。
你要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不及格？不—及格？她跟着呼吸的节奏发出这个音，然后噘起嘴唇做了一个吻的动作。男生们大笑着起哄，酷女孩们翻起了白眼。
霍尼考德调整好面对我们的姿势，向后坐到讲台的边缘处。他看着像是勃起了，他一直是那样，因为灯芯绒裤子拉链处的褶皱总是隆起着。他交叠起双臂，正要张嘴说话，却被布丽迪抢先了一步。
我喜欢你的大勃起，先生。霍尼考德·汉尼根瞪大了双眼，朝她的方向猛地直起身来，他的双臂松开了，两手像是自发地垂下去遮住了裆部，他站直身体，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布丽迪又说，在你的房子 [1] 旁边。那是个延伸的厨房还是多余的卧室？
霍尼考德的脸涨成了紫色，重重地瘫在他的椅子上，就连那些酷女孩也在笑，布丽迪·弗林冲我眨了下眼，我笑醒了，眼里有泪，我还在这里，而她已经远去。
我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可也同样找不到理由去死。要是有个开关就好了，一个毫无痛楚、立刻就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两次心跳的间隙让一切确实地停止。保证没有细胞会破裂，也没有血管因为希求空气而爆开，我们无须熬过撕裂般的痛楚，下坠的时候没有扑面而来的平地或巨浪，等着接纳我们破碎的、一息尚存的躯壳，还能感知到逐渐微弱的光。情绪会透过胎盘传递给胎儿，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在我受到的重力作用下，腹中的孩子会感到羊水的波动。
我在利默里克大学读了英语和历史专业。我还有一个新闻学的硕士学位。我一再地尝试过：我写过很多不同主题的文章，谈论转基因食物、捕鲸业和针对寻求庇护者设立的直接补助系统 [2] ；我评论过书籍、电影和戏剧；我就广告话语中植入的性别歧视写过一篇言辞激烈的专栏文章，发表在一份严肃报纸的副刊上。后来我看了这篇文章的网页版，下面跟着一长串评论，我为这些话激动不已，胸口仿佛有一团燃烧的火焰，我冲动地反击这些留言，看着自己被攻击，再为自己的立场作出有力的辩护。这个新建立的恶名让我精神抖擞，奋力回击这一类狭隘、局限、忽视细节、保守的女性主义，宣称自己倡导的是最纯粹的平等。我感到无比满足，而那家报纸再没找我写过东西。
我找不到固定工作。我能感到帕特很满意这样的状态。他迫切地想要留住我，各种意义上都是如此。我注册了代课教师的工作，没有任何回音。我登了英语研修课的广告。没人想找我上课。直到好几年后，马丁·托比找上了我，严格来说，也不是他找的，是他父亲误读了我的广告。他们开着一辆黑漆漆的SUV，停到门外的路沿上。你能叫 （教） 这个男孩读书吗？马丁·托比的父亲说。他在学校啥也没学到。老天保佑你。他的肤色黝黑，鼻子扁平，脸上有打斗留下的疤痕。他是一个徒手格斗的拳手，直到退役都未尝败绩。镇上流传着他吸毒、勒索保护费，倒手非法汽油 [3] 的小道消息。他手里捏着一张用马克笔写的褪色的广告，上面有我的手机号码和地址。那是我好几年前钉在教堂布告板上的。
他递给我一只塞满现金的信封，把车开走了，留下他儿子站在我家门口。孩子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一言不发。他的头发是深色的，看起来很忧伤。
我还没去看我父亲。遇见那个游民女孩之后，这件事好像变得不那么紧迫了。倒也不是说我能为这两件事情找到某种切实的联系。明天，也许吧。我父亲会整天站在客厅的窗边，看着外面，等待我的出现。他的橱柜里放着巧克力碎片饼干，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他会准备一些地道的咖啡，把饼干和咖啡摆在法压壶旁边，壶是他在奥乐齐超市买的，虽然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他单纯是为我买的，因为他知道我喜欢那种操作复杂的咖啡。我想象着他站在一排超市货架前，拿起一个又一个法压壶，仔细查看一番再放下，试着弄明白它们的差异，担心自己买错了，还问收银员他是不是买对了这种壶用的咖啡。
想到我父亲让我觉得头昏脑胀。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去想他。但明天我肯定会去见他的。我会告诉他我很好，帕特工作很努力，也很忙，我在给杂志写点小东西，出版了我会带去给他看，而他会说，噢，上帝，带来吧，一定要带来。我很乐意读一读。有次他读了一篇我给一份周日报纸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堕胎的，我看到他的脸涨红了，一遍遍地拿下眼镜擦拭，然后再戴上去，好像读我写的东西会弄痛他的眼睛，必须经常停下来缓一缓。我听到他一边读一边发出嗯的声音。他读完后把报纸对折了两次，看着我说，写得棒极了，亲爱的，很棒的文章，然后他提早了一个小时去教堂。
今天我感到一阵想提升自己身体状态的冲动。早晨我开车去了镇上，买了叶酸补充剂和补铁片剂。我向柜台后的女孩咨询哪种对孕妇来说是安全的。她的嗓音轻柔舒缓，可我听不清她说的话：我的视线和思绪都被其他柜台前的人占据了，他们拉着孩子的手，忍耐他们的烦扰，同时又很快乐，是正常人的样子。
这些小瓶子被摆在厨房桌子上，我的笔记本电脑前面。我打字的动作会带动不平整的桌腿轻轻摇晃。那些瓶子也欢快地摇动着，好像小孩子在说，看我，看我，看看我。我跟帕特说过一百万次，要他修好这张桌子。我感到一阵轻微的烦躁，很容易就会引爆成愤怒。想想看，在经过这一切之后，我还对他有所留恋。我要尝试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慢慢地吸气，呼气，专注于自身。敲打这些按键，看着这些单词组成句子，这让我感到安心。我要记得把它们都删掉。
马丁·托比来上课的时候都坐这张椅子，我坐在他对面，背对着窗户和光线。每次他一来帕特就会出去，去训练，去俱乐部，要不就是为了教区事务、曲棍球或其他目的去跟人碰面，都是些我早就不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他们在厨房或门厅里擦肩而过，就相互随意地点点头。马丁·托比说话总是很轻。他的肤色很深，头发浓密漆黑，把他眼睛的颜色衬得更浅，是那种温柔的婴儿蓝。他的眼里似乎总是弥漫着忧愁，总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他第一次来上课是一年前，或者稍微再早一些。第一堂课的两个小时里，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坐在我的厨房桌边，面前放着一杯茶和一碟巧克力饼干，他都没碰。他低着头，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两颊却透着青红。他紧握着双手放在膝上，像个窘迫的祷告者。我问他认不认识字母表。他摇了摇头，仍然看着下方。我没有给初学者的学习材料。我没想过要教人认字。我准备的教材是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规定要读的莎士比亚剧本，还有约翰·基恩、肖恩·奥凯西 [4] 、卡瓦纳和耶茨 [5] ，现代小说和短文写作。可是那个油迹斑斑的信封里的钞票看起来那么诱人，于是我想，这能有多难呢？我用黑色粗马克笔在一张招贴纸上写了大写和小写的字母表。他的视线跟着我的手移动。我大声地念给他听，念得很慢。我每发一个音，他就轻轻地点一下头。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给他看。你能认出来吗？
他摇摇头。这会儿我看到了他的眼泪。他抬起一只大手擦了擦眼睛。我太笨了，他低声道。我太笨了，小姐。
这个孩子哪儿都不会去。我竟然能这么肯定，这真是滑稽。要是我不吃东西，它就会从我的血液和软化的肌肉里汲取养分。在孕吐开始以前，在第一次抽筋的那天以前，从我听任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起，伴随着某种命运不可抵挡的信念自行其是的感觉，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流产都是在夜里，每次我都梦见了母亲，醒来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灼痛，发现自己浸在黏稠的深色血泊里。天亮后我会想起那些梦，只是模糊的印象：母亲在对我微笑，她活着的时候从没对我笑过，她冰冷的手轻轻摁在我的脸颊上，对我说，别担心，我的宝贝，别担心。
昨天帕特打了我的手机，当时已经很晚了。他还有什么必须要对我说的话呢？我听着它响，直到挂断，他没有留言，也没有再打来。
[1] 俚语中 “房子” （house） 有生殖器的意思。
[2] 爱尔兰政府的直接补助系统 （directprovision） 设立于1999年，是一项针对难民的临时补助措施，由政府出面向那些提出庇护申请的人提供住处、教育和医疗等相关服务，每周向加入该系统的人发放二十一欧元，但不允许加入该计划的人就业工作。
[3] 在英国和爱尔兰存在非法*私走**和买卖低税率燃油的交易，导致每年上百万镑的税务损失。
[4] 约翰·基恩 （John B.Keane，1928—2002）、肖恩·奥凯西 （Sean O'Casey，1880—1964），均为爱尔兰著名剧作家。
[5] 帕特里克·卡瓦纳 （PatrickKavanagh，1905—1967），爱尔兰诗人。理查德·耶茨 （RichardYates，1926—1992），美国小说家，被誉为 “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