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的罪与罚:信任危机下如何扬鞭策马?

编者按:

从第一篇《资本围猎时代:苏宁环球为何杀入医美行业》到第二篇《傲慢与偏见:公立医院的“傲慢”与民众的“偏见”》,其实我们都只想把民营医院的发展,放在一个有对比的语境中来看——趋势上民营医院的不可阻挡和现实中偏见横行对民营医院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现实环境中,目前,民营医院并不具备一个健康的社会基础。我们不去回避民营医院发展的过去,毕竟过去是现在的必经之路,更何况民营医院的过去并不光鲜。因为涉及个人健康,其野蛮生长的过程就必然饱受关注和不断提及,罪与罚就必然贯穿话题的始终。可是,当一个行业终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一环时,当罪该万死向罪不该死的观念转变,就需要我们去正视并以更加严苛的监督和要求,促进民营医院迅速发展完善。正如文尾所陈述:“所有的罪与罚必将转变为发展的新动力,重新树立民营医院的形象”,在“信任危机”下,正视过去,敬畏社会公信力,或许是对“罪与罚”的最好回应。

民营医院所面临的威胁,民营医院最近判刑名单

站直了,别趴下——民营医院深度报道系列之三

之一 资本围猎时代:苏宁环球为何杀入医美行业

之二:公立医院的“傲慢”与民众的“偏见”

文/陈雯

2017年的春节刚过,一场中国版《飞越疯人院》就在贵州一家医院上演。精神科主任和医护人员,医院精神科主任杨绍雷和4名医师、7名护士未履行手续集体离岗;而科室65名患者中,有64名患者也在未办理出院(离院)手续的情况下,被该科室主任带离。

值得注意的是,被连窝端的贵航贵阳300医院,是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而病患被带到的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则是一家由原来的公立医院,但已经响应“引进民间资本发展公立医院”的号召,完成了体制转变的二级甲等民营医院。

抛开医院监管责任和医生职业道德而言,这次冲突,实际是作为医疗市场新兴势力的民营医院,和作为医疗市场传统霸主的公立三甲医院的一次较量。而这场较量,无疑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曾因“魏则西事件”声名狼藉的民营医院。

“魏则西事件”后,民营医院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一夜之间,营业额急剧下滑,经营面临困境,一度依靠百度推广的营销也受到冲击,进入冰冻期。民营医院长久以来的“恶名”为事件套上了“*意民**”的外衣,但说它“罪该万死”却矫枉过正。但说到底,要客观看待民营医院,不得不从它的“原罪”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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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罪出生的历史

民营医院的出生是小人物的发家史,但并不十分光彩。一个游医,背起医药包,从北到南,从性病、鼻炎到狐臭、风湿,从电线杠上的小广告到小旅馆大通铺里的老中医,用双脚征服中国。然后是两个人、三个人...一群人,一时间无数的游医涌向日新月异的大地。那个风卷云涌的年代,下海浪潮滚滚向前,携带来的不仅是涛涛金钱,还有原始资本积累下的罪恶和不堪。欲望的膨胀滋生了性病、牛皮癣等疑难杂症,那时候数量有限又收费高的公立医院让人望而却步,游医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当历史潮流淹没一切,民营医院发端的游医成为记录一切的见证者,也为这一场原始资本的积累买了单,烙印上不可磨灭的原罪。

双脚挣出一片天地的游医,不再满足小打小闹和四处漂泊,开始将目光转向医院。1979年4月,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医改的帷幕,确立了医疗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随后,我国第一家民营医院“广州益寿医院”在广州诞生,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医疗市场化的加剧,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越来越少,不适应市场化运作的公立医院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尤其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为主。于是,部分医院尝试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复制到医院经营中,“试水”科室承包。2001年,中国开放医疗市场,鼓励发展民营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开始在社会上大量出现。其中包括一批经营不善的公立医院,被迫进入市场,成为民营医院。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院之路也由此展开,搭上体制改革的顺风车,开始大规模承包科室,主要是一些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等利润高风险小的科室,加之地方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许可公立医院通过委托经营、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情势,或整体出让的措施,引进社会资本,并对民营医院实施罢黜3年营业税制度。大量民间资本投入到医疗行业,民营医院开始了爆发式增长,2003年底已超过2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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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过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民营医院在企业化管理的制度下,更加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然而,随着公立医院规模不断壮大,在人才、技术上均占据着主导优势地位,民营医院却被各种“绳索”*绑捆**住了发展的手脚。一是民营医院人才匮乏,医务人员多是“一老一少”,“老”是指公立医院退休人员,“少”是指刚毕业的大学生,中青年骨干很少,人才青黄不接。二是银行融资难、税收负担重导致民营医院资金压力大。由于公立医院享有土地划拨,民营医院却难以享有相关便利,绝大部分民营医院只能采用“租赁商铺”的方式来经营,使得很难获得银行*款贷**。伴随种种重压,同时进入医疗服务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投资效益在不断下跌,大多民营医院开始铤而走险追求更大的利益。

没有优质的医生资源,便临时聘用,这些医生大多没有医师执照,但“价格”实惠;租用医疗设备,或者使用已被淘汰性能低下的老旧设备,重新包装以降低成本;大量做虚假广告,夸大医疗资源和治疗效果,吸引病患就医;设立名目繁多的检查项目,在就医过程中增加价格昂贵却无关的药品,医生吓唬病人夸张病情,过度医疗等等,这些在民营医院发展的早期,成为牟取暴利的普遍手段。

手术台上加价、手术室里殴打患者、更衣室当做药房手术室.....野蛮生长的民营医院爆发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截至2016年3月23日,被检查的350家民营医疗机构中,责令改正的就有139家,占比高达39.7%。同时,过于轻微的行政处罚、难以落实的刑事责任追究以及卫生部门的监管缺失,滋生了寻租空间和腐败温床,使得民营医院有恃无恐。不断累积的“负形象”加重民营医院的“原罪”,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已显得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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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过后的复苏

“魏则西事件”后,民营医院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医院黑名单,同时,百度竞价商业*规则潜**的曝光,民营医院的网络广告被大面积打击,一些本打算进行手术的病人撤单停止治疗,许多依赖百度的民营医院利润迅速缩水,裁员、倒闭。这不是民营医院的第一次被发难,早前,就有王海打假一度让民营医院成为过街老鼠,而后不断有“打假医生”陈晓兰曾经对福建、上海两地的民营医院进行过大范围调查、央视等众多媒体曝光、卫生部介入打击,民营医院的野蛮生长让他们自食恶果。

行政处罚亦或罚款,都不是民营医院的最大的惩罚。“信任危机”的到来,人们对于民营医院已形成刻板印象——江湖*子骗**、唯利是图,不会去细究这家医院到底好不好,而是一棒子打死。很多民营医院自食恶果后,希望重塑良好的社会形象,转型发展成为像国外一样普及化的私立医院,却因信任危机举步维艰。普通大众宁愿排长队、忍受不太人性化的服务,也第一选择公立医院。无论是内因上的民营医院投资者缺乏对医疗规律的认识,急于赚快钱,靠虚假广告等手段欺骗患者;还是外因上公立医院的竞争优势和民众的偏见,使得民营医院难以发展壮大。2010年,我国民营医院数量达7068家,占医院总数的33%。但是,民营医院的床位数仅为37万张,约占医院床位总数的10%;诊疗人次为1.7亿人次,约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8%。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服务能力上,民营医院都无法与公立医院抗衡。

尽管如此,贵州医院版《飞越疯人院》的上演,却见证了民营医院对公立医院的一次胜利。这种胜利不好说是民营医院的优势增强,还是公立医院的制度和管理有待完善,但至少民营医院在经历戴罪出生和野蛮生长后,已经不甘于做病人的第二选择,他们在抢夺更好的医疗资源以实现新的发展。

随着中国吹响大健康战略的号角,医疗服务行业将向更广范围扩展,民众的消费意识朝着理性化品质化发展,民营医院也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2016中国民营医院发展年会将民营医院服务变革列为重点议题之一,说明服务变革已经成为决定民营医院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民营医院的诞生是市场化运营的结果,患者的需求才是民营医院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以民营医院比公立医院更为主动地寻求变革。从东莞樟木头石新医院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医院”,医养结合的医疗受到更多人追捧;到苏宁环球入资医美行业,大资本带动改革深化,民营医院正主动迎合患者需求,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和水平,开启新的征程。

以服务立院,民营医院必将先行一步,所有的罪与罚必将转变为发展的新动力,重新树立民营医院的形象。而接下来,更多期望的是民营医院能不断自我净化和修正,和公立医院形成良性竞争,从而倒逼公立医院改革,而这最后受益的必将是享受服务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