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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露接孩子放学只带了两个书包
徐露接孩子放学，却只带了一袋、两袋。
2022年11月21日，在她离婚并获得监护权后不到一周，她的两个孩子就被前夫绑架藏匿。随后，前夫上诉要求变更监护权。中级人民法院天津一号法院维持原判，将孩子抚养权判给徐露，但徐露的前夫始终没有把孩子带回给她。
徐露请求处决。然而，在多次法院下令处决之后，她至今无法将孩子带回身边，甚至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徐露的经历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困境——离婚后，他获得了抚养权，却无法归还被对方抢走、藏匿的孩子。采访中我们发现，行政权力行使的“死胡同”并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需要详细的司法解释和正面例子来指导实施。也要求链条上的每一个人真正理解并保护孩子的权益。将带走和隐藏孩子的行为定义为“家庭事务”。
徐露前夫守在家门口，徐露报了警
孩子被绑架了
2022 年 11 月 21 日是一个普通的上课日。徐露和他的母亲去接孩子们。当徐露停车时，两个孩子被他的前夫绑架了。
据徐露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母亲和两个孩子进入小区大门后，又有两名男子尾随进入。随后，一人拦住了老者。两个孩子注意到身后有响动，停下来转身查看，身后跟着另一个男人。一个人追上了走在前面的两个孩子，压倒了徐露的长子。视频中，可以看到两个孩子试图挣脱，并用手互相殴打。这期间，徐露的母亲被堵在一扇小铁门的角落里。对峙数十秒后，孩子的父亲带着另一名男子赶到，两人将两个孩子带走。另外两人继续拦住想要追上的老者。
这成为徐露能见到的两个孩子的最后一个形象，“每见她心都痛”。然后孩子似乎就消失了。她无法联系到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2022年11月15日，徐露与前夫提出离婚，并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当时，小儿子5岁，大儿子6岁。前夫每月必须为每个最多两个孩子支付2100元的抚养费。两人均已年满 18 岁，有权每月探望两个孩子一次。不到一周，孩子就被前夫绑架藏匿起来。
这起抢劫案也是在保护令生效期间发生的。
2022年8月19日，徐露获得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保护令。这是她获得的第二次保护。保护令显示，被告人徐露的前夫在双方离婚诉讼期间，以探望子女为借口，在徐露及其*亲近**的住所外停留20多个小时，并使用威胁手段。语言。法院判决禁止前夫对徐露实施家庭*力暴**，并禁止在徐露及其*亲近**属经常到访的住所、学校等一定范围内从事影响其正常生活的活动。和就业机会。保护令的有效期为 6 个月。
徐露说，离婚后，她搬去和母亲一起住。保护令发出的前一天，她的前夫堵住了她家的门，大喊：“他威胁我们，说要刺死我们。”那天她不敢带孩子们出去。
2021年12月9日，天津和平区法院向她发出第一份保护令。保护令显示，法院认为，2017年6月的一段聊天记录显示徐露的前夫说：“这个时候我不应该打你”来教你。”结合徐露提供的受伤照片，确定该男子曾打斗过。徐露确实面临家庭*力暴**的危险，判决禁止该男子对徐露使用*力暴**。
徐露的前夫拐走孩子后提出申诉，要求改变监护权。根据案件卷宗，他认为他的探视权没有受到保护。材料提到，2018年7月离婚后，徐露的前夫收养了大儿子，之后双方因抚养方式发生争吵。此后，两个孩子一直与徐露生活在一起，但2019年10月，徐露开始拒绝前夫探望，前夫也拒绝支付子女抚养费。
徐露解释说，她请求法院和妇联介入，能够安排孩子的父亲下次出庭见孩子，并给她孩子的身份证，为孩子登记。然而，她的前夫并没有要求见孩子，也没有把孩子送给她。我什至封了我的微信一段时间。
2023年2月6日，天津市1中民法作出二级判决，维持原判（监护权属于徐露）。 8月，徐露的前夫再次提起诉讼，要求改变监护权。 9月25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徐露前夫请求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转移给其，并要求徐露支付每个孩子每月2400元的抚养费。他认为，在两人离婚的过程中，徐露从来不让他和孩子的奶奶见孩子，控制孩子的人身自由。
裁决认为，徐露前夫对带走孩子的解释是，两个孩子与他有过接触。几经周折，他找到了一个看管两个孩子的地方。他在营救孩子时遇到了徐露的阻挠，称徐露报警是“谎报有人绑架了她的孩子”。
最终，南开地方法院裁定驳回徐露前夫变更抚养权的请求，认定两个孩子长期与徐露生活在一起。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两个孩子还是应该由徐露抚养。徐露与儿子在贵州大方地方法院短暂相处
任重而道远
原来，今年2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生效后，徐露向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前夫遵守判决，交出孩子。他。 “他带着孩子逃亡，一路躲藏，居无定所，躲避法庭处决。”徐露说。材料显示，法院调查结论是，徐露前夫未经徐露同意，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广东、三亚、贵州等城市，并于今年5月返回天津。
2月的一天，司法执行局突然通知她，她的前夫和孩子已在海南找到，将在海南地方法院执行死刑，孩子将被带回天津。
2月23日，徐露在海南陵树遇见了一个孩子。这是孩子被带走后第一次见到她，但当宫廷工作人员把孩子带进来时，大儿子看到徐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连我都不要了，你不要了”不需要我。”
这是徐露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如何寻找我的孩子，执行法官在法庭上最能作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孩子。为什么我的孩子要说我不再想要他们了？”
徐露的前夫曾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过一段视频。视频中，法庭工作人员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当他提到“孩子们有话要说”时，徐露的长子开始挑衅地喊道：“我不去。 ，我不会去，我不会去找你。随后剧组停止拍摄。
行刑持续了近四个小时，但徐露并没有把孩子带走。徐露说，法院觉得现场执行有太多不便，要求她于3月9日返回天津进行第二次执行。当天，她接到执行所法官的电话，称法院将组织调解。
“如果我能把孩子要回来，我愿意介入，但我丈夫的计划是让我放弃抚养权，然后把孩子交给我。他想得到孩子的抚养权，但我不同意。”不想抚养孩子。”徐露不能接受这个计划。 “我的孩子在我拥有合法监护权的时候就被带走了。如果我放弃监护权，我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孩子被送回来，他们还会被再次带走吗？那我还有什么依据呢？”索赔？他们回来了？”
徐露前夫因在两个孩子抚养纠纷中未执行此前的离婚判决，且违反财产申报制度，于2022年10月25日、2023年3月9日、2023年4月7日被捕。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处其拘留15天，三次被拘留45天。
今年5月3日，她又收到法院通知，要求她去贵州等消息。 “法院说孩子和他的父亲在贵州，他们带了大批警察来帮我把孩子带回来。”第二天，徐露的前夫提交了一段视频。 “孩子在录音带上表示他不会去（法庭）。”
徐露说，孩子被带到贵州大方县当地法院。她担心孩子对她的态度发生变化。 “我们家的另一个孩子看到我时对我竖起了中指。”
在徐露提供并由其前夫发布到网上（现已删除）的一段视频中，父亲询问孩子是否被殴打。视频中，孩子回答“经常挨打”；他还问：“打孩子用了多少根棍子？”回答“四根”。
两个孩子还声称，徐露因为成绩不好而不让他们上学。这种询问方式和孩子的说法，徐露无法接受。 “我保存了很多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的照片和视频，我可以随时去学校查看孩子们是否在校。”徐露为他的大儿子报名了一个在线英语课程，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孩子被带走。此后，他继续延长收费。 “我担心有一天他回来就跟不上，不交学费就不能上课。”
由于前夫4月19日多次被拘留后仍未归还孩子，因涉嫌抗拒执法机关犯罪行为，法院于4月19日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 4月21日，公安机关正式立案。拒绝执行罪是指拒绝执行判决、命令罪，即“虽可以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命令，仍拒不执行的严重行为”。
随后，5月16日，法院责令双方到庭交出孩子。 “那天是孩子的生日。前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几乎没睡，给孩子准备生日礼物和蛋糕，但孩子没有来。 ”徐露说。前夫提出了和以前一样的方案，并且还向法院提交了两个孩子的诊断证明，称孩子有精神问题，不应出庭。
徐露的大儿子今年本应上二年级，但前夫提供的病历和病历显示，两个孩子都有明显且严重的自闭症症状。医生在两个孩子的病历中写道，“父亲要去就医，目前不在学校”。 ”。
6月14日，徐露又收到法院的通知，要求她随时准备出庭，参与执行。但工作人员最终告诉她，该男子的亲友情绪激动，为避免矛盾，没有执行死刑。
在上述南开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中，徐露的前夫称，与他同住时，两个孩子向他抱怨，徐露三年来经常骂、打他们，有时还打腿、胳膊。 。用尺子等工具，导致两个孩子患上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徐露的前夫还声称，他没有把两个孩子送回徐露身边，因为他们不同意和徐露住在一起，而且他们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
深圳大学记者就此事联系徐露的前夫，但未能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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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执行的“抗拒罪”
徐露的经历引起了“紫丝带母亲”的关注，该组织由经历过孩子被抢劫的父母组成。郭晓明是紫丝带妈妈公益公司法律顾问、前法官。他认为该男子的逃避处决行为有些隐蔽。 “他会配合法庭，不会明显逃避执行，但他不会允许她带走孩子。例如，有一次，一名男子带着一个孩子来到法院门口，但他说孩子不愿意（和母亲一起离开）。”
“紫丝带妈妈”的创始人朱莉是该组织中第一个成功达到“抵抗行刑罪”阶段的人。
2016年，朱莉与前夫协商离婚，丈夫趁她上班时将孩子从她身边夺走。朱莉提出离婚并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但父亲却把孩子藏了起来。从2016年8月到2020年11月，她与孩子分开四年多了。期间，她尝试去孩子的学校探望，但无法单独和孩子在一起。 “每次我去，他的家人都会立即出现。他们甚至告诉老师，母亲不能带孩子。”
朱莉的前夫也因拒绝服刑而被拘留了一个月。 “但他并不害怕。他们也知道，只要他们服刑，（对方）可能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因此，朱莉向执行法院申请以“抗拒法律执行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六个月后，发出撤案函。 “原因是，不构成拒不遵守法律的罪，因为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拒不遵守法律的罪作出明确的界定。”羁押权可构成抗拒执法罪。”最终，经过一番努力，警方继续侦查。
神都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搜索梳理相关判例发现，在监护案件的实际操作中，往往以“情节是否严重”来判断是否构成拒不执行罪，但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对于这个定义。 。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中提到，“对于《刑法》第313条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虽可以执行，但情节严重的。如果案件受到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所谓“情节严重”，在第二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明确规定。虽然本案的执行人具有执行可能性、拒绝执行终审判决，但其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解释、司法解释规定的严重情节，不符合拒不执行判决犯罪行为的法律要件或命令。”
记者查询发现，文件中提到的两个“《解释》”的具体解释几乎都与财产有关，对于监护权的执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秘书长陈景田曾在《律师来了》上表示：“刑法明确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属于犯罪’，但我认为不存在刑事罪”。本案法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司法解释没有具体细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司法解释中的列举不明确而绊倒。足够的。”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郭晓明在担任法官期间，参与了多起家庭案件的审理。对于监护权执行上的困难，郭晓明觉得法官确实没有法律细节可以参考。
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立姣曾撰文称，各地法院对监护权执行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一般原则造成的。这赋予地方法院极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高立姣说：“我国现行法律虽然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监护权、探视权等相关法律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基本上只是原则和制度，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所以法官只能审理未成年人的案件。”财产纠纷。他们在解决家庭纠纷时采用不同的模式和套路。这就导致裁判被动、被动，强的一方获胜。”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生效，其中第24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不得以带走、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争夺抚养权”。但高立姣认为，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制度，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处罚机制和有效措施。
郭晓明认为，这种情况将进一步考验法院的工作，“因为监护权执行的问题在于，涉及到孩子的人身权利。‘一个人不能被执行’。”这是法庭上经常说的一句话，法庭也无能为力，如果你要绑架一个孩子，你只能对那个人采取强制措施来震慑他。”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推动相应立法、完善法规十分必要。也有法院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据媒体报道，201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了拒不执行刑事犯罪提起刑事自诉的条件，并于2020年12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自诉案件审理的相关程序。拒绝执行法律的罪行。江苏秦淮法院下发《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刑事自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被执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立案法院提起刑事私诉：拒不履行监护、抚养、赡养、探视等行为义务的由最终判决或决定决定。或者被动对抗，情节严重，对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益造成长期损害，以及其他严重后果。”
事实上，每个部门都参与了“找孩子”链条。许多案件即使情况相似，但结果却不同。朱莉认为，这与各县法官的执行理念以及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理念有关。 “一些员工认为事情非常糟糕，他们必须帮助躲藏起来的孩子。但也有员工持消极态度。在我们的案例中，几乎所有的母亲都去了妇女协会，但有些有效，有些则无效。”
并非所有母亲都被抢劫并藏匿了自己的孩子。王雷是紫丝带成员。作为一名父亲，在一名妇女绑架并藏匿他的孩子后，他几乎每次都会遇到问题。王雷的孩子今年五岁了。 2021年6月29日，其妻子（当时王雷未离婚）将孩子带走并藏了起来。
王雷介绍，近年来，带走、藏匿儿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些律师也“默许”了这种做法。在取证过程中，他发现妻子的律师特意建议她把孩子带走，并且不要告诉王雷她的地址。他关注的某网红律师经常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为网友提供咨询服务。在一次咨询中，她表示“在监护权之争中剥夺孩子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这种说法让王雷无法接受：“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样的声音，意味着你想拿到孩子的抚养权，就可以做到。我认为这会成为一种趋势，会形成恶性循环。”
去年“双十一”，徐露给孩子们准备的衣服
孩子的兴趣
“抢劫和藏匿的行为是中性的，这种行为没有考虑到儿童的心理感受和未成年人的利益。”朱莉说道。
截至2023年8月10日，紫丝带母亲慈善团体已登记505名母亲和20名父亲。约有50人尚未注册微信、微博志愿者群。这些数据显示，进入法庭程序的455名母亲中，有156人获得了监护权，76人获得了探视权，其余仍在诉讼或审判中。 107人的子女已返回。只有一位父亲通过友好离婚获得了监护权，其中一位父亲可以正常见到孩子。
“这107名送回孩子的人基本上都是用重度执行手段送回的，执行的时间成本非常高，他们多次申请执行，往往在一两年之内。”朱莉说道。
很多返还孩子的紫丝妈妈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的修复。抢劫的出现会给孩子带来强烈的刺激。为了获得孩子的认可，掠夺性社会可以对孩子进行“*脑洗**”，灌输孩子对对方的仇恨，比如“妈妈根本不喜欢你，不想去找你”。 “他保护不了你”、“爸爸是坏人”等言论。
“紫妈妈”会定期组织心理咨询，学习心理技能。 “他们隐藏起来，孩子的学习、生活习惯肯定会改变，他们的内心也会受到影响。越早回来，对孩子越好。”也是很多妈妈的心理状态。他们患有焦虑症和失眠症，“所以我们请了心理学老师来为他们提供一些心理咨询。”
安徽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安徽金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薛平认为，无论是交出孩子抚养权，还是主张探视权，都是基于保护身体和未成年人。 。
薛平还指出，近年来不少法律专家也尝试就此问题提出立法建议，希望在新的司法解释中确立对绑架、藏匿儿童的当事人可以进行负面判断。离婚期间。这意味着“越抢越少受惩罚”，也就是说，已经认定这种抢夺、藏匿儿童的行为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并且此类行为已被给予负面评价。
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一起抚养权纠纷调解时，薛平说，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告诉他，由于一些离婚夫妇仍然通过抢、藏孩子或不给孩子的方式来争夺抚养权。离婚后，对方探望孩子，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后的审判中探索对这种不良行为进行负面评价的机制。
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权，民法典明确“子女年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很多人拐骗、藏匿孩子的目的，正是希望与孩子一起生活到八岁后，要求变更监护权。薛平表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另一个问题是，每个八岁以上的孩子都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薛平认为，这个年龄限制还是比较小的。 “比如刚满8、9岁的人，可能会受到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心理上会对对方产生抵触情绪。当法官询问他时，他可能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主意。”
一些法官正在实践中研究这些方法。薛平称，合肥有一位法官在开庭前尊重孩子不愿出庭的情况，但要求孩子写一份声明，表明自己愿意与哪一方同居。同时，父母双方必须签署一份声明，承认孩子的真实意愿。一些法官还要求男方先将孩子交给妻子照顾一段时间再做出判决，或者双方可以轮流照顾孩子一段时间，然后询问孩子的意愿。
最终，徐露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孩子们很快就要离开我一年了。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他们也不在学校。我只是希望对方能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检查孩子、治疗孩子、允许他们上学。”
2014年，徐露的母亲因癌症接受手术，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她感到内疚，因为她的两个孩子被夺走了。 “她总是睡不好，经常醒来。孩子们的东西都放在她祖母的房间里，她就原样保留着。”桌子上还放着她大儿子的日记和显微镜。 “他喜欢看，”盒子里。收集大儿子掉的牙齿：“每次他掉一颗牙齿，我们都会记下这颗牙齿的日期和位置，并把它放在一个储物盒里。”
去年“双11”期间，徐露给两个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孩子们被送走后，衣服一件一件地送来了。她没有归还，而是整齐地放进盒子里。现在衣服太小了，但她又舍不得扔掉，但她还是把它们好好地放在了儿童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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