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代，美国境内梅毒肆虐。 通过*行为性**传播， 近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被感染， 感染后会产生持续约两年并伴有疼痛的溃疡和疹子。 在这些初期症状之后， 梅毒后期还会造成器官损伤、 心脏及脑部疾病，甚至失明。 在当时很难减缓梅毒的传播。 专家警告*行为性**要做好保护， 但孕妇也可能把感染传给孩子。 更糟的是，既有的治疗方法， 比如使用汞和铋， 不仅不可靠， 最糟的是可能造成身体损害。 现今，这些重金属 被归类为有毒物质， 但在当时，医生都还在探究 它们的危险副作用是什么。
在这不确定性中， 医护专业人员有两个关键问题。 晚期梅毒患者冒险接受既有的治疗是否恰当？ 以及，疾病在体内的发展 是否因种族而异？ 许多医生相信， 梅毒会影响白人的神经系统 以及黑人的心血管系统。 这个理论的证据很少， 但美国的公共卫生局 决心要进一步调查。
一九三二年，他们在阿拉巴马州 塔斯基吉启动了一项大型实验。 该镇有一家小医院， 且这个地区的居民中 有许多都有可能成为受试者。 公共卫生局和当地 医生及护理人员合作， 招募了约四百名被认为是无传染力的 晚期梅毒的黑种病人， 另以两百名未感染梅毒的 黑人作为对照组。 但他们的招募计划 却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研究者的目的是要在提供最少治疗药物的基础上，观察梅毒会如何发展， 但研究者却告知受试者，他们能得到 治疗该疾病的免费药品和照顾。
一开始，研究者用既有的方式 来治疗受试者， 但很快就用安慰剂来取代。 假借提供特殊疗法的名义， 研究者开始进行痛苦 且侵入性的脊椎穿刺， 来研究梅毒对神经系统有什么影响。 当病人死亡时，公共卫生局 立刻前来研究尸体， 以资助葬礼的方式来交换解剖尸体目的。 在后面刊载出来的研究中， 这些人却被称为自愿者， 用来掩盖招募他们时的事实真相。
在阿拉巴马以外的地方， 梅毒的治疗也不断进步。 此研究开始后十年， 临床实验证实了在梅毒前期， 盘尼西林的治疗很有效。 但在塔斯基吉， 研究者坚决要继续进行 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研究。 他们关于种族差异的理论 尚未得到证实， 且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再有其他机会 可以观察到梅毒若未治疗， 会有什么长期影响。 该研究的领导阶层决定向受试者 隐瞒新治疗方式的资讯。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研究者说服当地的兵役委员会 豁免参与研究的受试者， 避免他们入伍时 有机会取得盘尼西林。 1950 年间，已证实盘尼西林 有助于治疗晚期梅毒， 但该研究仍然持续进行。
以现今的生物伦理标准来看， 研究中，在没有病人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不让病人接受治疗， 在道德上十分令人深恶痛绝。 但在二十世纪的大半， 这种做法并不罕见。 1940 年代，美国 在瓜地马拉进行研究， 刻意让许多囚犯、性工作者、士兵， 及患有精神疾病者受到性病感染， 以便研究可能的治疗方式。 在五零和六零年代的其他研究中， 也可以发现有医生偷偷让病人 感染病毒性肝炎，甚至是癌症。
最终，研究者开始反对 这些不公义的实验。 1960 年代末，进行 性病接触者追踪的彼得布克斯顿 说服了公共卫生局终止研究。 该研究的领导阶层并没有接受终止研究， 最终布克斯顿把他的担忧告诉媒体。 一九七二年七月， 塔斯基吉研究被揭发， 上了全国的头条。 在大众强烈抗议、联邦调查， 以及法律诉讼之后， 该研究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终止。 那时已是研究开始的四十年之后， 也是梅毒的有效治疗方式 被发现的三十年之后。 而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梅毒 会因种族而有不同的表现。
研究终止时，原本的六百位受试者 只剩下七十四位还活著。 他们的家人中有四十位妻子 和十九位孩子染上梅毒， 推测都是被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感染。 在这场悲剧之后， 出于担心会有类似的实验， 国会通过了关于研究伦理 及知情同意的新规定。 但在全美各地，制度性种族主义 仍然持续弥漫在 医护和研究领域中。 若要真正处理这些议题， 急需的是结构性的改变、 让医疗照护资源更容易取得， 以及研究的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