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过后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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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患高血压，降压药就成了我的每日必须。所有的降压药都对肾脏不利使肾功能衰退，所以我已有二十几年的“高血压肾损害”和“慢性肾功能不全二期”病史。2019年10月我又突发心梗做了一枚支架。
“血管介入治疗术后”属重症，为防止支架处血小板凝固形成新堵点，术后必须服用抗凝药至少一年。而倍林达（或波立维）、拜阿斯匹林等抗凝药无一不对肾脏有害。加上一直在服用的降压药倍他乐克，对肾脏的不利因素大幅度增加了, 但我却没太在意。加上接踵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而封城闭户，导致我经历了一次死亡危机，倍受折磨后总算撿回了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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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所有公交停运，我住武昌百瑞景，无法去汉口大智路的重症专卖药店；我的指定复查医院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陆军总院）被征用抗疫，各科门诊全停，没法去复诊开药。后来专卖药店只供团购不对个人，即使自费购药也十分困难，我的几种主药都多次断档。
在这极不利的形势下，我却病了。大约从2月10日开始厌食恶心，逐渐发展到反胃呕吐。买来泮托拉唑钠和达喜嚼片, 服后不见效果，病情加重，连喝口水都想吐。
疫情严峻，医院里挤满了发热待检的疑似病号。以我当时孱弱的身体条件，上医院等于是去引病上身，眼前的病治不成，反到极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并祸及家人！越想越害怕，坚决不去急诊。对新冠肺炎的恐惧和因封城的种种行动限制，使我的病拖到二月底，已近十天粒米未进，手指麻木，间歇性昏厥，卧床不起。
眼看着人已经殃了，再不上医院怕出大事。染上病毒还可以治，死了就啥也没了！我决心赌命，到陆军总院急诊。2月29日，先到消化内科后到肾内科，查出血钾量高达7.7mmol/L，确诊为“高血钾症”病，病情恶化可致人死命。建议立即住院，但陆军总院停止了肾内科病床，必须转院。
家人积极努力的结果，居然在如此困难的时期，当天下午五点把我转到了某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并取得了排队等候肾内科病床的资格。马上就下了病危通知书，立即滴注抢救。同时再次做肾功能、血钾量、血常规检验，还要做肺部CT扫描。
3月1日检验报告出来，有关指标都高的出奇。含钾量6.8，肌酐592，尿素氮54.5，尿酸646。最要命的是冒出个新问题：肺部有轻微炎症！
这下不得了了，当前对肺部炎症是十二万分的敏感，我立即被定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被转移到“过渡区”隔离。担心在转移过程中突发心衰或呼吸暂停现象，医生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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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1日下午6点到5日上午9点，我在这“过渡区”熬过了三天四夜共87个小时的炼狱折磨！
该医院最角落一栋五十年代的老式病房，本已堆满了废弃医用家具，临时清空了几间作单人病房。清出来的旧家具就堆放在走廊里，所谓的“护士站”两张桌子就嵌在旧家具堆中。病区严格隔离，家属不许进入。我是重危病号，立即安上心脏全程监护仪、输氧并滴注葡萄糖，全身被管线缠绕动弹不得。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只有四个字：“听天由命”。没想到后面发生了更多的事，让我至今回忆起来都想暴粗口。
3月2日上午十点，来了个小青年，问了我的病史后，居然问我“你为甚么到这里来？”我懵了！“病历上没记录吗？”他掏出对讲机：“喂，这个新来的是怎么回事？”随着对讲机里哇哩哇啦的回话，他去了走廊带上了房门。过一会回来很溜爽的说：“今天做核酸检测，滴注呋塞米，你带来的冠心病药继续吃。”说完就走，生怕我再问。
这里不像医院那样安静倒像工程施工现场，医护人员都配有对讲机，整日里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原来这里只是个低级班子，啥事都不能作主，一切听命于某个正规科室。后来经过三天苦熬的日子，我总算搞明白了，这里没有固定医生，没有每天查房、医患互动、医嘱的必备程序，没有药库和配药室，所有药品针剂挂瓶或其它医疗器具都从另处运来。这里没有病历夹也谈不上病情记录，没有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和程序，病床的呼叫按钮不通电，病房无人做清洁卫生，甚至没有烧开水设备，只有一群素质低得教人胆颤心惊的护士。
每个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大口罩和护目镜让人很难分清谁是谁。我在这里打了三次吊针，两手背上却被锥了七个针眼儿。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下针的血管时，对讲机突然呼叫，她撂下针头到走廊去通话完毕就走了，把我晾了十几分钟。我扯开喉咙大叫，来了另一个护士，待她打好了针，我问“刚才那人怎么回事？” 她像哑巴一声不吭的走了，没有解释，没有歉意。
我要大便又不能下床，她们来了三个人拿起便盆都不知怎么办。还是我说“床上要垫塑料布”，才去找来了塑料布，我说“用个大点的塑料袋把便盆包起来”，于是又去了很久拿来塑料袋，把便盆包的鼓鼓的，我说“把中间按下去”，于是把中间按了个坑····· ，护士不会最基本的护理。
上午打了吊针吃了药，下午还有人问我“你今天打了针没有哇？吃的甚么药哇？”真不知她们交接班时在干些甚么！
下午来了一个男的，也不表明身份，说了一大堆理由要我插管导尿。利尿药刺激我半个小时就要尿一次，每次就十来c.c.，侧着身子把尿壶在被子里递进递出，满身管线拉拉扯扯，一不小心极易打湿被褥，对此我早就烦透了。于是同意插上管穿上纸尿裤扎紧裤腿和腰带，一时倒也省事。可到晚上就感到密封的纸尿裤里积了尿，拼命叫唤来护士一看说“可能插管漏了”，我求她“你处理一下吧。”她却说：“我不会弄，等天亮再说吧”。溜得比鳝鱼还快，再也叫不应了。
3月3日大清早我就开始闹，先喊后骂再哀求，要拔管。答复是“谁插的归谁处理。”“快叫他来呀，”“找不到人，也许轮休了。”我就这么泡到3月4号下午，确定明天要转肾内科病房了，才不知从哪来了另一男的拔了管。我的阴囊已被尿泡了48小时，表皮糜烂，他也只是简单的用纱布包了一层完事。没有解释，没有歉意。3月5日到了肾内病房，纱布都沾住了。我几乎是哭诉着向这边的医生告状，他先用热毛巾打湿纱布揭下来，又开了瓶典伏和绵扦涂抹，又教我如何自行涂抹。痂疤在出院回家后一周才脱尽。
3月3日上午送来一包药说：“这是你今天中午的饭后药”就匆匆离去，我也没在意。十一点吊针刚打完，惊惊慌慌的来了个护士问：“早上给你的药吃了没有”？跑到床头柜拿起那包药一看，长长的舒了口气问：“你叫刘知非吧？”我嗯了一声，她放下另一包药走了。没有解释，没有歉意。
我知道，发错药了。我经历过四五家三甲医院的病房，这还是第一次发药时不核对姓名，！说重一点，弄不好会死人的！技术粗糙、不会伺候病人尚可一笑置之，这种重大失误令我胆寒。后来不管是否已经核对过姓名，我都小心翼翼审视明白药包上的字，才敢放心吃药。
下午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一位年龄大一点的男医生（可能是个正牌医生）对我说：“你已排除了疑似，是冠心病和肾功能病，属基础病患者。过渡区不负责基础病，你是回家还是转科？考虑好了给个答复。”又是说完就走，一副明显的权威架子。倒是走在最后的护士多了句嘴：“快走吧，这里不是你这种病人呆的地方。”
3月4日凌晨，后半夜两点，走廊里一阵骚乱，我的房门开着，夜深人静，护士的对讲机呼叫听得清清楚楚：“通电梯的门打不开呀，这怎么运出去呀？····未必要守他一夜？····我们三个都没见过。·····好怕！”
啊，死了人了！我大脑里塞满了惊恐和疑问，睁着眼直到天亮，问来量体温的护士“昨晚死的那个是甚么病？”答：“癌症。”“怎么就死了呢？”答：“我刚接班，不知道！”
我实在受不了啦！心烦意乱给家人打电话：“我要回家！要死也不死在这里！”家人老实不客气的训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现在有多少急诊重病号用各种办法在找床位，我们费了多大劲才把你挤进去了。无论如何你要忍耐。现在回家，不但前功尽弃，还把人也得罪了。想再进来就没指望了”。
万般无奈，熬着吧！
3月4日，家人在全力争取肾内科病床，我就在此白耗了一天。直到下午四点多那人来拔了导尿管，我尽量按着火问他：“这过渡区的人好像都没经过专业培训吧？”他哼了一声带着讥讽的口气说：“还专业培训哩，嘿嘿！”隔着大口罩和护目镜，不知他是在假笑还是在苦笑。
在“过渡区”虽也采用了一些药物治疗，但炼狱般的恶劣环境、非人的待遇、恐惧加失眠，使我的病情非但没多少好转，还出现了血压偏低，高压值80—95，低压有时只55，已持续了三四天了。
到了肾内科病房，一切都有条不紊顺理成章了。根据再次对各项指标的综合
分析，从3月6日起，医嘱令我停服拜阿斯匹林和倍他乐克，改服盐酸多巴胺、
注射左卡尼汀维持血压；继续每日呋塞米滴注，增加聚苯乙烯磺酸钙、头孢地尼、非布司他和爱西特等排毒护肾药。针对性的处方很快收到效果，医患和谐，我的心境好转，食量渐增。到3月9日，血钾量降到4.64，肌酐257，血压基本保持在110/70上下。然后观察巩固了四天，3月13日下午就放我出院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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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了这次得病的前因后果，摊开了在“过渡区”三天四夜的经历，我的感受和思考太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疑似从严”是对的, 任何低烧、咳嗽带痰、肺部透视稍有阴影者，都应送“过渡区”检验。但我看到的“过渡区”仅只是“隔离从严”，真是滴水不漏。可是医疗条件、医护水平、制度管理却一塌糊涂。我真怀疑那群所谓的医生护士都是临时招来的社会待业青年和街道大妈。
“过渡区”就是鉴定区，疑似病者经核酸检测呈阳性，就转新冠肺炎专治病区；如呈阴性则放其走人。本来任务很简单，能凑合着做个核酸检测就行了，掌盘子的也就据此简化和降低了“过渡区”的档次。
可事实并不简单，送来的“疑似”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基础病重症患者，更有
的在目前不利形势下已经奄奄一息，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任由外力处置。面对此情此景，那群素质低下的医护，马上麻了爪子。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本不应有的严重后果。
4月3日凌晨那个癌症病人死了！一个与新冠肺炎无关的基础病重症患者，死在某三甲医院的“过渡区”！死在极其简陋完全谈不上医疗条件的杂乱场所，死在一群无专业技能无服务热情无制度约束的乌合之众面前。
这个人迟早会死，但如果不来这里会现在就死吗？
按任务性质“过渡区”不应该死人。“疑似”送进“过渡区”只两条出路：或转感染专治、或没事回家。现在却多了一条非正常出路：送太平间！
死了人责任何在？死者自负吗？
如果说在一月底，掌盘子的因对疫情的种种失误而晕头转向，忽略了“过渡区”的管理，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如此明显的弊端及其负面影响应早已突出，为何没有整治纠正？
对“过渡区”的忽视是掌盘子的一大错误，甚至罪过！。
（二）武汉市城区（封城令包含的范围）内，基础病重症患者有多少人？从在大智路汉口大药房的拥挤，粗略估计不会比这次确诊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少，可能也有七八万人吧。
这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是老头老太，最普通的退休人员或低保居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偏低，家境较难，鳏寡孤独，分辨能力和思维能力不足，有的人还是两种甚至三种重症的患者。
而我，是其中的个例、幸运者。
我在得病、治病全过程始终头脑清醒，关键时刻能自主，少为外界不利因素制惑；我收入尚可，自费购药还掏得起，能勉强保证用药；我家气氛和谐遇事商量行动一致；儿子的车有特别通行证，疫情期间上医院、买药、送饭从不耽误；内侄能一路打通关节把我送进三甲医院病房···· 。在封城的极端不利条件下，这些优势弥足珍贵，让我能渡过劫难保住性命。
但是，有几个基础病重症患者具备这么多好条件？他们中的多数人在面临绝境时，能像我这样幸运过关吗？
他们或者负担不起自费购药，或者想上医院却举步唯艰。他们也许因缺医少药孤独无助而坐以待毙，也可能因发烧咳嗽等轻微炎症，像我一样的被误打误撞的送进了“过渡区”，其结果，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从下达封城令到如今逐步放开禁令，其间的种种政策、措施、办法，都没有针对基础病重症患者这个弱势群体作任何具体安排。
我想问：武汉市的基础病重症患者，在此次封城期间，因医药难求或医护无方死了多少人？与正常时期相比，死亡率增加多少？如果有心，不难统计。但敢公佈吗？因为人们会问：如果掌盘子的稍加重视，他们会死得这么早这么快吗？
我想问：掌盘子的是否认为，这也是为战胜疫情不可避免应付出的代价？
我想问：他们也曾为国家为社会做过一定贡献，他们继续活着，不应视为包袱或拖累。为甚么在特定的困难时期未得到起码的保护？
我想问：在某些掌盘子的心灵深处，是否有“马尔萨斯人口论”“优存劣汰”的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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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清明上午十时，举国默哀，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在冥冥的汽笛声中我结束此文。
写此文的目的很简单，是揭露掌盘子的在抗疫斗争中的某些短板昏招，酌情
问责，安抚民怨。希望基础病重症患者群不沦为被遗忘的角落，尤其是在特殊困难时期不沦为陪俑。
我保证此文提供的现象全是真实的，绝无半句谎言。我不写明这家医院的牌号，因为他们的肾内科和急诊科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一命，不应让他们沾火星。
此文很可能会引发争论，也有可能挨骂。本来没甚么可怕的，可是看到方方这样正直敢言的名作家，都被恶语相污，我这八十多岁的老头子还去陪那些吹鼓手玩花活，豈不无聊！
既然已经尽力了，眼不见心不烦，还是图个清静为好。因此匿名发文，抱定“只揭露，不争论”的态度，任由评说，再无下文。
武汉加油
刘知非 20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