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大量叙利亚避难者逃向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其中土耳其成为接受避难者最多的国家，从而引发了新的现实性危机。但是围绕这批叙利亚避难者，却产生了难民、客人和避难寻求者等三种身份表述。不同的身份表述既造成了避难者身份定位上的困境，又与当前一系列的现实困境相联系，其背后折射出土耳其在国家自身定位上的两难以及区域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最终解决困境的出路不再是短期化的危机应对，而需要建立「责任共担」（Burden Sharing）的长效机制。
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造成大量叙利亚避难者涌入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等周边国家，抑或借道逃往欧洲地区，并且随着危机的持续发酵，避难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仅在2014年就有超过100万人逃离叙利亚，而截止2015年，约有五分之三（600万人）的叙利亚避难者逃向土耳其，或停留在土耳其国内或通往欧洲。突如其来的避难者浪潮引发了土耳其一系列的地区安全和社会问题，并成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的焦点。
由于土耳其处于欧亚交界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传统，土耳其长期以来便是一个重要的难民接受国，而为了应对这次叙利亚避难者的大规模涌入，土耳其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截止2015年，共修建了25个用以接纳避难者的营地；在经济投入上，仅联合国难民署于2015年便投入了将近9000万美元，而土耳其政府更是承担了累计50亿美元开销中的97%，土耳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努力不可不谓巨大和高效，尤其是土耳其本身更是承担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硬件投入便可以解决的，据统计，约有85%的避难者并没有居住在官方修建的避难者营地，而是流入到土耳其的当地社会，并且人数已经超过200万，覆盖土耳其国内24个城市和地区，其中仅伊斯坦布尔一市便吸收了33万名避难者，甚至超过了住在营地里的避难者数量的总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投入不足，其背后隐含着避难者的身份困境与区域政治经济不平衡等深层次因素，本文试从土耳其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外部视角以及叙利亚避难者的内部视角等两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
2012年9月13日，一名妇女在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的叙利亚难民营中行走。此难民营距土叙边境（来源：新华社）
一、叙利亚避难者的身份表述与身份困境
事实上，对叙利亚危机的分析和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叙利亚避难者的身份问题。在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或研究机构的报告中，对避难者最常见的身份表述是难民（Refugee），叙利亚难民问题同样见诸于国内外各大媒体报道，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身份表述。但土耳其政府却一度表达出另一种官方的身份表述——「客人」（Guest），而非难民。如果参考土耳其现行的有关难民的法律法规，叙利亚避难者同样无法被归类为法律意义上的难民，从而出现了第三种官方表述「避难寻求者」（Asylum Seeker）。三种表述虽然都指向了战争引发的外逃避难的基本事实，但其定义内涵却存在必然的分歧、模糊与冲突，从而对解决危机的实践产生负面的影响,以下笔者将对三种身份表述的潜在逻辑与内在动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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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身份
在诸多的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叙利亚避难者被统称为「难民」（Refugee），参考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定义，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害迫**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土范围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从这一点看，叙利亚避难者因逃避战祸而进入土耳其完全符合联合国定义的难民身份。但该《难民公约》第一条第二款（甲）项却存在另外的规定，即本公约的难民定义和适用范围仅限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且作为缔约国之一的土耳其对此发表过声明，对该条款添加了明确的地理限制，即在1951年1月1日以前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其背后反映出土耳其对区域地缘政治的判断。1967年，联合国再次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旨在对难民定义的适用范围进行修改，扩大为「定义范围内的任何人」，但土耳其并未加入该议定书，依然维持1951年《难民公约》的规定及其附属的声明，这也直接造成了大量非欧洲避难者在土耳其并不具有正式的难民地位，受限于严格的地理限制。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身份确认中还存在另一个核心要素，即土耳其血统（Turkish Descent）。在1934年土耳其的《定居法》中，清楚地表达了对具有土耳其血统或文化的移民群体的欢迎，并且规定不具备这一身份传统的群体不能在土耳其定居，而基于该法律精神，土耳其在半个多世纪(1923-1997)的时间内吸纳了超过160万的移民，主要是来自巴尔干地区，不难看出这一法律实践与土耳其建国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息息相关。尽管该法令在新的立法实践中不断被修改，但这一血统偏好却长期存在，延续至今。如今来自叙利亚的避难者并不具有土耳其血统或文化，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未来可能同样受到极大的限制。
滞留土耳其的难民人数（来源：凤凰网）
联合国所定义的难民身份与土耳其具有差异化的身份确认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前者代表了同质化、普遍化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而后者则始终遵循着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和立足点。两种价值判断的冲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始终存在矛盾和张力，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
2.客人身份
正是基于难民身份表述的分歧，在叙利亚危机爆发的初期，土耳其政府一度将叙利亚避难者定义为「客人」，由此产生了第二类身份表述。事实上，土耳其对待叙利亚避难者的主要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客人身份的判断相吻合，2011年11月，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对叙利亚避难者提供临时保护,即向所有叙利亚人开放边界、不进行强制驱逐或遣返、允许在土耳其境内无限期停留等一系列安置措施，但是充分享有这一系列临时保护权利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官方登记并进入营地居住，而对于不进入营地的避难者虽然可以在土耳其境内自由活动但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同时，临时保护措施在真实的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对所有人有效。
具体分析，土耳其一直存在接纳避难者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多次接受难民，这与其自身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不无关系，而土耳其与叙利亚就存在必然的关联。以土耳其南部城市哈塔伊（Hatay）为例，该地区本身便是土耳其境内阿拉伯人的重要聚居地，几乎所有的社区都与叙利亚存在亲属联系，其中不乏一些少数群体，例如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群体。许多叙利亚避难者逃向土耳其实际上带有投奔亲友的特征，这也不难解释哈塔伊和加齐安泰普(Gaziantep)两大南部城市现成为土耳其前三大叙利亚避难者的收留地。但是，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土耳其多次的政治声明却表明了逊尼派倾向的鲜明立场，并试图借*翻推**叙利亚政府的契机以争夺中东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在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官方声明中反复强调阿萨德本人的阿拉维派背景，这无疑让众多阿拉维派人士和非穆斯林群体感觉到受到攻击，对于他们而言，尽管语言和文化相似，但土耳其的客人表述并不包含他们，这也直接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冲突。例如，2013年5月，在哈塔伊的阿拉维派社区发生了两起由宗教极端主义者制造的汽车*弹炸**事件，造成51名逊尼派穆斯林死亡，土耳其官方将矛头直接指向当地的阿拉维派人士。在基督徒和库尔德人等少数群体地区发生着相同的冲突事件，并且导致官方的强硬回应。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客人表述实际上内含明确的选择性和清楚的政治立场，即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被欢迎的。在这一背景下，不被欢迎的群体进入土耳其受到严格限制和管控。最后，随着「客人」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无限期的停留，土耳其基于短期危机的判断破灭，这一身份确认不足以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表述，反而带来了长久的现实困境。
3.避难寻求者
身份2012年，土耳其部长会议指出土耳其的现行政策是对叙利亚避难者实施临时保护，但始终拒绝给予叙利亚避难者以合法的难民身份。在法律上，叙利亚避难者被定义为「避难寻求者」。根据1994年土耳其出台的主要针对非欧洲难民的《规章》[ii]以及2006年出台的对《规章》进行细化的《指导条例》，避难寻求者可以在土耳其获得临时保护，但是对于这些非欧洲避难者而言，申请的过程却充满了焦虑和不确定性，申请流程所包括的难民地位甄别和第三国重新安置往往需要花费数年的等待时间。同时，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申请与土耳其政府的避难寻求者申请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叙利亚避难者的个人故事至始至终处于不断被质疑和查验的不确定中，而官方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承担繁重的访谈工作的同时，完成对申请者访谈内容的填写，并且还有可能受到来自翻译的错误引导，更加重了不确定的生成。在漫长的申请过程中，避难者无法获得任何来自官方的支持和保护，只能滞留在边境或流散到各地，截止2014年底，已经约有120万叙利亚避难者滞留在土叙边境，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令人担忧的是，两套身份确认系统的确认结果如果相互矛盾，避难者甚至会面临驱逐、遣返等不可预计的危险；就算最终获得了合法的避难者身份，他们还必须被安置在指定的避难营地或卫星城市，获取最低限度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保障，并且几乎没有合法渠道获得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经济来源。
在此，联合国所定义的难民身份和土耳其所认定的避难寻求者身份产生了实践上的冲突，最根本的后果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避难者而言，在遭受战争以后所面临的可能是更加令人不安的处境，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避难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以及已经到达了哪个步骤，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人，数年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复杂的申请制度和繁琐的官方程序中，并且最后获得的是让人大失所望的有限支持甚至更坏的结果。在这样一种身份表述中，避难者长期处于迷茫的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申请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又包括个人身份本身的不确定；不确定性同时也给避难者带来无名化和污名化的风险，并且在混乱的身份确认机制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无法消减，反而不断生产出新的不确定性，即避难者容易变成当地社会怀疑的对象以及当下社会冲突的替罪羊。
叙利亚避难者的身份表述困境事实上是身份认同困境的直观表现，既包括避难者作为认识客体的身份认同，也包括土耳其作为认识主体关于自身的身份认同。而飘忽游离的身份认同状态其背后是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历史格局，身份认同困境也进一步造成了实践层面的困难重重。
二、身份困境下的现实困境
我们已经观察到三种关于叙利亚避难者的身份表述事实上都无法在具体的现实情景中涵盖避难者的身份要素，并且其本质是土耳其政府、联合国等官方组织机构基于外部视角的价值判断对避难者所进行的分类，即每一种身份表述都是来源于认识主体自身的政治或文化价值理念，而忽视了认识客体真实的感受与选择。同时，符号化的身份表述困境背后的现实困境折射出这场危机的深度过程和形式远比单纯的避难者安置与救助问题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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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现实困境与两难抉择
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危机已经给土耳其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2011年4月到2014年11月期间，土耳其已经花费了45亿美元用于避难者的救助和安置，而同期联合国和欧洲国家只花费了2亿多美元进行援助。由于危机迟迟未能结束，叙利亚的重建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土耳其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上的无底洞。同时，避难者人数却在不断增加，不仅是新增的入境人数，还有在土耳其出生的叙利亚婴儿，截止2014年底，已有35000名新生叙利亚婴儿在土耳其出生。在全球经济形势不佳的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进一步增加在卫生、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据相关的调查表明，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叙利亚避难者的到来正在摧毁土耳其经济，并且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当土耳其公民也被迫生活在贫困中时，不应当援助这些叙利亚人。
土耳其所面临首要现实困境便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另一份调查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危机对土耳其的影响。在叙利亚危机之前，土耳其南部城市加齐安泰普叙利亚人注册的私人企业的数量为60家，截止2014年10月，这一数字上升为209家；同时大批投资人将注意力和重心从叙利亚转移到土耳其,例如土耳其南部港口梅尔辛（Mersin）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海运和航道的优先选择。叙利亚危机后，土耳其在获得来自叙利亚方面的投资大幅增加，不仅是大型企业，还有小型的手工制造业和餐营业。在劳动力市场，大批叙利亚人涌入，实际上填补了土耳其南部劳动力的缺口，刺激了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官方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到劳动力的富足为土耳其营造了一个合适的投资环境；同时土耳其也得以承接了叙利亚商人与中东地区良好的政治和商贸关系，从而刺激了本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建造营地、发放补助等纯粹的投入行为，土耳其政府更乐见将流散在外的避难者视为能够给本地区经济带来贡献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在过继叙利亚商机的同时，壮大本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不过，作为劳动力的避难者其优势在于廉价的雇佣成本，但可见的风险却依然来自其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大量的叙利亚人新开的商店和从事的生意都是未经注册的，在税收和执法上都可能随意逃脱，从而造成不公平以及不合法的商业竞争。此外，这批劳动力的共同特点是技术素养低，他们只能从事维持生计的低技术工种，在不具有相应的合法权益时，大多数人只能接受苛刻的生活环境和收入水平，长此以往，会造成心理上的失衡，从而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最直观的案例是，当地的土耳其房东更乐意将房屋出租给叙利亚避难者，甚至将原先的土耳其本地租户赶走，只因为可以向前者收取更高的房租；而同理，土耳其雇主也更乐意雇佣廉价的叙利亚工人，不惜让其挤占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可想而知，避难者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却需要承担高昂的生活开支，甚至还要遭受利用和歧视，这也直接导致诸如抢占就业机会、童工、*市黑**、族群斗殴、强奸、离婚等相关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当地人与避难者的矛盾日渐尖锐。土耳其如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表面上是如何接纳和安置庞大的避难者群体，但实际上避难者已经逐渐成为土耳其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
「如果土耳其能提供工作机会，许多难民还是会愿意留在这儿，毕竟土耳其更靠近叙利亚， 而大多数难民的心愿就是能在战争平息后回到家乡。」移民政策研究所资深工作人员Alexander Aleinikoff表示。（来源：凤凰网）
进一步分析，叙利亚避难者给土耳其带来的结构性改变实际上反映出土耳其对国家自身定位的困境。西方还是东方，欧洲还是中东，近百年来就是使得土耳其人摇摆不定的选择障碍。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上，土耳其与其东方近邻一脉相承，奥斯曼帝国作为最后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一度控制着从北非到西亚广袤的中东地区，直到今天奥斯曼帝国所塑造的强大伊斯兰帝国形象仍然存在于众多阿拉伯穆斯林的想象中。
在地理上，土耳其绝大多数的领土都位于亚洲范围，民族和宗教文化源流也来自东方，称其为是一个东方国家并不为过。但在政治上，土耳其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便在凯末尔主义的推动下大力推行世俗化，彻底斩断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并一直以成为欧洲国家为目标。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9年便积极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在1999年正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向西看」一直是土耳其坚持的国家战略，这其中包含了长久以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追索也包含了对抗苏联的冷战思维，这一身份定位决定了土耳其长期以来的政策实践，在难民身份问题上便是如此。而欧洲则将土耳其视为深入中东地区的「前哨战」以及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模板，但同时对其根深蒂固的非西方「血统」抱有不信任。
2010年底开始，「阿拉伯之春」吹遍中东，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相继爆发了革命或内战，继伊拉克被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击垮之后，埃及、沙特等几个主要的中东国家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危局。一时间只有在世俗与宗教之间能够保持相对保持平衡和稳定，并且近十年在经济上取得飞速发展的土耳其可能成为领导中东以及团结穆斯林的希望，在加入欧盟的路上受阻，「向东看」反而变为土耳其的现实需要。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迎合西方民主话语在中东国家施加影响的同时，实际上变相地支持逊尼派宗教极端组织对抗阿萨德政府，借由宗教势力对抗世俗政权。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地区在这一时期既是避难者逃亡的生命线也是圣战分子的通道，数以千计的国际逊尼派极端分子由此进入叙利亚。[ii]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应当为叙利亚乱局负责，但也正因如此，土耳其似乎终以「主人」的姿态迎接来自中东的「客人」的到来。
土耳其一方面希望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秩序重建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自身定位上的模棱两可带来的现实困境在叙利亚避难者到来之后更加凸显，而欧洲对此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土耳其在2005年开启了与欧盟的入盟谈判，但保证欧盟内部稳定和安全是考察任何一个候选国的重要内容。在冷战时期，土耳其充当着欧洲「桥头堡」的作用，而如今旧有的战略意义已经退却，随着避难者的大量涌入，土耳其转变为「不法之徒」闯入欧洲的门户，欧洲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此，土耳其同样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土耳其坚持服从欧盟的指令实行对叙利亚避难者的临时保护政策，主动承担起「第一避难国」的职责；另一方面拒绝任何来自国际社会的监督，并谴责以欧盟为首的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不作为以及将收容避难者的负担转嫁到其他国家。
土耳其渴望加入欧盟，但不希望成为欧盟的避难者「收容站」，彻底变成后者的缓冲地带。而欧盟方面希望土耳其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接纳避难者的角色，将他们挡在欧洲之外，并敦促土耳其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赋予避难者以合法的难民身份。在此，叙利亚避难者的身份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重点，而互有分歧的争执背后指向了土耳其和欧盟共同将避难者安置问题政治化的过程。但问题也未能在政治层面解决，只是转化为双方围绕土耳其是否能够加入欧盟等诸多地缘政治问题的博弈资本，在此僵局之下叙利亚避难者问题转向长期化不可避免。
2.叙利亚避难者的选择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观察到避难者长期处于无名化的状态，无法成为真正的权力个体，缺乏相应的合法权益和保护，这其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大多数避难者并没有通过或选择官方的身份登记系统，从而并未居住在政府设置的安置营地。
由于合法的避难者身份申请耗时长，环节多，因此土耳其政府允许避难者在其国内自由流动，租住私人房屋，但事实上避难者选择居住在营地之外并不是简单的受制于客观条件，还包含了主动选择的因素。在对营地生活的观察中，我们发现许多避难者将营地直接称作「监狱」，并且土耳其政府每周只给每名避难者补助20里拉（约合人民币40元），几乎连足够的饮食都无法保障，甚至还有避难者冒险跑回叙利亚购买相对廉价的生活用品并回到营地内售卖。此外，营地的安保人员对待避难者态度恶劣，例如2012年发生在基利斯（Kilis）营地的冲突事件，当避难者集体呼吁更好的生活待遇时，安保人员会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许多妇女和儿童因此受伤，但是要知道基利斯的营地已经是土耳其条件最好的营地，因为这里可以提供硬化的临时住房，而不是像其他营地那样的临时帐篷。部分研究报告认为居住在营地内的避难者因为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要比居住在营地外的避难者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且土耳其向全世界树立了标杆，但事实却未必如此。
85%的叙利亚避难者并没有生活在政府修建的营地内，其原因与繁琐漫长的官方身份登记制度有关，但其中叙利亚避难者自身的选择也不能忽视。对于哈塔伊等土耳其南部城市而言，叙利亚人事实上并不陌生，在叙利亚危机发生以前，哈塔伊与叙利亚之间长期维持着开放稳定的边界环境，甚至在当地人的直观感受中明显的边界似乎并不存在；反而是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土耳其重兵把守，边境线的概念才显现出来。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亲戚在叙利亚，双方的居民彼此熟悉。因而与其说叙利亚人是严格意义上的避难者，不如说是过来投奔的亲友，社会和经济影响并不是当地人首要考虑的问题，亲情与人道主义关怀才是最主要的。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0月，哈塔伊市共计有官方登记的避难者6万人，但实际上真实的数字要翻一倍，边境一带有大量的叙利亚人并没有选择官方登记。这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需要单纯地依靠政府的救助，家庭团体能够给予了相应的且更好的支持。对于避难者而言，封闭的营地并不能提供安全感，而亲属组织的存在部分地实现了回归社会的可能。尽管大量的避难者涌入同样给当地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但相对于土耳其其他城市和地区，这里的避难者更容易融入和整合到地方社会中，这都源于既有的亲属关系和较少的语言障碍。
不可否认，更多的非营地避难者流入了土耳其的各大城市，租住当地私人的住宅，而仍有一部分更贫穷的避难者居住在清真寺、结婚礼堂、谷仓甚至公园等公共场所。情况较好的家庭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布尔萨、伊兹梅尔等远离叙利亚边境的西北部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叙利亚避难者，许多商铺都雇佣了叙利亚人。这也印证了上文谈到的，避难者的到来补充了土耳其国内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大多数的避难者未必能够获得合理的待遇和机会，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进入城市——真实的社会，而不是留守在边境或营地。营地提供的不仅是微薄的生活补助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心理上的缺失，避难者永远被当作是被救济的对象以及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的无身份人群，而他们的社会联系也被切断在营地之内，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
有观察者便明确提出，应该提供给叙利亚避难者钱和尊严，而不是食物和毛毯，给予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甚至对于土耳其的市场而言，人数众多并不是从业者最关心的，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外来劳工能不能获得合法身份，从而进行合法的工作。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就算叙利亚内战现在终止，大多数避难者也不会回去，他们希望在土耳其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叙利亚危机是灾难也是机遇。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如今所应当考虑的问题已经不仅是短期的安置，而是长期的社会融合。
土耳其新规还规定了，如果一家公司有10%以上的员工都来自叙利亚，那该公司就无法帮助员工获得工作许可。（来源：凤凰网）
截至2015年底，伊斯坦布尔已经成为土耳其接收叙利亚避难者人数最多的城市，人数超过30万人，一方面由于伊斯兰坦布尔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及商业中心，可以提供给避难者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可能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伊斯坦布尔临近欧洲，许多避难者在此等待机会进入欧洲，将土耳其看作通往欧洲的中转站。
在土耳其，经过合法登记的避难者每周只能获得40元人民币的补助并且住在临时帐篷里，而在欧洲他们可能拿到的补助远远超过土耳其的标准，例如在挪威，每名避难者可以获得为期2年每月1464欧元的食品与租房津贴，与前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当然就算在欧洲，区别也非常大，例如在西班牙，避难者只能以家庭为单位获取为期6个月每月1200欧元的生活津贴，但这同样大大超过了在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补助水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避难者不仅希望到达欧洲，还希望能去更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和北欧地区。
在相关的报道中，有避难者明确表示「我曾经是叙利亚人，但我现在想成为这里的人。」大量的事实都说明了许多避难者都希望能够在欧洲继续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改变曾经作为叙利亚人的命运，欧洲才是他们理想的目的地。 值得注意的是，避难者进入欧洲实际上所面临的是身份和文化上的排斥，选择欧洲更多的是出于世俗层面的追求，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并不是影响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一选择直接反映了问题背后的区域政治经济不平衡。
在对叙利亚避难者的观察中，我们发现避难者并非如官方的身份表述所限定的那样缺少主体性，没有个人意愿，只能听任支配。大多数避难者成为流散的避难者，其背后隐含了丰富的个人故事和主观意愿，在身份充满不确定性的同时，避难者对自身也存在身份定位，寄希望于自我的选择而不是单纯地依赖官方机构，以摆脱避难者的悲惨身份，从而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三、从困境到出路：
身份确认与长期机制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判断这场由叙利亚危机引发的新的现实性危机已经展现出长期化的趋势，进一步侵害土耳其乃至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从对避难者不同的身份表述入手，能够发现叙利亚避难者的身份表述困境以及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其内在原因既包括土耳其对避难寻求者模糊的身份定义和现实判断，也包括其对国家自身模棱两可的双重定位。而土耳其与欧洲将避难者问题政治化的博弈以及叙利亚人的自主选择进一步说明了这场由叙利亚危机引发的避难者浪潮不可能在短时间结束，更不是能依赖于短期的，单纯以资金和硬件投入来衡量的难民安置行动来解决，而隐射出的是区域地缘政治与经济的不平衡。以下笔者试从三个方面探讨解决这场困境的可能出路。
第一，明确身份定位。混乱的身份表述势必造成避难者的身份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困境。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即便叙利亚危机结束，大部分叙利亚人依然会选择留在土耳其或继续前往欧洲，这是由避难者的现实主观意愿所决定的。只有明确这一现实，才能在实践中减少负面结果的出现，并增加可能的益处。
其次，加快在相关问题上的立法和改革，从法律体系层面明确避难者的合法身份，并赋予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2015年初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已经出台了《难民法》草案，但时至2016年，该草案仍未能见诸公众，正式开始实施，对待避难者的态度依旧模棱两可，这必然会导致实践上的困境。只有合法身份得以明确，才能使避难者从无名化变为有名化，其自身和当地社会才有机会确定和尊重他们的角色，与之相应的出入境、居住、就业、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实践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使之最终成为土耳其社会真正可以被吸纳接收的有机体。以色列在上世纪40年代末短短3年间接收移民65万人，超过其本地人口，并且绝大多数人是二战以后逃难的犹太人，建国后的25年内以色列总计接收了140多万的移民，并逐渐成为国家建构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对于同样具有移民传统的土耳其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借鉴经验。
最后，土耳其应当明确国家自身的定位，摇摆不定的身份定位不仅实现不了东西方桥梁的理想，反而容易在现实层面沦为缺乏主体性的通道和走廊。进而不单是在避难者问题上，在更广泛的国际话题讨论和实践中，同样会遭遇尴尬和困境。
第二，鼓励社会融合，建立长效机制。随着问题的长期化，简单地将叙利亚避难者视为需要安置的避难寻求者只会加大土耳其的经济负担，并触发本地人和避难者之间的社会矛盾。在大量避难者流入地方社会的现实背景下，机械的区分和隔离只会强化避难者自身的群体意识，进而可能孕育出易被极端势力利用的*社会反**力量。部分研究报告已经表明这一担忧，大量避难者进入城市沦为乞丐，盘踞在公园和广场，引发盗窃、抢劫等问题。但相关的描述和建议却更让人担忧，2014年7月，在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s），当地政府将避难者乞丐重新带回避难营地，缓解了该市的社会紧张；而相应的建议是对于大量避难者进入城市变成乞讨者的现象，地方政府应当加强预防效率。
正如在上文中的分析，营地实际上并不能提供有保障的生活环境，并且切断了避难者作为社会人的联系，令其产生寄生者的负面心理。政府应当正确疏导这一情绪，而不是强化，鼓励建立在长效机制下的社会融合而不是短期的社会隔离，因为解决问题已经不能停留在短期、外部的工作，而是内部、结构化的调整。在此，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当得到重视，不论是现代的非政府组织，还是源于伊斯兰文化的宗教基金组织和清真寺都能为长效机制的推行和实践带来巨大帮助，逐步促成社会融合。
第三，责任共担。不论是避难者问题的产生根源还是发展过程都折射出区域政治经济不平衡这一根本性问题。短期内调整和解决区域范围的不平衡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解决避难者问题不应当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内政。在危机爆发后，黎巴嫩和约旦明确表示现在正是一个理想的机会践行「责任共担」（Burden Sharing）的理念。国际社会应当借此契机加强合作，尤其是海湾国家和欧盟。区域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决定了责任共担的必要性，而盲目地提议将避难者阻挡在欧盟之外显然无助问题的解决，更有可能激化更大范围的社会冲突。责任共担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共担，也是各国在难民和移民法律及相关制度领域的对接，而更重要的是责任共担的背后指向了价值观念上的共享，叙利亚危机表面上是一国的危机影响到他国，实际上是整个区域的全体危机，因此形成统一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是最终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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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Protecting Syrian Refugees: Laws, Policie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Sharing」, pp.104.
http://www.bu.edu/law/central/jd/programs/clinics/international-human-rights/ 2016-4-7
全称为《关于针对希望在土耳其寻求避难或申请居住许可期向其他国家寻求避难的以个人/集体形式抵达土耳其的可能入口流动或外国人的管理程序和原则》，规定了申请临时避难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权利和义务。转引自：邢爱芬、*党**菲，「土耳其难民问题及难民法改革研究」，《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第73-89页。
全称为《申请指导条例》，对《规章》中模糊的规定进行完善和细化的补充性文件。转引自：邢爱芬、*党**菲，「土耳其难民问题及难民法改革研究」，《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第7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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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笔 / 赵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