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看到冯小刚的新影片了，还真有些念想。在大多数观众的眼里，冯氏作品以幽默和吸引人的情节见长。在我看来，《非诚勿扰》少有冯氏特色，仅几个笑话搏得观众笑声，沦为相声、小品一途。葛优在日本北海道一个教堂内忏悔，很长时间，神甫受不了，语言不通，找葛优的朋友说教堂装不下他的罪恶。这一幕给我印象最深，至今不忘。我不是评影的，只是借此说忏悔之道。
忏悔，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特定的形式认错、改错。小时候看《牛虻》，总不理解为什么牛虻要对一个人——即所谓的教父去忏悔，去诉说自己的不是和过错，以致泄密了革命行动计划，连同战友一起被捕入狱，造成整个故事的悲剧。在那个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在我不算成熟的心灵里，就曾有反问，别人凭什么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让你相信？其实也不单是我。 奥斯汀写过《忏悔录》，卢梭也写过《忏悔录》。西方人似乎更热衷并乐于接受忏悔文化。这可以从社会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关于民族文化差别的解释中找到了答案。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所谓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的区别。
本尼迪克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东方人做错了事,总是藏着掖着,不被人发觉就不主动承认,全然不受良心责备。
基督教中，每一个人临终之前都要忏悔，忏悔自己一人生中犯下的所有罪恶，祈求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能够有去往一个好的归宿所。为什么西方宗教会如此看重忏悔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把心里最隐秘、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向上帝忏悔，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净化自己的灵魂。国人或许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不愿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相信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王阳明说：“我心光明，夫复何言？”季羡林先生的《赋得永久的悔》，读后让人落泪，其实写的是人生中的一些遗憾。巴金先生撰写的《随想录》，深刻反省*革文**期间自己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内心无法原谅和改变历史的悔恨与煎熬。
我无意于赞扬西方人坦诚，其实忏悔是有收益的，可以把思想的压力摆脱掉，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了上帝。难怪西方人活得看起来不像我们这么累，这大概是其因之一。长久压挤在人心里的悔，象魔鬼一样地揪着的心，不把他释放出来，似乎便难以继续偷生。我不相信忏悔可以使人靠近上帝，但我认为忏悔对净化心灵、升华生命的品质、使人安静祥和是有助益的。
我之所以不能像有的人那样世故、那样圆滑，似乎自己永远都学不了，只能是一声叹息。这或许在我的本性中，真是永存的，诚是不变的，不愿舍弃自己纯净的天地。我时常在灵魂的镜子面前审视自我，仿佛看到自己的灵魂在慢慢屈膝跪下，跪向虚空，而那虚空中有我的理想和抱负、我的亲人和师长、我同事和朋友，还有那所有曾帮助过我或对我有所期望的人。我却未做过多少有益于他们的事，为我自己的行为，为它的卑微、为它的孱弱、为它的扭曲……
曾几何时“责任”是我十分敬畏的一个词，而今或因追责的滥用，令我有些生厌。责任意谓着，不能随意，不能逃避，不能怠惰，应完成自己应尽的人生义务。我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小”处，更看到了自己内心的裂痕，理想与现实远之于天堂和地狱。这么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是一个让心流血的过程，一个痛苦不堪的过程。为了解脱，做一个纯粹的人，更快乐地生活，用忏悔来洁净灵魂，代之以健康的心态和躯体，这或许是一种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