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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77年，这一年，最早的留声机诞生；这一年，是中国清光绪丁丑年，太平天国已经灭亡了十余载，左宗棠正在进兵天山南路；这一年，山西河南旱疫并举，死亡一千余万人，惨状为历史之最。太原府一地近100万人，仅幸存5万人，时任陕西巡抚曾国荃哀叹：“茫茫浩劫，亘古未闻”。
中国可追溯的瘟疫历史约3500年，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时期到公元1911的清朝末期，共2681年，其中信史记录的灾疫之年669年，平均灾难频率25%，即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
在我国，两千年多前的《说文解字》里就已收录了“疫”字，意“民皆疾也”﹔《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载“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旧唐书·五行志》：“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
瘟疫，从古至今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政令、医学制度、法律规范、公共卫生、民众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非一人之疫，而是一地乃至一国之疫。
中国防疫系统的建设，可能比很多人认为的都要早。周朝建立伊始，在基层行政区设立了巫医，备有草药，用于防疫；北魏永平三年，宣武帝置医馆，疫情发生时官吏驱疫工作需要落实到每家每户；唐朝政府颁布政令，要求地方上医学生人数，必须达到当地人口的一定比例；宋代会刊发疫情防治的资料，中央会安排轮差医官去往行政区服务，中央管辖的惠民药局，会在包括边远地区的全国范围内，派驻医官、医生、医士。
我国建立最早的“小汤山”医院建于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各郡国蝗旱并起，瘟疫流行，平帝下诏建立了，我国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公立临时隔离医院。隔离，是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的一种，针对疫情扩散的有效防控措施。
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了一批秦简，里面提到了要将麻风病人送到“疠迁所”，“疠”即瘟疫。“疠迁所”属于专为瘟疫病人而建的隔离治疗场所。东汉延熹五年，军中大疫，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队军**传染病院。“庵庐”安置流行病患者。清代，为防止天花传播，政府会通过行政命令将患者统一隔离安置于一地。
关于隔离，清代熊立品在《防疫全书》中提出“四毋原则”，即：“毋近病人床榻；毋凭死者尸棺；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正如周易节卦初九爻辞曰：”不出户庭，无咎“。可惜很多人在几千年后的现在也做不到。
如果疫情持续严重，中央政府便会着手安排官员巡视疫情并施医赐药。两汉时，在疫情流行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会派中谒者或使者，巡查疫疠流行状况并致医药。唐朝，唐文宗曾下诏，命地方大院亲自去疫区安抚民众并送医送药，最后还需向他一一汇报。从宋*开代**始，政府已经将疫病流行时的医官派遣与药物救济制度化，所有的诊疗与药物发送一般都无偿进行。
防疫工作进行的同时，为保证地方民生，从西汉开始，对于疫区会赐钱发粮，减免徭役赋税；宋代曾有赐河北灾民，八十岁以上或病重不能生产者，每人“米一石，酒一斗”的记载。同时宋代还建立了社会保障机构，比如安置无处可归病人的安济坊、收养鳏寡孤独之人的养居院、而病逝者则由助葬机构"漏泽园"负责掩埋入公共墓地。其实对于疫情中的死者，由政府出资置棺下葬，一直是古代政权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一是出于对逝者本身尊严的保全；二是对于逝者家属心情的安抚；三是妥善安置尸体从而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
由于古人对瘟疫畏之如虎，瘟疫产生后往往流言四起，社会动荡。政府一般会实行祈神禁巫的活动，祈神由政府主导，以此安抚百姓情绪，禁巫则是由巫医分立。倾向于巫术的人，往往会拒绝药物治疗并难以进行控制，这时就需要政府强行介入，控制巫术行为泛滥。
我国古代并未出现微生物学，所以古人无法了解瘟疫的传播机理，但是，这不等于古人不知道瘟疫的传播途径。以鼠疫为例，针对鼠疫而提出的“日常不可坐地、保持房间整洁”“见死鼠需要屏气并掩埋”。几种应对方式与后世研究的鼠疫昆虫叮咬传播与飞沫传播恰好应对。
在人工免疫方面，公元前6世纪，便有了政府组织的狂犬扑杀活动。南北朝葛洪有记载一种“取咬人疯犬大脑风干后敷于患处”的方式来治疗狂犬咬伤，但是效果如何无法考证。对于天花的“种痘”之法是的确行之有效的，一般认为我国的人痘接种术最迟在16世纪就已经发明，有考证认为其发源于明隆庆朝的宁国府太平县。种豆方法分为：豆衣、豆浆、旱苗、水苗四种，水苗为上，还总结出了连种七代以上的豆苗更加安全的经验。
总结来说，我国古代针对疫情的政策与手段，包括了：隔离、救治、赈济、安抚、人工免疫等多种方式。但是，以上种种防疫措施的一个共同的大前提，即国家安定，经济繁盛。天灾、兵祸、腐败、人口失衡都可能成为瘟疫爆发的诱因。
东汉末期，政治动荡，刀兵四起，瘟疫爆发频次由平均15.7年一次上升到2年一次，曹魏初期更高达1年1次，与旱灾、蝗灾、兵灾并生群发。从顺帝时期的人口约6000万人，锐减到约3000万人。唐朝中期以前，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良好的防疫措施可以使疫情可以很快的消失在萌芽阶段。但安史之乱后，割据、*党**争、外族入侵，那个较为清正廉明且执行力较高的政府却早已不复存在。
国家动荡往往会导致疫情爆发，疫情爆发往往导致刀兵之祸，而刀兵之祸又加重了国家动荡，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循环每进行一次，都如磨盘一样碾碎无数人的性命。
以上便是中国近千年瘟疫抗争史的冰山一角，人类与瘟疫的抗争从未停止过，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瘟疫会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反复来袭，直至我们灭亡的那一刻，但是起码这次，我们不会输。
迎难而上，不畏艰辛，这里是中国；
必将走过黑暗，涅槃重生，这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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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清山东瘟疫与社会—基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张业敏 曲阜师范大学
《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陈旭 西南大学
《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规律及特点》 陈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李曼曼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新进展》—《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评介 李伟霞
《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 王文远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 尹娜 上海师范大学
《明代疫灾时空分布环境机理研究》 张涛 华中师范大学
《瘟疫防治及其文献研究》 刘军 吉林中医药
《中国瘟疫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王晓伟 李孜沫 热带地理
《清前期政府应对瘟疫的措施研究》 苏静瑜 华东政法大学
《浅析瘟疫对古代战争的影响》 张志勇 南方论刊
《古代瘟疫预防方法探析》张伟娜 李兵 李立 赵静 陕西中医
《汉末魏晋的瘟疫及其与早期道教嬗变关系的考察》 徐宇 南京师范大学
《唐代疫灾防治研究》 郑秋实 中央民族大学
《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 王玉德 江汉论坛
《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 秦妍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中国古代的瘟神信仰》 邱云飞 兰台世界
《明清瘟疫证治方药的文献研究》滕晓东 山东中医药大学
文章源自：哔哩哔哩平台@文化遗产搬运委员会《中国与瘟疫的千年战争》视频，观看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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