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分享三个我们亲自经历的病友的故事。第一例，是我多年的朋友，并且还有几个共同的好友，45岁男性，已经有多次严重心绞痛症状，但听说"支架"不良传说，极其排斥支架，多次劝说后同意冠脉造影看看有多严重。造影发现前降支有近乎闭塞的局限病变。出现心梗的风险极高，非常适宜支架植入术。手术台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并且以朋友的名义担保。才接收了介入治疗。2年过去了，他才彻底消去疑虑。
第二例更加令人痛心，从河北农村来的66女性，有过脑梗史，因严重心绞痛转入我科，每步行十余步或上厕所就发作胸闷，一入院就一级护理，积极术前准备，两天后列入手术记划，但患者觉得自己″好多了"，要先回家照顾老伴，顺便再凑点钱。无论如何劝说交待她的危险都不接收，因考虑到患者有可能转其医院手术，把方案详细交待后出院。悲哀的是第二天下午传来消，患者由于心梗死于家里。生命就这样在马上到岸时侯重返大海翻船。
第三例患者是一位下肢动脉闭塞的病例。某部局级退休老干部，并且托关系找院领导关心，男性，70岁，由于没人照顾，我在寻找陪护和术中都"特殊关照"。病情需要我们对右股浅动脉进行了顺行穿刺，闭塞病变再通，可能手术时间短，仅20分钟，患者非常满意，就以为没什么事。为了安全，还对穿刺点强化包扎。本以为"高级″干部会有很好的依从性。可是，这个老同志躺不住，非常好客，几小时之后就下床接待客人，没过多会竞然消失了。最后发现在陪另一批客人花园散步。我不得不"抓一个"看似稳重的探视客人了解他是否有精神心理问题，答案是没有。老先生的回答令我们哭笑不得:"我认错，但我相信你的权威和技术″。对他，我只能冒着被告壮的风险对他威逼反脸。
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少，相信其他同行也遇到不少，医生有时无能为力，但可能导致"见死不救"的结果，甚至背上黑锅。有时我们会用签字的方式洗清自己，但如若仅仅为了较劲，那要多少生命为无知、误导、一时虚荣付出代价。
我常常想:明明为了病人好，显然病人就站在生命或残疾的路口，或因无知、或因不信任、或因经济能力有限等，做为医生却无力拉回。就像妈妈拉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马路中间，孩子与妈妈背道而驰。我回忆了所有学过医学知识找不到答案。若是妈妈对孩子强制，不仅孩子安全了，更能体现母爱。而医疗过程中就不行，特别是在目前医患关系被搅得乱烘烘的时候，靠感化、权威的力量显然不能救所有人。
凭自己浅浅的直觉我认为，聪明的的中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优质医疗队伍，要么净化医疗队伍，去除伪劣残次品，要么抬高入门标准，人命关天，要求维持护生命者不能有半点虚假，但是中国目前医疗体系内假的虚的太多。坏医生比坏贪官更危险。靠得住的医生，这是人民放心看病的基础。只有大众相信了医疗机构、相信了医生，社会公众才会交给医者特殊的权力去强制一些特殊的病人。
其次，现代医疗又专又深，疾病本身又常常学科交叉，所以，看病难在医院头绪太多，多数人理不清。医院的帐务更令人眼花。因此，现代医疗活动更需要医疗代理。他不同于家庭医生和私人医生。他不需要太深的医疗专业知识，但要熟悉医疗流程、医疗资源分布、医药法规。对医生是医疗活动的见证者、监督者，对患者是代理人、解释者。第三方参与会使医疗活动更透明，消除误解，可以让法律在医疗活动中起更大作用。中国每年配养那么多大学生，就业是很大问题，完全可以分化出一批人干这一行。如果互联网医疗在这方面下功夫，肯定大有作为，如果靠计算机取代医生医疗活动那是幻想，最多也只是医生更好的使用工具。
这些病人还让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应该关注一些特殊疾病群体。有个别病人，的确家里没有经济能力或护理能力，情况又十分紧急，应该有一个救援机构。或者慈善家们可以为他们创立一些基金，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