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涉及父亲一生中最后一个重大问题了。
几天前，我见到了一个15年没见面的插队时候的老同学。说了没有几句话，她就很急切地问我:“可以告诉我吗?你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去联邦德国治腿?要是不去，他现在可能还活着。”
父亲去世已经将近九年了，在这九年当中，有多少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啊。这里面有成熟的长辈，也有初谙世事的年轻人，有相交极深的朋友，也有从不相识但满怀善意的陌生人。现在，我也许有能力，也应该面对这么多关心我们的，并对父亲的过早去世痛惜万分的人做出一个回答。我也真的早就想鼓起勇气试一试，因为，它也是一个日夜缠绕着我的问题。
从1966年3月18日起，父亲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条腿，父亲比别人多受了不知多么屈辱和痛苦。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痛，更是父亲心灵上的巨大伤痛。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伤痛多少与他自己在那一瞬间的软弱和轻率有关。
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之后，他更加感到这条伤腿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拖累。父亲是一个善于创造第一流成绩的人，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一有可能，他就要去基层，去连队，国防工程、战略工事他都要亲眼看一着才觉得心里有底。尤其是军委座谈会以后，他抓住一个机会就跑出去了。他跑了很多地方，像十几年前一样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他去看地形，看国防工事。有的坑道太窄，他坐的轮椅难以通过，大家劝他不要下去，但他硬是扶着一根手杖，一步一步往坑道深处走去。一些领导同志看他这样艰难，就告诉了有关部队:以后罗秘书长要到哪里去，汽车、轮椅不能走，就组织人抬。
同志们的关心和体贴反倒使父亲于心不安。他觉得他不该给这么多人带来麻烦。而且，父亲一向注意自己的仪表。加上他生来身材魁梧，从来是一个十足的威风凛凛的军人形象。现在，却要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这是一种多么说不出的难受味道啊。父亲内心的伤痛并没有弥合，反而在悄悄地扩大。所以，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弥合内心的伤痛，更为了恢复作为一个人，一个军人的尊严，父亲的全身心都在期望有一夭，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以接近正常人的姿态站立、行走!父亲啊，我的72岁的父亲，竟还有这样一颗充满生机的，争强好胜的心!
早在父亲重新工作之初，他就听医生讲过，如果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的左腿的功能可以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一个七十多岁的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目前国内施行这种手术还存在不少向题，主要是技术还不够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父亲也就没有再提。我们以为，父亲真的已经死了心。不久，组织上请了两位联邦德国的专家来给父亲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的假肢。想不到，父亲又旧话重提，向两位专家详细询问了国外进行这种手术的情况。两位专家的意见使父亲又得到了新的希望。
不过，这一切都还不是父亲最后下定决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1978年的春天，母亲在健康体查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阴影生长得很快。结合母亲原来患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怎么办呢?
母亲先知道了这个消息，她的心里是很清楚的。她知道凶多吉少。一开始，她对于医生动手术的建议并无多大信心。
她想到的只是怎样让父亲晚一点知道这个消息，怎样让这个消息给父亲带来的打击小一点。其实父亲是差不多同时和母亲知道这个坏消息的。那时候他也因感冒住在341医院。母亲住在5层，父亲住在6层。那几天，父亲从外面开会回医院来就先上母亲的病房。母亲说，那几天父亲天天来，开会开得多晚都要来，他自己也还是个病人。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母亲忽然就明白父亲是知道一切了。有一夭，天很晚了，父亲从京西宾馆回来，又到母亲的房子里，把一切都谈开了。父亲还对她说:“动手术，开刀!一点也不要优像。医生说了动手术就听医生的。你别担心，医生已经跟我说了，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动了手术就没事了。”可是父亲的内心却很痛苦，他对我们说:“妈妈长了个东西要做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也鼓起了勇气，决心听医生的话动手术!争取最好的结果。8月8日这一天，母亲精神很好地去妇联参加三八妇女节的招待会。那天，母亲甚至还着意地打扮梳洗了一番。参加完招待会，母亲带上两个孙孙，坚坚和毅毅到*安门天**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母亲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也觉得那么平静。然后回到家里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走进病房的时候，母亲对迎候在那里的医生和护士说:“好了，就准备开刀吧，我已经没有别的事情了。”
母亲是3月13日动的手术。那一天，父亲一直守护在手术室外面。手术的当时就经冰冻切片证实，病变是恶性的，而且是乳腺癌转移到肺。所以医生们切除了母亲的那一叶肺。
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父亲，我们不能熄灭他心中认为那病变是良性的最后的希望。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固执的医生们和忧心如焚的父亲。我们鬓发斑白的双亲已经受过了太多的磨难。
但是父亲并没有相信我们的话。几天以后，在父亲的再三盘间下，一位前去看望他的老伺志说走了嘴，这个不幸的消息终于还是被父亲知道了。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父亲和衣倒在床上，看得出来，他的情绪烦躁极了。他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头上全是汗。当时在场的只有哥哥猛猛和嫂子燕燕。猛猛想分散一下父亲的注意力，就对父亲说:“爸爸，我给你读一段报纸吧。”父亲还是不说话。这时侯护士同志把饭送进来，燕燕给父亲盛好饭送到他身边。父亲坐起来把碗送到嘴边，急促的呼吸却使他难以下咽，看到父亲痛苦不能自制的样子，燕燕不忍再劝，赶紧夺下父亲手中的碗说:“爸爸，现在不想吃，就一会儿再...…”这时候，父亲轻轻地，但很坚决地对他们两个人说:“你们先回家去吃饭，我要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
猛猛和燕燕刚刚回到城里的家，电话铃就响了。原来婚警卫员小王发现父亲在哥哥嫂子离去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询问，又怕出事，所以让猛猛燕燕赶快再去。两小人扔下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6楼，推开父示的房门时，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从床上走下来，正坐在桌子边吃饭。他的神态非常镇定，与刚才判若两人。父亲对他们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猛猛和燕燕都说，父亲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手术以后，母亲慢慢地好起来了。我们的心里也高兴起来。我们也对母亲说，她肺上的那块东西是良性的，根本没问题，手术拿掉了就没事了。母亲并不相信我们的话，但是她懂得我们的意思。我们都觉得母亲在那一阶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医生和护士们都说，母亲实在是一个很能配合治疗的病人。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就在积极地做着出国治腿的准备，他要尽快实现在以后的时间里照顾母亲，让母亲尽可能的愉快的诺言。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臾写了报告。组织上也很重视父亲的要求，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的问题。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就落实下来了。
母亲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很不高兴，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夭提到还是说没定，再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瑞卿争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关键时刻听他的。”
就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母亲跟随着急切的、对自己未来充满美好信心的父亲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国度。丹亲井不知道父亲的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多么深长的情意。
7月18几19点40分，一健机降落在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关于父母亲最初几天在联邦德国的情况，我将抄录他们给我们写的一封信来说明。
儿女们，媳婿润，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蔬，语吉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侯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确实有科学，有文化，可惜的是这些主要的部分还掌握在资本垄断集团或大的财团手舅‘。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所有制的改变，这种情况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现在正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东西应本着马列主义、毛*东泽**思想，以及*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原则，利用矛盾，使一些东西怎样为我所用，为我服务。这看来是一门很大的专门学问，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探讨的。
妈妈爸爸对此只有肤浅的感觉，而林彪、“*人帮四**”这些蛀虫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这一代及子孙后代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使人感到:不知应如何处置他们才能解恨!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润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的两个小孙孙。(以上为父亲亲笔。)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汽车走2小时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侯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二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
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的、更愉快的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毅贝儿想奶奶爷爷。奶奶爷爷也想毅贝儿、坚贝儿。希望回去后你们两个小孙孙长得更健康、更懂事了。亲所有的孩子们。亲我们的小孙孙。祝你们进步、健康!等侯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1978.7.31
8月1日，母亲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父亲。母亲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父亲在病房里照了一张像。父亲的情绪很好。母亲一直呆到很晚，父亲催了几次，母亲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父亲说:“走吧、走吧，我已经服了睡前药，明天还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母亲说，她永远忘不了，父亲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了摆手，她觉得父亲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竟成了永诀!
本来说好了8月2日7点钟父亲进手术室。第二天母亲赶到的时候，父亲却提前被送进去做准备了。母亲只好等在病房里。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递过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室里传来消息。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是成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掩面痛哭起来。她急着要去见父亲，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母亲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父亲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了:“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替父亲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父亲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母亲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就响起来，接着就有人敲门。母亲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父亲被心肌梗死突然地夺去了生命。
波思和北京的时差是七个小时。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父亲的灵柩送回祖国的首都北京。
8月12日，父亲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安门天**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追悼会上，*小平邓**同志致了悼词。
这就是父亲的一生。这就是从1906年5月31日到1978年8月3日父亲所走过的路。
请允许我就在这里结束我的文字。我已经尽我的可能把父亲的一生忠实地记录下来。我终于可以对我自己说，你完成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