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不 久，*共中**中央在遵义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 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东泽**、*德朱**、 张闻天、*云陈**和*少奇刘**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伯承刘**，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荣臻聂**；三军团长 彭德怀、政委*尚昆杨**；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 开始后才赶到；*小平邓**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会议。李 德也被通知出席，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 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 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 着当时很时兴的形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 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 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 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 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
开会 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 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 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稍后，毛*东泽**同志作了重要发言。像通常一样，他总是慢慢 地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 了。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 大论了。
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 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 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 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 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 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又 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 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 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
毛*东泽**同志 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东泽**同 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东泽**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德朱**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东泽**同志的意见。
*德朱**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 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 *东泽**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 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东泽**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 判，全力推举毛*东泽**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荣臻聂**同 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 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东泽**同 志的正确意见的。
其余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东泽**同志的意见。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 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他还写了《论 短促突击》的文章，推销李德的货色；行动上他更是积极执行王 明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主张。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 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他确是一员干 将，他在会上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基本是一言不 发。*荣臻聂**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 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 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
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 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 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 简单些。
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 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
事后有 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翻推**了，这 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 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前后共开了三、四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我印象是在一 月十二日左右，不会太前。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一月八 日，我看不准确，可能是一月十八日之误。
因为一月八日部队刚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东泽**同志的发言精神， 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 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 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 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 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 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 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
应该指出，这一路 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 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 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由中央正式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队军**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 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书记，选举毛*东泽**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并参加书记处。
接着，又在随后的战斗行军 中，成立了以毛*东泽**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 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东泽**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东泽**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群龙得首自腾翔”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东泽**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 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 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 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东泽**同志的一个英明的决策。
在会 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 毛*东泽**同志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 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会后，曾 有同志问毛*东泽**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 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 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东泽**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队军**的分裂，反而 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 解决这个问题。
毛*东泽**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 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 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 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东泽**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 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 东同志。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东泽**同志曾说，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 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 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
张闻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 用。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 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 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 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直到十年以后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产党共**人的应有品质。
早在一九二五年，我曾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同船赴苏，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原来的底子都比较厚，受过相 当的高等教育。但是他们到中大以后，学习仍然异常刻苦，连课 外文体活动都很少参加，很快举握了俄文。 一年后他们就在学 校担任翻译，后来还进了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博古同志晚我们一年到中山大学，他比较活跃。如果说王稼祥、张闻天同志有学者风度，博古同志则有政治活动家的气派。他到校后，到处 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学习也很好、这些同志虽然一度参与过王 明等人的小宗派，博古同志在临时中央时期的错误又比较严重， 但是他们的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 定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仍然应该有他们适当的位置。
遵义会议以后，毛*东泽**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 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 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德朱**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确确实 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东泽**同志的英明领 导，我们在长征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 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 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 高潮的到来。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会议以后，李德无职无权了。开始一段时间，我还同他在一 起，随一军团行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去三军团工作，他又随同 总部行动了。长征的后期，我还遇见李德几次。过草地张国焘 搞分裂时，有一回原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同毛*东泽**等同志 争吵，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我见李德也在场。据说他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不过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东泽**同志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李德曾帮助训练过骑兵。 一九三六年 十月：*诺斯**到保安访问过他，李德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并撤 销他军事顾间职权，仍然是一肚子牢骚。那时，中央分配李德到 红军大学讲战役学，我曾被临时派去为他当翻译。开始我不乐 意去，对周恩来同志说：“我宁可当伙夫、马夫，也不给李德作翻译了。”经过周恩来同志反复劝说，我才同李德又共了一段事。
一九三九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那时， 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我*党**中央先同国民*党**交涉好，他乘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赴苏。
李德在一九三二年来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 年多，其中我同他共事就近两年，亲眼看到过他最神气和最失意 时的样子。现在要同他正式分手了，本应该相互作些表示，但是 他的情绪十分消沉。同他作最后告别时，我不无讥讽地对他说： “祝你回苏联后走好运， 一切顺利。”他只是苦笑而已。
据说他回 苏联以后，斯大林批评了他，并分派他到出版单位搞搞翻译工 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度担 任过民主德国文化方面的领导职务，还曾出版过一本他写的关 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记事》。
书中颠倒是非歪曲 事实，继续坚持并宣扬他的“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 线和毛*东泽**思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对我们来说，这倒是 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可见他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 在一九*四六**年以后直到一九七三年写成此书，也完全是为着*华反**大合唱的需要。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党**的十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 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作为亲身经历这一 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 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远离实际，只会搬 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
李德根 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 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 革命几乎引入绝境。
正是毛*东泽**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 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
我们回忆遵义会议， 正是要铭记毛*东泽**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 伟大真理。毛*东泽**同志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