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筒红了
陈永胜
每当冬季供暖来临后,脚踩着暖融融的地暖,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教室里的“洋火炉”。
“洋火炉”也就是火炉子,它是铸造工人生产出来的一种生铁取暖工具。火炉前面加一个“洋”字,或许说明它有可能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产品。大约在清末民初,国门被打开后,日用物品随之渐进,人们在冠名前喜欢给它们带个“洋”字。比如,人们把自行车叫做“洋车”,火柴叫“洋火”、“洋取灯儿”,铁元钉叫做“洋钉”,肥皂叫做“洋胰子”等等。名字一旦叫顺口,就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比如这“洋车”、“洋钉”等物,明明是我们自产的东西,可人们的口头上偏偏喜欢带个“洋”字。习惯而已,与崇洋媚外没有什么关系。

据我父亲说,他小时候,朔县城里能烧起“洋火炉”的人家还是很少很少的,大概只有教堂或是为数极少的大老财人家,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才开始流行,七十年代中后期进一步普及,八十年代初基本普及。对农村而言,普及程度相对比城里慢了许多。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期,北街小学已经使用上了“洋火炉”,父亲对母亲说:“娃们可赶上了毛主席的好时代,教室里都生上了‘洋火炉’,不像咱们念书时那样冻得连手也擩不展。”
朔县的气候四季分明,但秋冬的过渡期并不长,秋风节气一过,天气便一天比一天凉了下来;立冬过后,飘飘洒洒的雪花儿就伴着“呼呼”的西北风在空中飞舞了。天气真的就冷了起来。大约小雪一过,学校就开始给每个班级发放火炉子。
北街小学的火炉子,基本上有大小两种,一种是安装粗炉筒的,叫大炉子;一种是安装细炉筒的,和我们个人家里用的炉子一样大,叫小炉子。但炉子的形状却五花八门,有直筒筒的,有圆肚肚的;有直腿腿的,有老虎腿腿的。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们班领回一个带老虎腿腿的大炉子,立在教室的中央,似乎比大寺庙前的那对石头狮子还威风。

炉子安装好后,同学们的心里都打着一个小算盘,盼望着第二天就能给炉子生火。然而,哪能如了自己的心愿呢。班主任徐老师似乎早已就编排好了:结合同学们的家庭住址,一般是两个人一组,男女不相混合。具体的要求是,保证每天七点半前把炉子生好,把教室里的寒气逼走。同时负责全天的加火和倒灰。
冬天日短,明得也迟,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天还是个黑窟窿。那时又没有路灯,对小年级的胆小的女同学来说,给班里生炉子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常常需要自己的父母或哥哥姐姐陪伴着才能完成。可是,对我们男同学来说,盼生炉子好像比盼过年还迫切。
这倒不是我们比女同学思想觉悟高,而是我们的心里都存着一个鬼点点——烧山药。

盼呀盼,我和二铁柱总算盼到了生火炉的那一天。
其实,早在前一个星期前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为此事而开动脑筋了。为了红火热闹,又专门约了我们巷子口头外的贺四来“入伙”。贺四呢,自然也是巴不得以的高兴。
我们三个人商量,每人从家里偷五颗山药蛋、一苗葱。今天的娃娃们肯定对这个“偷”字是大惑不解的。这么说吧,那个时期,人们的家里都很贫穷,张口向父母要五颗山药蛋,十之八九会被臭骂一顿的。葱更是十分奇缺的调味品,一般人家一个冬天也是备不下一捆(二十多斤)的。因此,既然张口要不来,就只有偷了,反正偷自家的东西并不犯法。
如果一下子就偷五颗山药,显然会被母亲发觉,于是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法子,一天偷一颗,存着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等到生炉子的那一天,我们的山药蛋也就有了充分的保证。只是这苗葱,实在是难闹。一捆葱冻在院子里,铁圪蛋一样结实,中间抽不出来,从外边下手,又会露出马脚。因此,葱啊葱,到了临头也偷不出一苗来。

实在没有,也不妨事,有山药就好。
明天早晨就要生火炉了,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做准备。本来,学校里的柴和炭都是现成的。可是柴就是我们秋天从地里捡回的玉茭茬胡,几场大雪盖住后,湿得不好着;炭嘛,不是面面,就是瓷炭,难以起火,后劲又不足。因此,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爷爷是木匠,家里有现成的刨花和硬柴,装上一书包就行啦;二铁柱的父亲是运输公司的司机,炭相对充足,拿上少半不带足够了。贺四呢,也唯恐落后,说是能从家里闹半截洋蜡。
到了第二天的黎明,天上的星星还忽眨着迷离的眼睛,大约就是个五点出头,我们三个人就已经汇合在了一体,拿着各自准备下的东西,踩着吱吱有声的雪地,快步向着学校进发。
到了校门口,门房大爷自然是不给开门的,或许他还正在梦乡里。没办法,我们就先把东西从铁栅栏的空隙间挤进去,然后再攀着栅栏的铁档档往过来翻。虽说铁大门有档档好蹬,但宽敞的大门摇摇晃晃的很不老实,再加上我们三个人又是一齐往上攀,咯吱嗝咽的声响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仿佛是在给我们壮胆发出的声声呐喊。

到了教室门前,才知道已有隔壁两个班的烟筒里冒出了滚滚的浓烟。看来,还有比我们“勤谨”的人。
五
“赶紧动手哇!”贺四说着便点着了他带来的那半截“洋蜡”。由于我们带来的都是上等的柴炭,并不费多少力气,炉火就轰隆轰隆地燃烧了起来。
“赶紧把山药发进去。”贺四又说。
于是,我们就手忙脚乱地把山药蛋放进了炉庁里。大约半个多小时候,竖着的这根炉筒子就开始又黑变成了紫红,接着便是通红,照亮了大半个教室。此时的“洋蜡”尽管忠诚地流着眼泪,可它哪里是这一节炉筒的光亮的对手。
我们三个人擩着双手围在炉子前烤火,开心地说,开心地笑,世界也好像成了我们的。扭头再望望窗外,星星不知何时已经退去,黑蒙蒙的一大片。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黎明前的黑暗吧。

山药在炉庁里“咝啦咝啦”地响,我们三个人带着浑身的热气开始在教室洒水,扫地。这时,炉膛里的炭也着得差不多了。
“老二,赶紧在加火。”在贺四的指挥下,二小又一次加满了炉膛。浓烟过后不久,炉筒又一次红了。
红彤彤的实在是好看。
此时的三药蛋也快熟了。我拿火柱勾出三个来,还有些半生。“能啦,管能吃啦。”二铁柱说着便啃了起来。
那时的山药没有如今的大,我们“偷”时,为了快熟,都捡了鸡蛋大小的。所以一人吃五颗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等到每人吃最后一颗时,这个山药蛋才算是真正的熟好了,拿在地下一磕打,“砰砰”的响,抠去外边的黑皮,红黄乎乎的一层硬皮皮,嚼在嘴里,脆生生的,香喷喷的;再吃里边的瓤瓤,软软的,沙沙的,绵绵的,甜甜的,朔县山药的独特风味尽在不言中。

山药吃完了,我们也吃包了,天也快亮了。
“老二,再加火哇。”贺四又说。
加火就是加炭。大烟过去不久,半截炉筒子又一次在娇羞之中红了起来。
红彤彤的实在是好看。
一直到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朔县一中也还是靠“洋火炉”取暖,炉筒究竟红过多少次,烧山药究竟吃过多少次,如今实在是记不清了。
然而,那半截炉筒却一直红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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