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和光明日报出版社联系，我说手头刚刚搁笔的《为了建构》能否交给贵社出版，曹博士爽快地答应向社领导汇报，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把散文随笔文集《为了建构》发给曹博士。至此，关于“人的存在”系列思考和写作告一段落。
接下来，写不写，写什么，主题还没想好，那就随意涂鸦，或可算为札记吧。
午饭后，回办公室，斗室踱步，瞥见书架上叶辛先生的《蹉跎岁月》和《孽债》。《孽债》一度被拍成电视剧，为此，我落下过不少的眼泪。《蹉跎岁月》和《孽债》都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那段特殊岁月下放知青远离城市远离父母的真实生活写照。站在书架前，我也想起我所接触到的几位下放知青。
那时候，村不叫村，而叫大队。陆陆续续到我们大队插队的下放知青应该有三十余人，但是，我接触的不多，尚有依稀模糊印象的更少。
知青中，似乎有来自上海的，也有从安庆来，有没有其它城市来的，我不知晓。我认识的第一个知青，应该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位知青，名曰：岳华桥。大队里把他安排到我们生产队。生产队里又安排他住在我们那个七户人家的庄子里。确切地讲，是由张五九叔叔家腾出一间空房。报到当天，他背着被子，提着一网兜生活用品，来到我家，等着张五九叔叔家腾房子。所以，他到我们村，第一顿饭是在俺家吃的。俺家是全乡受穷，吃无可吃，母亲慌忙中为他蒸了一个鸡蛋。岳华桥，怎么形容他的样子呢，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奶油小生”郭凯敏，对，郭凯敏就像是岳华桥的翻版。他话不多，吃饭时，母亲给他夹菜，他似乎还有点害羞的味道。
收拾停当，他喊我到他房间实则是宿舍去玩。好家伙，一张床铺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还在靠床边斑驳的墙上挂了两幅当年的流行画。第二天，他便和生产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去了。一开始，他对那些农活非常陌生，但是，上手很快。年终，生产队决算，他还是一个长钱户。具体分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他拿分的钱在另外一位叔叔家买了一只鸭子。平常的日子，他都是自个儿做自个儿吃。那一天，他把鸭子红烧，端了一碗到俺家，说：“杨伯伯，您身体不好，鸭子，您吃了好。”我跟在他身后，看他又拿出三个小碗，一个碗里盛了几块，他说，再送点给屋里的三个老人家。他送鸭子去了，我掂起脚跟看了看，锅里只剩下鸭头、鸭脚和鸭翅膀。回来后，他拿起鸭头，说：“给你！”我二话没说，撒腿跑了。
岳华桥在我们生产队插队时间大约三年。只要大队干部来问岳华桥表现怎么样，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无不交口称赞。后来，他当兵去了。再后来，据说转业进了安庆的一家工厂。再后来，就没有了他的消息。
1974年初，我上小学，就读四年级。学校有两位老师是下放知青，一位是男老师，一位是女老师，女老师据说还是代课的。男老师姓王，女老师姓赵。赵老师没教过我。王老师，令我终生难忘。他会拉二胡，教音乐。第一节课，他教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也是我第一次唱歌。我生性怯懦，胆小，加上第一次学唱歌，不会唱，便跟着身边的同学哼哼。他走到我身边，厉声说：“都停下！”然后朝我咆哮起来：“你吃红薯噎住了喉咙吗？”顿时，我面红耳赤，委屈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从此，上唱歌课，我便做壁上观，直接做哑巴状。他每次见我，都是脸一沉，而我，则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赵老师常到桂老师房间去玩。王老师看到赵老师去桂老师房间，便不高兴。有一次，王老师直接冲进桂老师房间，两人大打出手。后来，便有人说，王老师喜欢赵老师，而赵老师却喜欢桂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赵老师考取了，远走高飞了。王老师后来也回城了。
还有一位，我喊她韩姐。她来得稍晚。她来时，大队里的知青集中居住在大队部。晚饭后，她常带三两知青上我们家和父亲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上我们家。他们说：“你们家虽然穷，但是干净。”他们还说，我父亲不像农民。韩姐和我父母过从甚密，感情日深。她回安庆城后很多年，都还常来看望我父母。1982年暑假，父亲送我到安庆，在韩姐家整整住了四天。韩姐在家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可是一大家子。本来住房就不宽裕，韩姐父母专门给我们爷儿俩腾出一间房。那家子人真不是一般的善良，全家老小不仅不嫌弃我们这个农村来的“穷亲戚”，还对我们热情有加。
某一年的某一天，母亲塞给我两块钱，说是韩姐要生娃，让我到安庆送月子礼。坐长途车到达安庆汽车站后，我一路想找点或者买点红纸包那两块钱。可是，直到我走到韩姐家楼下都没有找到和买到红纸。此时，我心生一种不祥之感。当我叩开韩姐家的门时，一股寒气袭来，姐夫说：“你姐前天晚上大出血，大人孩子都走了。”顿时，我泪水横流，放声恸哭啊！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人和事了。如今想起来，如同昨日，历历在目。活着的都已退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安享晚年。像韩姐那样英年早逝的，在阴间是否会感到孤寂呢？逝去的，我们无法联系。活着的，也早没有了消息。但是，我却常思念他们。那可是共和国一整代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