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先后出现了二百一十九位“真龙天子”；若论皇后，也不过二三百人罢了。婉容便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
婉容是达呼尔族人，祖籍在黑龙江省龙江县牤牛屯，祖父长顺曾任清代吉林将军。
父亲荣源管理着祖传的房产和地产，在吉林省农安县就有土地近三千垧。母亲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毓郎贝勒的次女。
婉容杏眼玉肌，黑发如云，亭亭玉立，姿色迷人。她不但相貌出众，而且仪态不凡，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实为一位有教养的才女。
一九二一年，当辛亥革命后，已经退位，但不废帝号的我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十六岁的时候，其父载沣以及皇族要员就相聚议论，说“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大家同意后，又向溥仪及太妃们奏明，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挑选皇后的条件必须是蒙古王公或满蒙旧臣家的女儿。消息传出以后，皇家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送“名门闺秀”庚帖、照片的人往来不绝，并再三拜托，务必“玉成”其事。
送进宫里的照片几乎可以装订成册了，经过几番淘汰，只剩下了四家，即阳仓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满族，曾任都统）、荣源（后任内务府大臣）和端恭（满族，额德特氏）。
在溥仪看来，四个人的照片都是一个模样，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
溥仪不假思索地在端恭的女儿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个圈儿。但是，太妃不满意，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不好，叫王公们劝溥仪重选。
于是，溥仪又顺从地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下。皇后终于选成。
对于落选的文绣，王公、师傅们又经过商议，劝溥仪纳她为妃。溥仪本不愿纳妃，但是，碍于文绣的支持者载洵夫妇和太妃敬懿的面子，也就只好同意了。
于是，婉容便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经过隆重的纳彩礼、大征礼和册封礼。大婚订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由于婉容被封为皇后，荣源家得到了实惠。坐落在北京帽儿胡同的荣宅进行了扩建，把荣宅升格为“荣公府”，荣源被封为“承恩公”。婉容的胞兄润良、胞弟润麒也得赏护军参领。
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挺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来自养心殿的电话，皇上对她表示关心，与她絮絮长谈。
大婚的前一天凌晨二时，一辆黄帷轿车悄悄地把册封为“淑妃”的文绣送进了养心殿，等候翌日迎接皇后的到来。
迎娶皇后的凤舆出宫之前，溥仪去乾清宫亲送凤舆。又派使臣及福晋、命妇四人率领女官等出神武门，先至帽儿胡同。后父、后之兄弟等人在门外跪接圣旨、圣节。
到了皇后邸，皇后执苹果、如意，搭盖头升入凤舆，由首领太监垂放舆帘。
凤舆出帽儿胡同，循路线入宫。所过街路均以黄土垫道，两旁满布军警，沿途观者数万，还有乘汽车、马车和洋车的中外男女等前往观看。
按旧例，于大婚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在皇后降凤舆之际为皇后行跪迎礼。可是，由于溥仪常看一些新文化的书籍，多少受到些*权人**平等说的熏染，认为无须尊此卑彼，特宣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之礼。
此旨一传，婉容大为不快。她反对免除文绣的跪迎之礼，更反对册立文绣为妃，但却说不出口。
婉容一怒之下，拒溥仪于闺房之外。一个洞房花烛之夜，竞独自一人冷冷清清过了一夜。溥仪也无可奈何，只好在养心殿宿了一夜。
这还不算，按照惯例，第二天皇后要到太妃宫朝见太妃，婉容竞执意不从，和溥仪使起性子来。
溥仪怒火中烧，在看戏时，因闻殿内有娇细的笑语声，竟将茶杯抛在地上。好一对新婚夫妇竟闹个郁郁寡欢。同时也在溥仪、婉容和文绣三者关系上，罩了一层阴影。
虽说婉容霸道一些，文绣还能容忍。但后来溥仪总是偏袒婉容，文绣只好暗里生气。
婉容生活在深宫之中，但打扮却很“摩登”。她很喜欢骑自行车和骑马，特地选了一匹自用的四川好马。
婉容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和溥仪天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她还常教溥仪吃“洋饭”（西餐）。尽管开始时闹了不少笑话，但婉容终究教会了他。
婉容和溥仪都受不了深宫的禁锢，便想方设法，要从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有一次以探问师病为由，溥仪携带婉容和文绣，同乘汽车出宫。
从此，他们一步步地把游览的范围扩大到颐和园和玉泉山了。每次出门，都得编成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开支大得惊人。
有一次出游颐和园，溥仪命令司机把汽车开到时速六十至七十公里。把随车出游的内务大臣绍英吓得紧闭双目，双手合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皇后与皇妃的互相妒忌越演越烈，互相猜忌、生事。婉容自恃皇后，存心排挤文绣。溥仪为减少和婉容的啰唆，就很少到文绣的宫里去了。
一九二三年初夏，建福宫起火，烧了西北角十几座楼、台、亭、阁。溥仪非常害怕，因他平日对太监很粗暴，怀疑是太监们的报复。
溥仪不再信任太监了。每当他睡觉的时候，就让婉容睁着眼睛坐在身边，为他观察风吹草动。如此信任，使婉容的虚荣心得到莫大快慰。
在那些日子里，婉容是很得意的。夏历九月二十七日，是她入宫后的第一个千秋（寿辰）日，因为那天是孝慈高皇后忌辰，故改于十七日早八时在储秀宫里举行受贺。
那天，特传著名杂耍演员徐狗子进宫，在漱芳斋演唱八角鼓杂耍，还有快手卢的戏法，电影和乘船游览等活动。足足热闹了一天。
婉容每天看报，留心时事，见有登载贫民求助，或因贫无米为炊，或因病无钱就医，或因无力安葬，她一定遣人送去捐款，贫者谢恩，路人钦佩，京城各报，大书特书，皇后则出了善名。
这些，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点缀，说到夫妻感情，却是另外一回事。与皇上同桌吃饭或同床睡觉，完全由不得年轻的皇后自己，即使幸获，也往往得不到精神上的满足，而每天还得照例按时给皇上请安。
她虽然每天要用去一二百两银子的生活费，换回的也不过是空虚、寂寞与无聊。她有时也读书、写字、画画、弹琴，但也无法消除心中的郁闷。
虽有高贵的身份，却无温暖而充实的生活。于是婉容便逐渐地染上了吸食*片鸦**的嗜好。开始说是为了治腹痛和头痛，后来成瘾了，每顿饭后，都要由专人伺候，吸上八个烟泡。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北京*变政**，溥仪被废除皇帝称号出宫，婉容也随之结束了紫禁城的生活。起初，他们在醇王府住了几天，后来又在日本驻北京公馆度过几个月。
一九二五年二月，婉容随溥仪到达天津，住在日本租界的张园中一栋三层洋楼。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文绣只好住在一楼。此时，婉容仍然摆着皇后的架势。
在天津，婉容继续学习英文。执教者是天津英文文法学校的教习任萨姆女士。这位女士不但教婉容英文，而且向她传播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她思想中的时髦和浪漫心理与日俱增。
婉容参加社交活动或出门逛街的机会比住在北京的时候多了。她到天津不久，报纸上便登出了“溥仪抵津后，其妻终日导往各名胜游览·····”的消息。
高兴时，溥仪私下里对婉容也曾有过同凡人一样的卿卿我我的爱情。一个初春的晚上，溥仪抚摸着婉容的手说：“······我告诉你一句放心的话吧，我一定不能听别人的话，一定不能再跟别人好了······”
又是一个动人的夏夜，溥仪来到婉容的病榻前。当说到“我最近看了佛经，发现其中许多话和你说的相同”时，婉容感动地哭了。她想：只有皇上能够这样赞誉我、褒奖我，有皇上真心爱我，是我的知音。
婉容吸*片鸦**已经吸得很凶了。可是溥仪却对此采取了谅解的态度。一次，婉容试探地说：“我想戒烟了。”溥仪说：“你身体尚未复原，现在还不可戒。等强健一些再戒也不晚。”
“皇上不是不喜欢我抽这种烟吗？还说吸*片鸦**会妨碍生育的。”“那是听别人说的，不足为信。吸*片鸦**而生育的人很多，可不必介意。”溥仪这一番话使得婉容感动不已。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一天晚上，溥仪到婉容屋中来闲聊，直到夜深，皇上谈兴方尽，便照例拂袖而去，回到自己的寝宫睡觉去了。
孤独难熬的“皇后”，洗洗脸，又略事梳理，在太监和女仆的服侍下，走出自己的卧室，伴着深秋月光漫步庭院。她回忆入宫九载，却年年是孤影伴月！哪有半点儿人间的欢乐？
她抱怨父母为什么把自己嫁到这样的人家来。她怀疑溥仪与淑妃要好，一想到这，便终夜悲戚，以至于得了神经衰弱症。
其实，文绣所遇更悲。“皇上”的疏远，“皇后”的霸道，使她几度寻死。后来，她终于想通了：不能无谓地毁灭自己，要挣脱封建统治的镣铐。
在周密地计划下，文绣出走了。她在外面请了三位律师，各写一封信要太监带给溥仪。
溥仪见信大惊失色。信中有这样一段：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中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这是投向小王朝的*弹炸**。当天晚上，溥仪便召集身边的遗老研究对策，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他们投入口诛笔伐的激烈斗争。
对文绣来说，这都无济于事。最后终以“自立约起，双方完全脱离关系；溥仪付给文绣五万五千元终身生活费”等六个条件了结此事。从此，文绣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婉容看来，文绣的彻底离异乃是她与文绣角斗的胜利。然而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幸福，相反，却为她悲惨的下场埋下了种子。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为了重登帝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下，偷偷地潜入东北，开始了他的政治堕落。
两个月之后，婉容得知了这一消息，在日本人的动员下，也乔装打扮，把自己藏在汽车后部货箱内，送到日本驻屯军翻译吉田忠太郎的家中，很快便由海路从天津到达大连。这是她走向自我毁灭的升级。
他们住在旅顺前清肃亲王宪章的一座楼房中，同住的还有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溥仪处在日本关东军的软禁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张燕卿、谢介石等人，冒充东北人民代表到旅顺“请驾”。三月六日，溥仪携带婉容以及二妹和三妹，还有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到达汤岗子，以便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请驾”。
三月八日晨，溥仪和婉容离开汤岗子，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登上通往长春的专列。
列车到站，进站迎銮的有伪满各省军政首脑、日系顾问、日本关东军、伪满铁会社代表、驻日本领事，以及蒙古齐王等，在站内列队迎接。
当溥仪和婉容出现在站台时，有的伏首，有的拱手，有的泪流满面。溥仪被“感动”得落了泪，婉容的心情也着实不能平静。
伪执政府设在吉黑榷运署，那里的几栋小楼在当时算是长春最好的建筑了。婉容有自己的卧室、书斋和膳房，布置富丽、典雅。
溥仪就任“执政”不久，带着婉容和二妹、三妹坐专车去西公园，结果不等玩得尽兴，公园就被宪兵和警察包围起来，立即把他们“安全”地接回，并要他们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婉容后悔了，他想返回天津。于是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一九三二年五月，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婉容乘机派人接触代表团中的中国政府代表顾维均，诉说如何的不自由，求他帮助逃走。
顾维均为之感动。但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她。婉容没能走成，只好留在“满洲”，开始了漫长而黑暗的十四个年头的痛苦生活。
婉容当“执政夫人”的头两年便算是“黄金时代”了。当时日本人曾称谓：执政富于情感，敦于伦常，与执政夫人真如所谓琴瑟和合者，每共同散步，或作网球弹子等戏，使人钦其和睦光景。
报纸上偶尔也登出她的玉照。有一度，婉容还烫起发来，与身穿大礼服的溥仪合照，俨然是一对西洋情侣。
溥仪高兴时，也找婉容玩玩，他们有时揽辔驾马，有时骑车画圈。但是他们的天地只限于执政府院内，谁也没有迈出执政府内的“兴运门”一步的自由！
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很欢洽，其实不然。溥仪每当想起文绣的离异，就怪婉容不好，逐渐对她反感起来。
此时没有任何情敌再与婉容争宠。可是婉容仍得不到夫妻间的温存，没有别的办法发泄，便把屋中的陈设物品东扔西抛，以泄怨恨。空虚、冷漠、寂寥在婉容的内心郁结成疾，久而久之，便得了精神失常的病症。
一九三三年八九月间，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赴日，婉容便托她转告日方，要求去日养病。她哭诉道：“为什么别人都自由，独我不能自由？”结果事情败露，非但没能逃出，反而愈陷愈深。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仪在国人的唾骂声中第三次登极称帝。他披戴了从北京取回的龙袍龙冠，祭坛受贺，盛仪非凡。而婉容竟没有一个露面的机会。
她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北京和天津，她就一心想帮助溥仪完成“复辟大业”；她到大连，又怕溥仪遭日本的毒手；她当上“执政夫人”后，又千方百计地要离开伪满“京城”；她虽已染病，却仍订阅八份报纸。
一九三四年，日本秩父官雍仁亲王代表昭和天皇访满，祝贺溥仪称帝，并要求同时会见皇帝和皇后，因此婉容才有一次正式露面的机会。
她异常高兴，把多年不用的服装、凤冠和珠宝饰物都找了出来。会见时，穿宫装凤冠锦袍，又佩徽章绶带，极不协调。
其实，婉容这时病情本来很轻微。画报登载过获得“勋一等宝冠章”的皇后步出勤民楼承光门的照片，前有日本礼官开道，后有捧宝冠章的二格格和三格格跟随；身着宫装的婉容姗姗迈步。
腐朽的宫廷生活过早地伤害了溥仪的身体，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对女人的从精神到生理的歧视和反感。一次“行幸”至某地，见一群“下女”在旅馆门前跪接，溥仪勃然大怒，下令从此所到之处，不许有女人。
在男女问题上，溥仪对他的侄儿们管束甚严。让他们过“白骨关”。他说，无论看上去是多么好的女人，将来都是一具骷髅，是不能接近的。
当然，溥仪自己每天睡觉前都要注射强力男性荷尔蒙激素的。可以想象，和这种男人在一起生活，又有什么幸福可谈？
摆在婉容面前的，一方面是人的正当要求，一方面是皇后的尊号和父兄的皇亲国戚地位。但她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于是发生了私通行为。
原来，早在婉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为了换取某种利益，把她卖给了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在此之后，婉容与溥仪的随侍祁××发生了关系。不久，祁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
以后，婉容又与溥仪的另一随侍李某某有了暖昧关系。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不仅有别有用心的婉容的兄长，也有怀着同情心的婉容的佣妇。
婉容怀孕，而且将近临产，溥仪终于发现了这真相。他愤怒无比，立即将祁、李二人开除逐走；然后提出与婉容离婚，废掉皇后。但此事终被日本人知道，他们没有批准溥仪的做法。
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苦苦哀求，希望能够承认这个即将问世的无罪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应。在他看来，凡人之身怎可能按“龙种”对待？最后勉强让步：孩子生下可以送到宫外，由其兄负责雇保姆抚养。
溥仪为了保密，不许请接生大夫，只唤侄儿毓崇的媳妇来伺候。孩子呱呱落地，原来是一个长得像妈妈那样俊美的女婴。婉容看了看这亲生的骨肉，悲痛欲绝，最后咬了咬牙，摆摆手让佣妇抱了下去······
从此，她按月支付抚养费给她住在宫外的哥哥。她常常想象着在精心照料下的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婉容”正在蹦啊跳呀地召唤着亲爱的妈妈······可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呀！
事实却是无情的：可怜的“小婉容”只在世上活了半个钟头—溥仪听到后，只轻轻地吩咐了一声：“扔了吧！”随侍们便将那个“小婉容”扔进内廷的锅炉里。
从此，婉容被打入冷宫。丈夫虽近在咫尺却终年不见。尤其是她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不堪忍受的监视之中。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婉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骨瘦如柴，乍看上去，如见活鬼。
被打入冷宫的婉容，只好以烟为伴，烟瘾日重，烟毒日深，身体被极度摧残，几乎到了终日不能下床的地步。
由于常年关在屋中，双眼不能见光，看人时要以折扇挡脸，从扇子的骨缝中看过去。谁能想象这便是当年那个倾国倾城的“明星皇后”呢？
尽管婉容已被折磨成这样，可日本人感到她在政治上还有使用的价值时，也绝不放过。溥仪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访日期间，伪满报纸就报道说：听说皇帝已平安到达横滨，皇后十分满意，云云。
同时，报纸上还刊出了佩戴日本天皇赠呈勋章的皇后盛装照片，以及报道皇后恭迎皇帝还宫并共进晚餐的情景。溥仪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婉容，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在政治上把他们一起玩弄了。
一九三七年，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另选了一名正在北京念书的十七岁的姑娘谭玉龄，封为“祥贵人”。
婚后，谭玉龄很受溥仪的喜爱，溥仪常在白天到她房中说说笑笑。而对面东侧的房中就是婉容，她只能天天闻听皇上的笑语，却年年不见“圣上”的金面。
几年之后，谭玉龄患重病，先经中医医治，总未见好，后请日医治疗，不料第二天就死了。溥仪怀疑是日本人害死的。谭玉龄死后，又封为“明贤贵妃”。
谭玉龄刚死，日本人又找来不少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选娶一个。溥仪怕日本人给他身边安一个耳目，便推说将来一定选择一个日本女人，现在暂时先在长春找一个。日本人便很快拿来许多中国女人的照片，溥，仪选中了李玉琴。
一九四二年春天，李玉琴被选进宫。溥仪见她长得胖乎乎的，很有福气，就封她为“福贵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溥仪这位“康德皇帝”的末日到了。八月九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一同来到伪帝宫，严命溥仪立即动身迁往通化。
溥仪好说歹说获准三天准备时间。十一日黄昏前，婉容在太监和冯妈、李妈的服侍下，从长春东站登上溃逃的专列。
八月十三日，他们到达通化临江县的大栗子沟，住在一栋日本人让出来的房子里。婉容仍然被单独地隔着。
八月十五日，“帝室*用御**挂”、日本大特务头子吉冈通知溥仪，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溥仪立即双膝跪地，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两耳光，然后如丧考妣一般，宣读了“退位诏书”。
又过了两天，溥仪带着最贵重的珠宝和几个随从准备逃走。他对李玉琴说：“过两天就来火车接你和皇后、二嬷坐火车去日本。”
当夜，溥仪跟着日本关东军一些军官和吉冈等人，分乘两架飞机逃往日本，结果在中途沈阳被苏军俘虏，送往苏联。
剩下的人继续住在这个荒郊野外的“行宫”里。人们常常听到婉容的哀号和哭骂，大骂只图自己当国丈，不惜让女儿守一辈子活寡的父亲荣源。
李玉琴入宫已经两年半了，但却没有得到一次与婉容见面的机会。现在，李玉琴不顾溥仪给她订的“约法三章”，打开房门，第一次看见了“皇后”。在她面前的竟是一个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的疯子。
李玉琴十分同情婉容，她怕病入膏肓的婉容吃不消大锅饭，就亲自动手给这位可怜的“皇后”做点小锅吃。婉容非常感激，对李玉琴的态度也十分温和。
他们天天盼着飞机来接，可是来的都是些好奇者，专程看“皇后”。九月份，有位苏联军官带着两名士兵，指名要看看“皇后”和“贵人”。主事的溥俭和严桐江吓得立刻通知所有的女眷，都躲进附近的山沟里。
十月的一天，来了一架苏联飞机，从上面走下几名苏联军官，他们拿着溥仪的亲笔信，让溥俭等八人跟他们走。随后又提出看看“皇后”，没办法，只好让他们看了。
十一月份，严桐江买通了当地的杂牌军，借了几辆汽车，把人们送到火车站，又乘火车赴临江。婉容身子特别虚，一路上，李玉琴搂着她，她也信赖地依在李玉琴的怀中。
十几天以后，临江解放了。
他们随着八路军从临江到通化，又从通化回到长春。由于部队还要行军打仗，就先送走佣人，随后又陆续送走其他人，最后只剩下婉容一个人了。
后来，部队撤出长春，这位末代皇后只好跟部队走了。她身患重病，又不能自理，部队到延吉只好把她留在那里，以后死在敦化。当时，她仅是一位四十二岁的盛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