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子方**等人是以反伪科学出名的。当年，笔者曾对他们很是佩服了一阵子。但看到这些人拿中医开涮，就令我大惑不解了。中医招谁惹谁了，几千年来为中国人医病疗疾，是立下了大功的呀。
根据*舟子方**自己的说法，他的对中医的态度，是因为小的时候得病，他的父母给他看中医，吃了一些苦苦的药汤，病没有治好，却拉了几天肚子，从此他就对中医耿耿于怀云云。
看到这些话，我很有些同情起方先生来，他很不幸，小小年纪就碰到了一个庸医，没有学好本事就来混饭，不顾方先生儿童体质，又没有想到方先生将来要担负拯救国家的重任，乱开虎狼之药，害得我们未来的斗士拉肚子，真是罪过。不过我又为方先生庆幸，这位中医的治疗，幸好对方先生的身体没有大碍，否则我们今天就要损失一个伟大的斗士，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就很危险了。
其实，看病不准在医界是很常见的事，这和医生的医术有关，并非中医有，西医也有；拉肚子也可能是自己体质的毛病，不一定和中医有关的。在一般人，也不至于由此就对中医形成这么大的成见，当然*舟子方**这个人命中注定和平常人不同，所以过了十年以上了，居然还要来一个“君子*仇报**”，终于对中医举起屠刀来。也许他们对中医并不是很反感，只不过作斗士也不容易，有一段时间不反反，头顶光环上的神光就要消褪，就好像流行歌星一样，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编只新曲来玩玩，擦擦光环上的铜锈，以巩固粉丝们的感情；又或者人类的基因里本来就有种上瘾的成分，干什么都会成瘾，就像吸毒那样。*舟子方**们是不是也因为反习惯了，隔几日不反，就像毒瘾犯了一样口干舌燥，面红耳热，眼生幻像，浑身不舒服，于是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看风车是妖怪，把羊群当魔鬼，然后挺枪跃马，勇猛地冲杀起来。
*舟子方**们提出的中医罪状大概有以下几条，也许本人概括不全面，还要请大家补充，不到之处，也要请斗士们多多包涵。
其一曰中医落后。
其二曰中药有毒。
其三曰病皆自愈。
说中医落后，不科学，大概就在这么几个方面：阴阳论、五行说、诊脉法和寒、热、虚、实等理论。
阴阳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认为阴阳是事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包括这两个方面。例如，在自然界中，日为阳，月为阴；火为阳，水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山南为阳，北面为阴等。阳大概表示明、强、温、热之类的事物，阴大概表示暗、弱、寒、凉之类的事物。中医的阴阳论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解释人体和疾病产生与诊治的基本道理，认为人是由气凝结而成，按照阴阳的运行而形成形体的。人的身体健康来自于受父母的先天精气和来源于饮食水谷的后天精气，并受阴阳的影响。病症的产生，就在于阴阳失调。人体有阴阳，男为阳，女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脏器有阴阳，以主司消化传导的六腑为阳，以主藏精气的五脏为阴。病症有阴阳，表症、热症为阳，里症、寒症为阴。药物有阴阳，如具有发热、升火作用的附子、干姜等为阳，苦寒性的黄连、银花之类的为阴等等。诊断时注意区别阴阳，基本判断就不会错。
五行说是中医用来说明人体内部脏器之间关系的学说。五行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用来指组成各种事物的五种基本材质，即金、木、水、火、土。中医学关于五行的理论主要是五行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及其相生相克之理。它以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人体的肺、肝、肾、心、脾五脏。春天生机勃勃，树木生长，颜色青绿，就把主司人体生长的肝与木对应起来。夏天阳光灿烂，气候炎热，万物茁壮，颜色赤红，就把主司生命的心与火对应起来。其他各行和各脏器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五脏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譬如肝属木，脾胃属土，按五行相克关系，木克土，所以肝病可以伤到脾胃，影响消化，治肝病时就要注意脾胃的表现，脾胃有病也可以从治肝入手，叫做“抑肝扶脾”或者“抑木扶土”。又如肾属水，肝属木，按照五行相生关系，水生木，所以滋肾可以养肝。阴阳五行与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通过长期医疗实践总结出来的，不能随意搭配。在运用时，还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不能生搬硬套。
诊泳法是中医诊断疾病的四种方法望闻问切的切，即以摸脉来了解病情，提供诊断依据。中医学以手腕高骨处为关，近手为寸，远手为关，称为寸关尺。两手寸关尺分六部，分别配以五脏六腑，再按照病人脉搏的浮、沉、伏、疾、徐等各种实际状况，分为若干种脉象，来判断疾病的一种方法。诊脉看起来似乎玄妙，其实很实际。脉搏反映着病人的心脏功能、血管功能和供血状况，各种病人的脉搏是有着种种不同的表现的，有经验的中医当然可以根据脉搏跳动的情况从中掌握病人全身功能的情况。而且，切脉只是中医诊断的一种方式，中医的望闻问切是综合运用，来判断疾病的。望就是直接观察病人的外表，通过观察病人的眼、鼻、齿、舌、甲、表情、神态、动作来了解病况。闻有两个方面，一是耳闻，听病人的呼吸、声音；一是鼻闻，闻病人的气味。问，就是通过询问病人自己病痛的部位和感觉，还要问饮食、问寒热、问大小便等。综合以上所有的表现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病况，作出判断，对症下药。
东汉时，张仲景提出了中医的“辨证施治”原则。他认为，风寒邪气是由体表侵入，逐渐深入到人体内部的。因此伤寒病的发展有不同阶段，应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他把伤寒病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确定了每一阶段的症候，也就是病人表现出来的各种病状，称之为“六经”，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厥阴。伤寒初起，病在体表，病人怕冷发热，头痛脉浮，这叫“太阳”病。“少阳病”在半表半里，主要症状是口苦咽干，心烦喜呕，饮食不思，目眩脉弦。最后阶段是“厥阴病”，病已深入人体内部，病人胸脘部疼痛灼热，食之即吐，时而昏厥，病就难以医治了。在医治伤寒病人时，医生首先要综合考虑患者症状，辩明属于哪个阶段，即六经中的哪一经，这叫“六经辩证”，然后结合病人体质、季节、环境等基本因素，施用适当的治疗方案，这叫“辩证施治”。张仲景提出的辩证施治原则，不但适用于伤寒病，也适用于其它各种杂病的诊治，成了中医诊病治病的基本原则。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以后的中医又发展出了“八纲”辩证。八纲即疾病的八类症候：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至于说中药有毒，要看怎么看待。即便毒如*片鸦**，只要不拿它当饭吃，正常使用而发挥它的功效的话，它仍然是好东西。西药很多药品中就有*片鸦**，如*啡吗**，如治癌药中的强效止痛药杜冷丁中都有*片鸦**的成份。不仅是药物，生活中的很多很有营养的食品，如果食用不当，可能也会变成毒药。比如绿茶好处多多，可是对于阴寒体质的寒凉胃来说，它就是毒药，一旦喝了，可能就会剧烈胃痛。荔枝很好吃，贵妃娘娘不惜千山万水地快马专递。豪爽如东坡先生，也向往着“日啖荔枝千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然如果不辨温凉，阳热体质的人吃了就会燥热不安，周身不适，吃荔枝吃死的人并不是没有。中医辨阴阳，阳热体质的人夏天到广东，一定不能多吃辛辣，阴寒体质的人冬天到北方，就不能多食寒凉。西瓜在夏天是去暑解渴的佳品，中医号为“天生白虎汤”，然寒凉体质者并不能多吃；羊肉大补，但阳热体质的人也不能多食，否则就是毒药。甚至母猪肉、海河鲜等等对某些体质的人都可以引起某些疾病，当然也可以看作毒药了。
任何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中药中除了少数矿物质药品（多数外用）外，大部分是动植物零件，只要吃饭的人，都会懂得它们应该更安全，因为我们的食物基本来自动植物。西药基本是化学合成物，差不多都有毒副作用。以人们最熟悉的抗菌素来说，治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易致耳聋，并不可恢复；价廉效优的四环素类可致黄牙，且不能逆转；红霉素伤害骨骼生长，青霉素容易导致过敏；几乎所有的抗菌素都有强烈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对人体最重要的几个器官如肝肾的毒副作用并不比中药小，吃死人的也不鲜见，以致于到了要由政府下令凭处方买药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个讽刺。当然，客观地说，政府要求凭处方买药的动机，仍然还是因为抗菌素的滥用，导致病毒病菌产生耐药性，使抗菌素的疗效受到挑战的缘故，但不能忽视它的毒副作用已经产生很多坏的影响，而且，抗菌素吃得太多，身体的抵抗力反而会下降，这恐怕也是斗士们不知道的。当然有病了，还是需要治疗，即便某些药物有毒，但在权衡利弊之后，该吃药仍然还是要吃。中医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叫做“缓则治本，急则治标”，认为病情紧急的时候，那也就顾不得有没有毒，只要不至于伤及身体的本质，先要控制病情的漫延和发展，等到病情控制在一定程度，就注意减轻药量，重视加强营养，通过其它方法改善身体状况，提高自身抵抗力和承受力，达到使疾病痊癒的目的。
正因为药物都有一定毒副作用，所以中医才语重心长地提出：“是药三分毒”。这本是中医学告诫人们不要过分依赖医药，更多地应该注意人体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们应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调节饮食，按照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尽量减少看病吃药，同时要求适当活动，强身健体，还要节制欲望，保持心态平和，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看病吃药只不过就像是杜甫老先生诗中所说的“不得已而用之”的。想不到中医劝诫的话，到了*舟子方**先生们那里，却成了中医承认中药有毒的“自供状”，这不禁令人有点啼笑皆非。
*舟子方**认为自己比起一般人来还有点资格评论中医，因为他说他读过中医教材。但我想，像*舟子方**这样从小就对中医怀着刻骨仇恨的人，读任何中医书籍的时候都必定是心动过速，两眼冒火，根本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进行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现中医的优点，看到的就只有罪状了。从*舟子方**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谈论中医学的话可以说都是门外话，没有什么中医学理论的内容。比如当有人问道：“你以后要是得了绝症，有种别找中医吃中药”时，方先生的回答是：“放心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不会去找‘气功大师’发功，找巫师跳大神，或求神拜佛。”我想稍有中医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是了解中医的人，因为中医根本和气功大师、和巫师、和*佛神**风马牛不相及。这就像《笑林广记》里那位万家财主的儿子，刚刚跟老师学会写一二三，就让他父亲辞退老师，认为自己已经学会写字，不需要再花学费了。但当要写自己家的姓氏时，他便很吃了些苦头，不由也作一回斗士，愤愤然地反道：“姓什么不好，偏偏要信万。害得我从早上写到下午，才写了三千。”在我看来，*舟子方**们对中医只不过刚知道一二三而已，离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还差得太远。即便如何祚庥这样戴着“院士”帽子的人，在说到中医的阴阳五行时，居然讲人体和木头、金属有何关系，其实应该说连一二三都还不知道。王鲁湘先生说他犯的是低级的常识性错误，真是一点都没说错的。
本人不才，没有成为一名中医，但却也学习过中医理论十多年，读过二三十本中医理论书籍，识过药性，背过汤头，辨过脉诀，也摸过脉，扎过针，开过方，治过病。本人记忆里和中医关系最密切的有三件事：一件是笔者本人1973年在甘肃秦安施工时，患感冒后久咳不止，咳了十几天，然后出现腰痛，看过几位中西医大夫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自己出马，打破医不自治的规矩，给自己开方治病。中医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时我是按照中医理论中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认为久咳伤肺，火烁肺金，金不生水，延及肾功能，影响到腰肾及周围组织，导致腰痛。于是我大胆在化痰止咳的方子里加了几味补肾药，主要的就是熟地。结果3付药没吃完腰已不痛，咳嗽也渐渐好了。第二件是1978年冬天，笔者妻子患了重感冒，发高烧烧得头昏眼花，腰膝酥软，笔者陪她去兰州三爱堂医院看病，去了以后，医生即让住院。当时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哪有一场感冒就要住院的道理，就带她在医院外卖药房买了几盒“清热解毒”的中药冲剂，回家让她按处方加倍服用，并用冷毛巾多处冷敷，吃了几次，高烧渐退，五六天后，基本恢复。第三件是1998年笔者患前列腺炎，考虑西医见效快，先看西医，一天化验好几种东西，查来查去没有查出细菌感染，吃了几十瓶包括抗菌素在内的药片，还要忍受恶心的前列腺按摩，仍然没有治好，最后还是在广州中山三院的中医那里，吃了几十付药汤才最后解决问题，而且至今未见复发。
根据自己这些经历，我认为我应该比*舟子方**们更有资格说话。我认为，中医理论比西医要复杂，更难掌握，所以如果没有达到为人诊断治病的水平和相当的医疗经验，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医指手划脚，说长道短，更不用说数白论黑，信口雌黄了。当然按照*舟子方**先生的名言“我不是大厨，就不能说饭菜不好吃吗？”这话原是不错的，可是你如果没吃过张三做的饭菜恐怕就不好批评张三做的饭菜好不好吃？即便是吃过张三做的饭菜，说饭菜好不好吃和让不让张三做饭菜恐怕不是一回事。这样浅显的逻辑错误，出现在方先生们这样的动辄讲逻辑、戴着大得吓人的科学高帽子的人身上，似乎是不应该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西医有西医的长处，尤其是“一抗二输三手术”。一抗者，抗菌消炎也。对于感染性的疾病，西医见效快，抗菌素一吃，马上见效；二输者，输液打针也。输血输液输药剂，对于急性失血失水的病人，可以快速补充血液和水分，药物也可迅速到达病灶，效果确实好；三手术者，手术治疗也。它可以及时切除病原，制止病灶转移，或者再造血管，挽救或者延长病人的生命。然而中医也并非如斗士们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是骗人的伪科学。中医自有许多西医所不及的地方，对于一些疑难杂症，西医的疗效并不显著，而中医的整体调节、辩症而治的方法，却常常能收到奇效。即便手术治疗，中医也不是没有。华佗当年曾以“麻沸散”麻醉病人，施行开腹手术。关羽也曾刮骨疗毒，此皆有确切记载。中医骨科，也很神奇。笔者少年时，家乡一个农民在山里摔碎盆骨，所有的西医都没有办法使碎骨复位，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手术，也没有办法打石膏，按他们的意见这个人只能终生卧床。最后还是一位治骨的老中医用手捏的办法，使碎骨基本复位，然后把病人头脚合在一起，塞进一个竹编的背斗里固定，几个月后，病人居然能够自己行动了。
其实，中医西医各擅胜场，原不必分出高下，更不需要互较优劣，完全可以各行其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并且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治疗疾病时多一种选择。当然，西医挟西方现代科学急剧发展的威风，在医疗器械、药品研制等方面的确占有优势。对中医，笔者在拙著《中国文化散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在此抄录出来以飨读者：“综观中医学的发展，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宝贵经验的发展和总结，虽然有些内容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它的的确确从实践中来，在治疗上证明是有效的。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上，它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它的整体看待、辩证施治的思想是科学的。但它始终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经验性治疗的阶段，无论从诊断方法、药剂制作还是治疗手段上，都没有进到现代水平，虽然已经在大踏步地改进。”笔者认为，对中医，需要的是关心、爱护和帮助它提高，促进它的发展，试图把它统一于所谓的现代医学或者干脆一棍子打死，既是幼稚的，也是可悲的。
在*中反**医的队伍里还有一位叫作张功耀的先生。此君据说是一位哲学教授，这就奇了。按照笔者的理解，哲学家本来是作学问的，应该在学术的层面上来说话，即便是要*中反**医吧，也应该以学术的标准，以充分的理据来说服人。作为哲学教授，张先生本应懂得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伟大思想，也应该知道吸取唯我独尊、不容异己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和发展停滞的教训，更应该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具有了开放改革的心态、兼容并包的精神才能进步和发展的道理。然而，在此君身上，我们没有看出学者之风范，却见到霸王之行径。张功耀们不但诬蔑和攻击中医，而且纠结了一伙人，领衔发起所谓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演出了一出要求政府出面修改宪法，禁止中医学习和研究的闹剧。至于还有一位身在美国，却首先发难，支持禁止中医的叫作王澄的人，此君有胆*中反**医和提出禁止中医，却不敢挺身而出，而龟缩在张功耀的名字后面，不知何意。也不知此君是否如杨叔子先生所说的是那种动辄以“I am American”自诩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反正这位叫王澄的美国纽约市的康复科医生还在教唆我们学中医的学生们“你们千万不要上你们*子骗**中医老师的当”，或者别有什么目的，我们不屑与论。最起码，我们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医似乎抱着刻骨的仇恨，必欲*倒打**而后快。且看张功耀的原话：“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局骗**。”他除了捡拾*舟子方**的“中医骗人、中药有毒、疾病自愈”三大牙慧外别无新意，然而态度之蛮横、手段之险恶、用语之刻薄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们的种种言行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车迟国里虎力大仙们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模样，又仿佛见到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里“烧死布鲁诺、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官们丑恶的嘴脸。
几千年来，中医一直在为中华民族广施仁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贡献，而西医的传入不过百年。假如照“斗士”们所说，中医学是伪科学，是巫术的话。几千年来我们医疗疾病靠什么？是中国人从来不生病呢还是中国人从来不看病？中国人得了病是消极等死呢还是积极的想办法治疗？像*中反**医者们所说，中医所治疗的疾病都是自愈的，这不但是痴人说梦，更是天大的笑话。不错，有些疾病确实能够自愈，因为人体对疾病肯定有抵抗与顺应的功能，就如伤口可以自然愈合一样。但“疾病自愈论”者们应该想到，疾病不可能全部能够自愈。否则不但中医不需要存在，西医同样也不需要存在。疾病的自愈肯定是需要条件的，比如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体质的适应能力、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等等。首先，如果人体在与疾病的抗争中败下阵来，那么疾病的自愈就是不可能的，或者病情加重，或者死亡。假如有些疾病不能够自愈，这就说明斗士们的理论有破绽，不能够自圆其说。第二、中药在医疗过程中有没有作用。我想，只要斗士们要吃饭，就会知道有些食物除了营养之外，还有一些药理作用；比如药性属阳的韭菜、羊肉、红茶等吃了会发热，阴寒体征的人吃了会改善体质，治疗某些疾病；药性属阴的西瓜、绿茶、绿豆吃了能清热，阳热体质的人吃了会消疖去疮。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时令季节，不同的身体条件下食用同一种食品，身体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人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方式的原因。中药的作用就是如此。第三、疾病自愈的过程和时间的长短。疾病的自愈必然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发生突然的变化。因为人体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支持和扶助的话，不可能突然产生强大的抵抗力和生命力来抵御疾病的侵袭，当然疾病也就不会突然自然痊癒，民间对此就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说法。假如得病已久，身体虚弱不堪，这时候如果吃了药，病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的话，必然是药物发生了作用而使人体的抵抗力得到了提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对付疾病的能力，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斗士们还说中医依靠巫术骗人，这根本就是偷梁换柱的鬼话。中医学是系统地揭示人体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的医学，是细致地提出全身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生理与心理之间关系的医学，针对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疗来说，似乎显得更科学一些。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们在疾病面前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研究环境、研究自身、研究疾病，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努力，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们没有跪倒在神灵面前顶礼膜拜，一味乞求神灵的赐予和护佑，而是尝百草、试药石，不知有多少人长年在深山老林中奔波，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成方组药上付出了无数心血，中医是人民的经验，沉淀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心血。而且，中医恰恰是在和巫术、迷信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早在春秋时期，扁鹊就提出了“六不治”的原则：一是荒淫无度，二是轻身重财，三是衣食不注意，四是阴阳已乱，内脏功能严重失调，五是形体瘦弱，不胜药力，六是信巫不信医。认为只要有其中一条，病就不能医治。其中之六就是“信巫不信医”。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也写到，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的家族两百多人有三分之二在十来年的时间里死于伤寒病。由于当时统治阶级只知追逐名利，不关心百姓疾苦，老百姓只得指望巫师神灵，因而他才发愤研究医学，立志降服伤寒的。
也许，在*中反**医者们看来，只有西方式的理论才是理论，只有西方式的科学才是科学，而中医从实践中出来的理论就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这就更加令人大惑不解了。理论到底是什么？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什么叫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医学经过数千年的诊断和治疗的实践难道不是验证，大量的医案、病例、验方记载的前人的经验和理论难道就不是实证？难道理论和科学不是从实践中产生，而只能从“三段论”得来？理论和科学不应该为人服务，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实践上的支撑，而仅仅是实验室试管里的试验数据，或者是*中反**医者们身上的虎皮，用以扯大旗来吓唬异己，哗众取宠的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西方哲学家罗素认为，科学就是解释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学问。他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绪言中这样说：“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只是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方式，并非衡量和仲裁人类生活中一切事物的上帝，而且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也很有限。中医学跟现代科学体系，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无法进行比较的，可他们却拿着一把从西方贩卖来的尺子丈量中医学，然后用他们所谓的标准说中医不合尺寸，应该赐死。这种不科学的态度，却以反“伪科学”的名义来实施，不能不令人扼腕。有些斗士们说了，科学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东西方之分，这话原也不错。可是对科学的作用和认识自然界的方式，东西方存在着种种不同。具有一定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目标的确定是很容易的，但目标的确定并不能代替方法的选择。北京只有一个，可以到达北京的道路却可以有无数条，到达北京的方式也可以有无数种。不能因为你坐了飞机，就否定别人骑自行车或者不让别人走路去北京。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形成，一种文化的延续，是数千年、数万年、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沉淀下来的，它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一时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出来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了解中医学在中国历史上对我们这个民族、甚至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和贡献，简单地用所谓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科学体系的尺子来量度，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如何对待中医，笔者仍然想重复拙著《中国文化散论》自序中的两段话：“中国古代文化中确实存在着许多糟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被举世公认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大量积极的、有益的东西的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曾经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在道德伦理上，我们民族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有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有勤劳俭朴、自力更生、诚实守信的人生准则。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历强敌而不摧，历艰险而不倒，经岁月而弥坚。这种精神是不可轻言抛弃而应该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当然，我们民族有辉煌的过去，并不说明我们应该敝帚自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和盲目乐观；我们民族自近代落后，也并不说明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文化一概否定而走向全盘西化。道德决定论固然不可取，法律乌托邦（现在恐怕要加上科学唯一观了）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站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用拿来主义的眼光与方法，既弘扬民族的文化精华，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先进内容，重建中华文化。否定我们民族的过去，咒骂我们的祖先和文化遗产，煽动对民族文化的失望情绪没有任何好处，只能毁灭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使人们数典忘祖，转向西方摇尾乞怜。”
*中反**医者们表面上是在“扬汤止沸”，似乎光明正大地在弘扬科学；骨子里，他们却是在“釜底抽薪”，偷偷摸摸地干着毁灭中华文化的勾当。*舟子方**口口声声说他只*中反**医不*中反**国文化。但是按照*舟子方**们的逻辑，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也是伪科学；江山多娇，不合比例；雪中芭蕉，违背常理。中国戏曲的虚拟手法，也是伪科学；马鞭肯定只是鞭，怎么能作马？船浆必然只是桨，怎么能当船？更不用说变脸、喷火之类的表演了，当然都是妖法、邪术之类，都应坚决反之，斩尽杀绝。依此类推，中国文化在他们的“打神鞭”之下无所遁形，大概也就剩不下多少东西；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
其实，*舟子方**们也知道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毕竟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它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于是又施展贬低中医的伎俩，把它抛在技术的层面，说什么中医的某些技术还是可以的。*舟子方**说他也吃黄连素和板蓝根。何祚庥也说了，他小时候手上长瘊子，涂了一些鸦胆子油就好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还要请求*舟子方**大人们赐给我们吃板蓝根和涂鸦胆子油的自由和权利才好。否则，说不定哪天我们不小心吃了点黄连素和板蓝根，涂了一些鸦胆子油，却被人诬以“非法行中医”或者“非法使用中药”并因此沾上官司，岂不冤乎枉哉！
后记：此文写于*中反**医小丑们极端猖狂的时期，聊以抒发对肖小们配合西方的演变图谋，在对我国政治经济抵毁攻击的同时，又对中国文化核心之一的中医学造谣破坏、恶意中伤的丑恶行径的愤慨，撰此小文给予反击。时至今日，中医的功效渐被大众认识和理解，尤其是中医在抗击新冠病毒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中医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某些人的尊重和承认，每思及此，无比痛心，重新发表聊抒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