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8岁的鲁迅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此时的他，还没当父亲，他的儿子周海婴要十年后才出生。他说，“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
好个“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不知是否也有先堵住那些资格论者的嘴巴的考量。
鲁迅还没当父亲，能不能谈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话题？从他的文章看，他谈得还不赖。
他直斥人们认为“性”不洁净的观念，认为“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而在当今，性不仅不再是个禁忌，且几乎已毫无禁忌。百年前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这么提倡的必要，然则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性观念早已与他那时大为迥异。
2013年清华大学和《小康》杂志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婚前*行为性**率达到71%；另一方面，婚外*行为性**亦呈泛滥态势。潘绥铭教授1991年的调查结果大约是11%，2000年~2010年，婚外性发生率，男性从13.2%增长到28.9%，女性从4.5%增加到9.7%。对此，仍有声音认为实际发生率比调查结果更高。
当时的性观念，不是鲁迅重点要谈的，只是性观念的变化能让人看到，他写文章时的社会环境与现今的社会环境已大不一样，但是，他当时所主张的观点，放在今日仍然不过时。
一
幼者本位和“经手人”角色
他谈生命的保存、延续和发展，首先念念不忘的，是倡议人们“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先洗净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传统文化在他们那个年代非但不能让人感到自豪，而且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鲁迅眼里，这样的“不净思想”和“谬误思想”，除了当时禁锢人性的性观念，还有“长者本位”的家庭伦理。
他说，“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因此，从人类生命延续的角度看，“本位应在幼者”，然而现实情况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然而却因“长者本位”却“反在过去。”他因此倡议人们要洗净东方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这一倡议，对于有两千多年父权思想的社会来说，相当离经叛道。但他们那一代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离经叛道，要让“人”从家庭这个小共同体的束缚里挣脱出来。一百年前，包括鲁迅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认为，中国要富强，中国人就要改掉对权威和传统唯唯诺诺的顺服姿势，敢于做“出走的娜拉”。一些激进的人甚至认为，正是老祖宗的东西导致了国弱民穷的落后状况，要富国强民首先得把这些垃圾一股脑子全扫进垃圾堆。
鲁迅没那么激进，还是要平和地说理。他说，“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领受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母与子女关系，不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父母之于子女的人生，所扮演的只是一个“过付的经手人”角色。类似的观点，也见于与鲁迅同时代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写的诗歌《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经由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为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这样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定位，可谓人类文明的共识。但对于具有深重父权统制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样的观念，仍属稀缺之物。纪伯伦在诗里说，“你可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现在举目四望，动辄就把自己想法强加给子女的父母，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惩戒不足以成才的父母，仍然可以用乌泱泱一大片来形容吧。
及至世纪之交，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着：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大家读了，感动得一塌糊涂，不仅仅是因为龙应台写得好，也因为这样的认知还没成为常识。
一百年前鲁迅说父母就是“一个过付的经手人”；一百年后，有这等认知的父母仍不多。个中的差别，在于能否意识到要让自己和子女做一个自由的人，既不囿于小共同体家庭，也不囿于大共同体国家。
二
做父亲的首要责任是爱己，但爱己不仅应爱护身体更须明辨是非善识真伪
鲁迅说，爱己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是继续生命的根基。为何？因为“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
易卜生戏剧中的主人翁欧士华因父亲不检点而患了先天梅毒，他不堪折磨，要毒杀自己，便请求他的母亲帮他，做母亲的自然不愿意，欧士华说：“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鲁迅举这一段描述，是要让做父亲的人感到“震惊戒惧佩服”，以期闻者足戒，做父亲的人应意识到自己对子女的责任，“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
从爱护身体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周围的很多父亲可以说做得很好。很多人在特别时期都非常的注意保重身体，戒烟戒酒，规律作息，锻炼身体，都是出于不能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留下任何身体上的遗患的念头。这些朋友的自律足见其作为父亲深切的责任感。
鲁迅在文章里仅仅举了爱护身体的例子，但爱护身体不是爱己的全部。爱己还包括能让自己明辨是非善识真伪。不然，把错误的认知教给子女，岂不是害了子孙后代？
做父母的，常常自信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常常要求子女遵循自己的指导，尤其是子女年幼时。但需要追问的是，父母们自己的认知总是正确吗？吃饭穿衣的方式，一日三餐，冬天多穿点夏天穿少点，众人的认识大抵无差，但涉及到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境，众人的认知必然会出现分歧，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父母们能确保自己每一次都能明辨是非善识真伪？
肯定不能！更常见的情况，恐怕是父母们常常把一些错误的观念灌输给孩子，鼓励孩子遵循错误的原则，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当然，他们这么教导时会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还会自鸣得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在是太普遍了，会出现在我们举目所及的任何地方，其泛滥程度让人常常叹息。人们之所以将错误当成正确，是因为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而这又往往源自做人们不爱惜自己的好奇心，过早扼杀了它们，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早早就将自己的脑袋交了出去，交给了各种权威，接受了各式各样的标准答案，甘受一些看上去很美的观念的禁锢。而其他时候呢，人们可能是出于各种“聪明”的考量，在现实环境里寻求一种相对舒服和便利的姿势而主动放弃对一些本该坚守的原则。凡此种种，都为错误之源。
爱惜自己的智力是一种更高标准的“爱己”。
胡适有一个“社会不朽”说，认为“人”这个小我迟早会死，但“社会”这个大我会永远存在，小我的一切善恶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无论是显著的或细微的，对的或不对的，有好处或有坏处——样样都是生存在其对于大我所产生的影响上。
“人类之为现在的人类，是由我们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的。”那么今后人类的命运，也必将由现在人类的智行愚行所决定。今人行为明智些，后人受的苦就会少一些；今人做的蠢事越多，不仅今人受苦越多，还会拖累后人受更多的苦。于这个层面讲，“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更是体现在“爱惜智力”之上，要不然，身体强健而脑袋愚蠢，造下的祸更大。
胡适说，“但是到我们做完了我们分内时，我们将由人类量成为怎么样而受裁判了。我们要说，‘我们之后是大灾大厄’吗？抑或要说，‘我们之后是幸福无疆’吗？”，他要激起的是考虑行为对后人的影响的道德责任感，鲁迅则用“爱己”来提醒父亲们千万注意不要将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比胡适的关注面虽小但更直接更具体。
鲁迅的这篇文章，还谈到对子女的理解、指导和解放，但以上两点，“经手人”的角色和“爱己”尤其是基础。“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尤不易做。在他的眼里，做中国的父亲，就要扛起带领子女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让子女衣食无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个标准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父亲们来说，恐怕仍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也可能达不到的标准。
父亲们，你们愿意为之奋斗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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