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些天写了篇《新中国前三十年留下的两大红利已经基本吃完了》的文章。其实，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看清楚我国现在面临的状况，多想想我们国家、我们老百姓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该怎么办？
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说，新中国前三十年是我国人口“幼龄化”时期，八十年代至2010年是我国人口“青年化”时期，目前我国已处在人口“中度老龄化”时期，不久以后，我国还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时期。也就是说：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了未成年孩子较多的拖累；许多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也受到这些家庭孩子多的拖累。那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总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口增长抵销，以至人均增长指标一时上不去。
八十年代至2010年之间，我国之所以GDP增长很快，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这段时期之所以各项改革措施卓有成效，之所以对外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就是这段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且价格低廉，素质又相当不错。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在前三十年不准交易、没有价值的土地，这时候突然变成了一个惊人庞大的且又不断增值的财富源泉。
目前我国经济遭遇到的困难。不少人认为是三年疫情造成的后遗症，如今三年疫情已经过去，相信很快就会经济复苏，只要熬过了这段短暂的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就会恢复到以前的老样子。
但是，我的看法是，三年疫情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它只是引爆了我国经济中原来就隐藏着的矛盾。真正导致我国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里说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基本吃完了。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老百姓，都要做好应对较长时间的经济困难的准备。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个人，都要对自已的经济行为作出某些重大的调整。
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商争相来我国投资建厂，基本原因，就是因为我国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可是如今，我国的劳动力不再便宜，加上美国专门针对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从我国迁往印度、越南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比我国便宜。迁往这些国家的企业不仅有外资的、台资的，甚至还有我们自已中资的。那么，我国政府就必须针对这种局面，对今后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作出重大的战略性调整。
又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民营企业崛起的黄金时期，不仅主要得益于那时候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且，那时候国家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有许多空子可以钻，所以，那时候，即使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老板，办一个技术落后、管理混乱的小厂子，也能发财。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民营企业要想继续生存下去，要想做大做强，那就需要不断地在技术上升级换代，在管理和营销上不断地科学化、不断地创新，否则，就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劳动力不再便宜，怎么办？如何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答案是：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向提高劳动者素质要生产力，向调整产业结构要经济效益，但是，说起来是容易的，真正做起来却是不那么容易的。
土地红利的耗尽，使不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维持。没有了大把来自拍卖土地使用权的钱和大量来自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中产生的税收，如何继续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许多地方政府的庞大“造新城”规划是否该收缩一下了？许多地方政府的高额地方债是否该考虑如何偿还了？这些年膨胀起来的公务员和事业编队伍是否该来一轮精兵简政了？“考公务员热”是否也到了该降温的时候了？
前些年炒得过高的房价，以及造得过多的房子，本质上是土地红利的透支，因为房价的高涨实质上是房子底下的那块地皮价格的高涨。所以，今后我们面临的是房价总体的大幅度回落和房子总体的大量过剩。但是，这还要看今后国内人囗的流向，人囗流入地的日子要比人口流出地的日子好过得多。
在房价大幅度回落和房子大量过剩时，业主们拥有的房子面临着四种情况：无*款贷**的自住房、无*款贷**的投资房、有*款贷**的自住房、有*款贷**的投资房。一般而言，无*款贷**的自住房的业主风险最小而最安逸，只是遭受点个人名义财富缩水而已。有*款贷**的投资房的业主最惨，*款贷**金额越大的业主越惨。
由此也涉及到银行。银行的房产按揭信贷这一块，过去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丰厚的资产，今后将风险急剧增加。
总之，随着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基本不再存在，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过，也不必对我们面临的困难持悲观的情绪。新中国成长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的困难比现在大得多，我们不也都闯过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