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湖诗风：湖北大学诗人诗选》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荣光启
谢谢各位在座的老师。湖北大学，对我而言，是一个有记忆、有感情、有深厚人文传统又诗情洋溢的地方。我说四个方面，其中第四个方面是今天中国诗坛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现象。
摄影 梅明
一
第一个，就是我对湖北大学的印象，这个印象我相信也不是我个人的，它构成了作为一个“70后”人文学科的老师的成长背景。我在高中的时候，最早知道湖北大学是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了湖北大学的“青年学者”冯天瑜老师的形象。那是一部极有影响力的电视纪录片，冯老师当时谈的中国文化的某些象征符号，那种顶级文化学者的形象，使我印象很深。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喜欢哲学，接触到比如张志扬、陈家琪他们的文章，去买张志扬的书、去阅览室看《花城》杂志，知道他们可能是当代中国真正的“哲学家”，这个称谓和哲学研究者是有区别的。
在研究生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湖北大学的诗人，叫沉河，当时他去桂林找诗人刘春，那个时候的沉河是写散文的，他随身带着一部自己的书稿，我觉得写得特别深刻，有卡夫卡的随笔那种感觉，让我很佩服。
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两位湖北大学的学者也让我特别地钦佩，第一位就是在座的钱文亮先生，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他在思想、言辞上的尖锐和深刻，一直令我非常神往。另外一位学者是葛红兵，他不仅批评做得有名，写小说也很棒，真是“才子”。这些人跟湖北大学都特别有关系，刚开始我不太注意他们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后来才注意到是湖北大学。所以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印象，而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意味着这个学校在中国人文学科方面的实力和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代中国文科的学术层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等我来到武汉大学之后，我渐渐发现，这里许多尊敬的极有成就的学者，是从湖北大学“挖”来的。我还听刘川鄂院长说1980年代湖北大学的中文系，非常强大，有这样的故事：有人报考这里的研究生，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后来被调剂到北京大学去了。
二
第二个方面是我对湖北大学出身的诗人的认识。2005年我来到武汉以后，我认识了像川上、沉河、夏宏、谈骁、午言（许仁浩）等诗人。午言是武大的硕士生，本科在湖大。我开始也没怎么注意他们的背景，直到接触到他们的诗，印象很深。像在座的夏宏，因为他们的同仁刊物《象形》，我经常读到他的东西，觉得很有哲学家特有的思想性+文学性，有张志扬先生的文风。刚才沉河兄说，《象形》，就是以张志扬先生为精神领袖的。
像川上、午言的诗，黄斌兄就说到，他们的诗歌路数非常的“正”，这点我也很认同，就是他们的诗里有很多经验上的东西，扎扎实实地写现实人生。在这点上，我觉得武大的诗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就显得有些技术化、追求另一种风格，可能有些人对此有些批评。两个学校学生诗人的风格不太一样。
这一次刘川鄂教授主编的《沙湖诗风》，又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湖大出身的诗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三
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年，对湖大出身的诗人，有几位比较突出。首先是吴投文，吴投文兄是诗歌批评家，我以前没怎么注意他的诗，但有两件事使我知道：他是一位值得重视的诗人。一个是我无意间看到他得了《长江丛刊》2016年的诗歌奖，我相信之前没有人太多地关注吴投文的诗，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诗评家名气很大而把这个诗歌奖给他，相反，根据我的印象，很多人认为诗评家是写不好诗的。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觉得《长江丛刊》这个奖给他非常有意义。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作者、仅仅是诗写得好而给他奖。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做诗人还是诗歌批评，大家都是在从事跟诗歌写作有关的事，我也相信很多诗歌批评家的诗会写得非常好。不过，诗评家写诗，也确实面临着问题，因为读的书比较多、读别人的诗比较多，写诗的时候，可能里边到处是别人的痕迹，被别人诟病也正常。文学批评的理性思维，对写诗也会有影响。但是吴投文的《看不见雪的阴影》这部诗集，让我非常感动，它非常干净，里边有一些悲伤的东西，但不是颓废；有一些温暖的东西，不是煽情，而是朴实的爱。他的诗是当代中国抒情诗里边，比较扎实又比较独特的存在。
还有一位诗人，就是谢仲成，我跟他也是偶然认识，因为参加他和余秀华的朗诵会认识，并读到他的诗。谢仲成先生是经营文化公司的，他没有时间经常跟湖北诗人来往，但是他的作品，让我有一个认识，比较特别，值得很多作者注意。当代很多人写诗，经常在思想、感觉、经验这个层面用力，忘记了汉语诗歌的某种音乐性的东西，缺少古典诗歌的那种吟咏性，那种跟声音、节奏和词语有关的品质。谢仲成的诗，不太呈现比如深刻的思想性的东西，这可能跟他的个人性情、气质有关。
他的诗有某种自由，比较抒情，有些地方甚至老套，但我感觉好像是从里面很自然地吟咏出来，有某种久违的当代汉语诗歌缺乏的“声音的美学”。我们很多时候太把诗歌当成一种思想、个人经验的呈现，追求感觉、经验和想象上的怪异与精深，这些固然也很重要，但是，面对谢仲成这样的写作者，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些问题。
四
第四个方面，我想着重讲一下。2017年12月1-2日，我们在武汉大学召开了首届“珞珈诗派”学术研讨会。这几年，我们在武汉大学，一直做与“珞珈诗派”有关的文学活动。今天在沙湖这里，我们有“沙湖诗风”这个集子，这本诗集我相信也会团结过去、现在和将来湖北大学出身的诗人的力量。我相信在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他们那个诗选也很快就要出来……我姑且不论这些“诗派”、诗群的名称合不合理，我想说这是当代中国诗坛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很多学校都在组织这样的诗人群体聚会、出版以大学诗人群为作者的诗集、校园诗歌以集团式的方式在重新崛起，我们要思考这个现象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在1980年代、199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时候，当代中国诗歌的崛起是从校园诗歌的兴盛开始的，那个时候在座的像黄斌、张执浩、沉河啊，都是很活跃的诗人。第三代诗人的最多的地方——四川，校园诗歌写作的风气相当浓厚。当时校园诗歌的风气，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当代中国诗歌的风气。当代中国文学史上，1980年代诗歌的兴盛，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校园开始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但是到了世纪之交，到了网络论坛的兴起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江湖”、“民间”诗人的崛起，人人借助于网络平台，都可以成为诗人，很多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获得名声，也可以在文学体制之外成为著名诗人。待到《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中国诗人分成两大阵营激烈论争之时，“知识分子写作”、“学院派”成了贬义词，包括很多在座的诗人，可能不太看得起学院派。对于很多诗人，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写作”当成贬义词，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其实诗人也是知识分子。臧棣说：“诗歌是特殊的知识”。“知识分子写作”最大的反对者于坚先生，是极有西方文化知识素养的，他今天也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教授。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沉河兄说：过去，诗坛是诗人和诗人PK；有一段时间是，你我相互办刊物展现自己；现在，各个高校的诗人集团相互竞赛。无论如何，当代中国诗歌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这个面貌期待我们解释。
今天我重新看“珞珈诗派”、“沙湖诗风”、“桂子山诗派”……我不会把它们仅仅当成一个校园诗人集团来看，而是把它当作当代中国诗歌某种内在的发展脉络在重新凸现，它带来的是当代中国诗歌的某种复兴。这里有很多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另外的力量。我也知道，不少人对于“诗派”的回归，是颇有微词的。有的从学理上说“诗派”的成立需要什么条件；有的则不太尊敬的说：“诗派”，只是为了某种利益，多种力量纠结在一起借着诗歌的一种新玩法。
我觉得一切没这么简单。
藉着今天这个会议，我希望我们能重新看待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和今天的关系。诗歌在今天的某种复兴，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在复兴。我想通过武汉这几年崛起的“诗派”、“诗风”，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