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纵观西晋末年以来的北方中国，不难发现两种历史趋势并存，一为五胡乱华，一为胡族华化。所谓“五胡”，指匈奴（包括卢水胡与铁弗部）、羯、鲜卑、氐、羌五族。所谓“华化”，即征服汉族的胡族反而被汉族同化。什么叫同化？就是失去本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逐渐变成另一个民族。华化，就是胡族失去民族特点，与汉族融化为华夏族。
第一种趋势在两晋南北朝（265—589年）前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在后期蔚为主流。
从晋惠帝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间，中国北部长期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王朝不断更替，政权频繁更迭。胡汉之间共处与相争、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与此同时，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民族分裂与民族融合交替进行。
黄河两岸与关中地区遭受战祸最剧，社会经济破坏最严重。旷日持久的*乱动**、统治者的*杀屠**劫掠，以及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各族政权为了便于奴役，时常把百姓迁到国都周围。一个政权消灭，或一个政权建立，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频繁的迁徙使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不得安定。
五胡乱华始于匈奴刘渊。匈奴其名始显于战国时期。东汉时期南匈奴入塞内附，汉朝将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南移，原分布此地的匈奴更为南下，大多集聚于并州中部汾水流域一带，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其中以左部势力最大，有一万多落。曹操遂命刘豹为帅。
匈奴自以为汉室外孙，多改姓刘。五部统帅都姓刘，故称刘氏五部。刘豹似是第一个有史为据，改为汉姓的匈奴人。刘渊便是他的儿子。
刘渊自幼好学，曾师事崔游，诵读诗经、易经、书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记》、《汉书》、“诸子，无不综览”（《晋书·载记》）。
刘渊不仅有文才，而且有武才，堪称文武全才。他“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何、陆贾是汉初著名谋臣，长于雄辩，随何曾说服九江王英布降汉，而陆贾则说服南越王赵陀称臣。绛侯周勃与灌婴乃汉朝开国功臣。刘渊要兼文臣随、陆及武将绛、灌的长处于一身，其自负之高，可以想见。
刘渊起兵反晋打的旗号是为刘氏列祖列宗光复社稷。他自称刘氏匈奴，原为汉室外甥，本是一家人。自呼韩邪以来与汉皇约为兄弟，则兄亡弟可不绍乎？现在司马氏一家骨肉相残，天厌晋德，正是兴复大汉之时。刘渊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刘渊受汉文化影响之深，由此不难想见。
刘渊并非特例。据史籍记载，“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尤好兵书，略皆暗诵”；“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晋书·载记》）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正是这四位饱学之士一手颠覆了西晋朝廷。刘渊率先起兵反晋。其子聪派遣刘曜、石勒等攻破洛阳、长安，俘晋怀、愍二帝。
潜伏在民族问题背后的政治危机，终于酿成了永嘉之乱，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魏晋以来，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大多被称为“胡”。乱华之五胡从塞外内迁少说也有四百年历史了。两汉以至魏晋，为了便于控制，也为了补充兵源与劳力，朝廷经常采用强制或招引手段，促使塞外北族内迁。西晋时，西自今青海、甘肃，东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以至辽宁，南到河南，都有北方民族与汉人错居杂处。胡族人口不断孽息，一方面吸收汉人的政治文化营养，胡汉两族子弟同受汉文化熏陶，习于儒家经典，其中的先行者早就同化于中原文化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固有的民族性格，即本族特有的心理状态，长此以往，在胡汉之间逐渐形成了彼此猜忌、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的心理感情，并表现在言语行动上，成为严重的民族问题。
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汉人可以江统、傅玄二人为例，胡人可以道武、太武二帝为例。
江统初为山阴令，累迁太子洗马，曾建议晋武帝徙羌氐出关中，其理由只有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前傅玄在一道上疏中说：“戎狄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盛”。庙堂如此，民间亦如此。
五胡作乱时，南方汉人与北方胡人互相轻蔑。北人呼贱丈夫为“汉子”，南人谓北人为“虏父”或“伧父”。“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道武帝拓跋珪具浓厚的鲜卑情绪，对汉人异常疑忌。曾为他立功的崔逞无意之中说到飞鹗食桑椹而音质变好，道武怀疑崔有意侮慢入主中原的北人，因而赐死。
鲜卑人贺狄干因久被姚氏幽闭于长安，习读经史，举止有似儒生。返回魏朝以后，道武认为他有意募仿汉人，兄弟二人皆被杀。
太武帝拓跋焘与他的祖父道武帝一样，也非常猜忌非鲜卑族，乃至非拓跋部成员，动辄加以杀戳。太武执政倚重汉人。崔浩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只因主持编纂的国史详实记载魏先世事迹，可能涉及拓跋氏避讳不愿人知的一些习俗、隐私，有伤皇室体面，拓跋焘便不惜兴动大狱，将三朝元老崔司徒处死。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以及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遭灭族。事后又说“崔司徒可惜”，似有悔意。
魏军中冲锋陷阵的都不是鲜卑人。作战对阵时以鲜卑骑兵蹙步兵。围盱眙时焘曾致信宋将说：宋军阵前杀死的都不是鲜卑人，于魏并无不利。例杀死丁零东胡士兵，可以减少常山赵郡及并州等地的麻烦；杀死羌氐士兵，可以减少关中地区的麻烦。虽为故作激愤之言，却反映了他对各非鲜卑族的态度。
面对日趋剧烈的民族矛盾，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徙戎”，使五胡“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以“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荒服指离京畿二千五百里的地区，为五服中最远之地。徙戎这个主张，说起来容易，落实却非常困难。晋武帝不仅拒绝采纳，反而接受塞北大批匈奴归附内地，分别把他们安置在边郡。降附的胡人愈多，隐忧愈大。这个持续发酵数百年之久的民族危机，西晋末年终于爆发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民族称雄割据并开始走向民族融合的年代。
孝文朝的改革是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反过来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它标志着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汉化过程的完成。
但一个民族从分裂走向融合的道路从来都是充满艰难险阻的。融合与反融合、汉化与非汉化的斗争从来都贯穿着民族融合的全过程。
531年北魏政权从尔朱氏控制下转移到了高欢手里。高欢的祖先是渤海人。祖父因犯罪，全家徙配怀朔镇。受当地鲜卑习俗的熏染已完全鲜卑化了。高欢夺取政权所依靠的，首先是边镇的鲜卑族与鲜卑化的中下级军官。为了赢得这些人的支持，高欢竭力维护其特权，满足其要求，从而培植了一个新的鲜卑勋贵集团。不仅如此，高欢还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
孝文帝*都迁**洛阳后，留在边镇的鲜卑军人，身分与地位日益低落。镇兵经常衣食无着，连中下级军官仕进也很困难，“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流宦”。而所有变化都是在鲜卑族接受汉族统治方式和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生的，因而许多鲜卑族对汉化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为了笼络这些军人，也为了利用他们火中取栗，高欢刻意迎合他们的民族偏见，一反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措施，故意推行鲜卑化政策。其实，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单向的汉化，而是互相渗透、吸收的过程。汉化与鲜卑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先进生产方式与文化同落后的生产方式与习俗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行汉化无疑是进步行为，而推行鲜卑化实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高欢死后，人亡政息。其子洋代东魏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577年为北周所灭。
纵观这一段历史，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统治者，从刘渊、苻坚（前秦皇帝）、姚兴（后秦国君），到冯太后、孝文帝，都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汉化政策。“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魏书·崔浩传》）正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精辟概括。
五胡乱华以来，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虽遭严重破坏，但被破坏的经济在不同的时期有所恢复，被破坏的传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保存下来。况且，华夏文化夙具吸收异族文化之特质。“*力武**虽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北方民族南迁中原，非但未能毁灭中原文化，反而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与扩散。
第二种历史趋势胡族华化历经曲折，终究占据了主流地位。胡族华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助于消除民族分裂和文化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其次，华化也有助于传承和发展文化传统，激发文化创新，推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最后，华化也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