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时代管仲设立闾户开始，娼妓就成为了我国社会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后来历朝历代大都会设立官妓或者营妓，来满足百姓和军士们的需求。
从明宣宗开始，朝廷废除了官妓，而这导致私妓开始出现。
▲明宣宗朱瞻基
在晚清时期，由于社会风俗的转变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让私妓在我国大量出现。
民国建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禁绝娼妓，但由于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心怀鬼胎之人的存在，民国的禁娼运动成了一场笑话。
虽然娼妓在我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在封建时期社会上的娼妓数量一直比较稳定。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古代的娼妓需要精通歌赋乐器，还要知书达礼，这对她们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古代名妓形象
从宋*开代**始，专门出卖色相的娼妓也开始出现，但这种买卖一般会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因此其发展空间不大，娼妓问题对于社会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这导致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害，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导致大量女性难以维生，不得不通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
▲晚清*女妓**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中国传统娼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当时的上流人士开始钟情于西方舞会，传统的才艺不再有市场，这些传统*女妓**的没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娼妓的从业门槛，这也是导致私妓泛滥的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政府部门曾经调查了被捕*女妓**的文化水平，结果在天津市三千多名被捕*女妓**中，识字的只有十几人，这也说明晚清民国时期的娼妓和传统意义上的*女妓**是不同的。
▲民国时的天津街头
更重要的是，在晚清时期，上海、南京等城市发展迅速，大量洋人的到来改变了这里的城市风貌。
纸醉金迷的生活吸引了大量想要体验新生活的年轻人，而这也给了娼妓们带来了大量的生意。
▲民国时的上海
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娼妓人口比例甚至一度达到了1：137，这令当地的社会风气被迅速腐化，周边地区的不少女子也选择投身这一行当，令娼妓人数越来越多。
在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政治号召力和执行力，他们不得不改变了禁娼条令。
在清朝中期，私娼的管理者被捕后是要被杀头的，但到了清末，清政府选择“寓禁于征捐”，只对私娼经营者收取罚款。
虽然罚款金额并不低，但和暴利的娼妓行当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该行业中，这令民国初期的娼妓数量达到了历史顶峰。
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认为娼妓问题根深蒂固，恐怕难以短时间内禁绝，便在南京等城市重新设置官娼。
这种行为确实对遏制私娼的发展起了些作用，但民国百姓希望见到全新的社会面貌，因此要求严格禁娼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息过。
▲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向民众展示建设全新国家的决心，国民*党**高层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活动，在废除官娼的基础上对私娼进行打击，并建设救济所、济良所、妇女救济院、妇女习艺所等设施收容失足女性，稳定社会秩序。
在政策发布之后，作为民国首府的南京迅速响应，他们先是撤除了由五百多名女性组成的官娼队伍，此后市长何民魂又提出了要在三个月内完全禁娼的目标。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何民魂多次强调要整治南京城内的舞会文化，从根本上改变市民风气。
▲民国舞会
同时他还表示，自己知道暗娼现在在哪里活动，一定会将其连根拔起。
这让南京百姓看到了市长治理的决心。
然而这位何市长的相关发言，其实都是“空炮”。
在发表上述讲话后不到三个月，他就被调离了南京，他之前的豪言壮语也不过说是政治作秀而已。
▲南京市长刘纪文
之后上任的市长刘纪文，在禁娼一事上选择了更加稳妥的方案。
他认为娼妓的泛滥是因为这些*女妓**缺乏生活保障，因此他提出可以帮助这些私娼寻找夫家，或者将他们接到政府开办的培训机构中，教授他们一些简单的手艺，让她们拥有谋生的手段。
但在当时的民国，普通人家对于*女妓**身份的接受程度，显然没有刘纪文认为地那么乐观。
其许诺的培训机构，也没有建设完成。
因此他的这些福利对私娼的吸引力近乎为零，南京市的私娼人数并没有因此减少。
刘纪文无奈之下要求南京警方着重打击私娼，凡是被逮捕的私娼都要被强行送到济良所中接受教育或听从安排。
这虽然有效减少了南京城内的私娼数量，但也逼得部分私娼逃出南京，并在南京到上海沿线城市从业，这令南京周边地区的官员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民国时的南京街头
与此同时，由于南京市政府对舞会的严管，导致秦淮河，夫子庙周边的一众商铺变得门可罗雀，这对南京的财政收入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而且那些私娼在当时收入颇丰，白天经常结伴在商场消费，她们的离开对南京的经济发展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因此在1933年的时候，部分南京政府议员隐晦地提出了恢复舞会的提议，其实这就是希望南京市政府能够默许私娼的经营。
后来这条建议被批准通过，市政府还在南京城中规划了私娼的活动范围，这令前几年国民政府禁娼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短时间内南京城内私娼的数量，更是激增到了惊人的2.9万余人，在当时仅次于上海。
▲民国街头的娼妓
南京作为民国政府的首都，其禁娼效果都如此难堪，其他地区的禁娼行动结果也可想而知了。
到了1946年，部分城市甚至恢复了官娼来打击私娼，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糜烂和国民*党**执政能力的低下。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高层禁娼的决心不可谓不强，但其最终仍然没有任何成效，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首先是国民*党**继承了晚清时期的禁娼思想，对于从业者的处罚只停留在罚款一层。
而国民*党**政府的罚款金额又相对较低，这让私娼们完全感受不到压力。
甚至交完罚款后，就赶去和另一名嫖客见面，完全不在乎身边的警察，这让禁娼效果大打折扣。
▲民国时期的警察
更关键的是，民国对娼妓罚金额度的上调速度，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1928年的条例中对私娼的罚金数额为15元，三十年代初这个金额便涨到了1000元。
可当时私娼每晚的收入就有几万元，缴纳的罚金甚至比不上嫖客给的小费，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对于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国民*党**政府虽然会收取大量的税款，但这和高昂的利润相比，依然不值一提。
而且完全禁娼后政府的税率就要下调，这对于市政收入来说颇为不利，对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来说更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部分官员抱着“养寇自重”的理念对待禁娼，私娼自然是难以禁绝的。
▲民国夜总会剧照
对于私娼的税费和罚金，民国政府本来规定这笔钱是要用来改建济良所和妇女习艺所等设施，来收容私娼的。
但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都落入了国民*党***官高**的口袋里，剩余钱也被用来支援其他市政建设的项目了。
这让政府许诺的后续善后工作始终无法落实，私娼们无奈之下也只能继续靠出卖肉体维持生存。
民国政府自知禁娼后，这些人的安置工作对自己也是个难题，只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了。
另外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效果极差，南京等城市中的上层人士都过着奢侈颓靡的生活。
这令政府作出了一系列文化倡导毫无公信力，人们开始热衷于享受生活，社会道德出现滑坡，这也为私娼泛滥提供了土壤。
但国民政府在禁娼一事上，还是做了些“实事”的。
当时南京最重要的*灯区红**为东西钓鱼巷，南京市政府认为这两个名字太俗，便将其更名为“严陵东巷”和“严陵西巷”，希望“以雅易俗”。
但人们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后来这件事也成为了国民*党**留下的笑柄之一。
▲如今的钓鱼巷
自古以来治理娼妓问题不力的朝代有很多，但像国民*党**政府这样越禁越多，最后主动放弃的却是独一份。
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执政能力的不足，也反射出他们对于民生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
后来为了稳定财政默许私娼的行为，更暴露了他们唯利是图的嘴脸，而这也是他们败亡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民国时期地方自治问题研究以1927－1937年南京为中心的考察》，戴文亮著，2013年5月发表。#民国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