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洁阿姨
文/马良
我们的社会依靠最基础的齿轮带动运转。滴滴司机、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保洁员、小商小贩——这些劳动者的面孔，是我们每天习以为常，打交道最多但也是最不起眼、最容易漠视的人。
超一线城市汇集了天南海北打工群体。写字楼里高学历年轻人在打工，服务这些钻进电脑里的年轻人的保洁员也在打工，共处在同温层之中，却很难有机会展开对话。
如果不来上海挂职，我观察的触觉不会延展到一群保洁阿姨身上。独在异乡为异客，常规的简单打声招呼，到后来熟悉了，阿姨或早或晚要来和我说上几句话。
即便是在一栋精英云集、学历985起跳的写字楼里，没有这群劳动者的维护，厕所也会卫生纸横飞，尿渍满地。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基层劳动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是隐形的，似乎都长着相似的脸。然而，一旦他们不存在，高速前进的社会将会瞬间瓦解。
在这一捧沉默的螺丝钉里，这群基层女性被叫做“阿姨”。
每天我走进办公楼，总见到阿姨在我所在的楼层忙忙碌碌，脚边是保洁公司配套的水桶、抹布、清洁剂和地刮。如果你是一个足够细心的人，可以观察一个公共区域的保洁阿姨下班之后，这片区域不出半个小时就会一片狼藉。
我是云南人，他是重庆人，滇黔川渝是一家，乡音近怯。刚开始交流的时候她还很内敛，后来熟悉了就完全放开了，双手挥在空中，像是和熟识的朋友一样完全放松。如果某一天我没进办公室，阿姨第二天来跟我说，没见到我心里空落落的，感觉心里边总惦记着什么。母性是相通的，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母亲那个时候告诉我，你好不容易请假回来几天，你有事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回不回来，几点回来，省得我一天到晚惦记。
阿姨说，她来上海30多年了，刚来上海打工的时候，小时工的价格还是7-8元/小时，如今随着物价，已经上涨到5000元/月。她在目前这个物业公司工作了15年，明年到了退休的年龄就赶紧回重庆老家，那里有年迈的90多岁的父母等着她这个长不大的女儿回去陪伴和照顾。现在要上班，一年也只能请一星期假回去看看父母。每次回去，父母都要激动得泪流满面，每次假满分别父母难过得泪如雨下。阿姨一提起此情此景，难过得想哭。我也想哭，母亲活着的时候，每次假期盼儿归，假满告别时，母亲也难过得偷偷抹泪，不知道下一次再见时是否还好好的活着。
阿姨的面容看上去像70岁，今年只不过49岁。生活对普通人而言，从来没有那么温和和宽容。你的付出你的辛劳，时间的年轮每天都刻印在脸上。
“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很早就不再供我上学了，省掉一个孩子的学费，就能给全家多省出点粮食钱。”
来上海打工，他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之后，两个人生活在了上海。做保洁之前，阿姨进过工厂，也做过饭店服务员。
在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里，阿姨做的是流水线工作。工厂的机器停不下来，工人们只有两班连轴转，才能维持流水线的高速运转。一旦手慢了，东西很快就会积压成堆，影响后面的工序。
流水线一天需要干10个小时，人手不够的时候，顶12个小时的情况也有。即便如此，阿姨还是觉得，保洁这份工作比工厂流水线还要累。
从重庆来到上海，大城市的家政服务市场本身就大，机会很多。她也很努力，知道需求大也意味着竞争大，那就好好精进自己的职业素质。
打零工家政时遇到一个性格古怪的租户，两口子住在一居室里，面积不大，只有50平米，却要约3个小时的保洁时间。阿姨很纳闷，结果上门之后才发现满地狼藉。租户搬了一个板凳，坐在阿姨身后，监督她把每一个角落的灰尘都打扫干净，窗户缝里的灰，要用手指一点点剋出来，墙面和天花板也要全部擦干净，如果发现还有一点灰尘，就要让阿姨返工再来一遍。
她不能理解的是，明明自己的业务很熟练，却总是被人当作“佣人”和“闯入者”看待。“我干活还是挺干净的，从来没人说过我干活不干净，我是比较认真的。但总是有人跟在我屁股后面，生怕我偷懒，或者怕我拿了什么东西。”
阿姨描述不清楚这种模糊的感觉，只是隐约发现“自己没有被尊重”。
阿姨越说越激动，让她最印象深刻的是打扫厨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净水器龙头上的一个塑胶头，租户大发雷霆：“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国外买的有多贵吗，你弄坏了赔得起吗？”就连冰箱门也不能随便碰，正大光明地歧视上门的每一个保洁阿姨。说到这里，阿姨嗓门突然高起来：“我觉得他就是装，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她遇到的也不全是坏人。
记得在一个合租房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了其中一户女孩。女孩和她攀谈，才发现是老乡。女孩有时候在家烙饼，也会留阿姨吃一顿老家的饭。有人在过年期间，大包小包食物和特产给她，还有人给她包了200元的红包。还有租户在过年的时候，留阿姨在家吃饭，给她煮了一大碗饺子。“社会就是这样的，人有好有坏，形形色色的，我们都习惯了。”她们自行消化了大城市中遍布的歧视与冷漠，这就是劳动人民对“阶层”二字最直观的感受。
后来，她应聘到了现在的物业公司，负责机关的卫生保洁。来了这里，工作场景固定、工作时间固定、月薪基本固定，没有了那种给个人家庭打扫卫生战战兢兢的感觉，但标准是一样的，不能偷懒，选择加足够努力，才达到双赢的结果。
每天早上6：30，阿姨会准时醒来，7点骑着电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她负责的区域，每天要打扫3层楼的卫生，直到下午4点才能下班。
还好单位的食堂对像阿姨这类人员比较关照，实行错峰用餐。在7:40以前，他们可以的食堂用早餐，中午11:30之前可以用午餐。等他们用完餐，在楼里上班的干部职工开始陆陆续续前往食堂用餐。
“这已经很好了，如果搁饭店里买个饭，最少也要花十几块钱，还吃不饱，你像我们干体力活的，一顿饭就能吃20多块钱，哪敢下馆子啊。”
和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阿姨选择“只进不出”。她的两个孩子，也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吃的这个苦，孩子们吃不了，她连地铁都挤不上去。想干我这种工作，她也干不了的。我们这代人干这种苦力活，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不要再干了。”
她说，能省一点省一点，省下来留给孩子，孩子的开支大。能多给儿女分担，就一直劳动到干不动的年纪，这是许多普通中国父母的样貌。他们默默忍受，走在无数个漆黑崎岖的路上，为了几十块钱起早贪黑。
年轻人来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是人中龙凤竞争的地方。“学习这么好的孩子，学历那么高，来了上海也是吃外卖，长大了还要在公司加班”，阿姨看了也于心不忍，很心疼现在的年轻人。
除了生活必需的花费，她这几年没有买过衣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和护肤品。有时候客户会把淘汰的旧衣物送给她，她很高兴，虽然日常她根本没有时间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
虽然是7点上班，可阿姨有时来得更早。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睡觉。外面漆黑走廊上的灯光哗一下打开，我突然惊醒。赶快拿手机来看，才凌晨5：00。
阿姨发现我在睡觉后，悄然去了其他楼层打扫。天亮我起床，阿姨才来到我的楼层继续打扫。阿姨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我说，“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我在这里休息，打乱了你的工作计划。”阿姨说，“另外一个保洁阿姨请假了，工作量就加在了自己身上。担心做不完，三四点钟她就醒了，只好提前2小时过来上班。”环顾四周，中国女人是最自强、最独立、最出色、最辛苦的群体。这就是中国成千上万个勤劳女性的生存写照，在他们“半边天”的肩膀下面，支撑着责任、压力。在家里是贤妻良母、温柔似水，在外面摸爬滚打、职场厮杀。在学校、在企业、甚至在工地，在任何有男人出现的地方，承担丝毫不逊于男人的责任。
阿姨的生活只剩下了赚钱和攒钱。她们无法忍受空闲，平时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同龄人跳的广场舞她一次也没跳过，她给我的理由是：“连吃饭和睡觉都是挤时间，哪有功夫玩那些”，这是一份结结实实的辛苦钱，阿姨把自己称作劳碌命，一辈子闲不下来，手上永远在干活，哪怕闲下来一会儿，心里都会别扭。出售一切可以支配利用的时间，换取或多或少的酬劳，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动手给自己逆天改命。在她们身上能看到高度浓缩的东亚性：勤劳，吃苦，认命，不抱怨，密集地劳动，既是家庭照顾者，还是子女教育者，也是职场上出色的工作者。通过扮演多种角色承担了生育繁衍、生产、生活、调和等责任，她们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我在写字楼里观察她们时，看到她们缓慢的步伐已经无法行动得太快，腰上挂着清洁腰包，上面还别着一部对讲机。偶尔在楼梯间的背后和洗手间的椅子上，她们坐在那里偷闲休息。如果凑巧赶上了写字楼管理人员巡逻检查，还会看到年轻的装着制服的男男女女，对年迈的保洁员们进行批评和教育。
在了解了保洁员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强度之后，我会留意写字楼和商场的公共区域。一片反光的地砖，可能需要庞大的人力去维护。保洁一天不上班，一家公司就会因为垃圾而瘫痪。如果没有清洁需求，恐怕没有人会和她们主动搭话，也没有人好奇她们从哪个县城走到了这里，更没有人好奇这些女人背后的故事与家庭。
城市留给“阿姨们”的空间和时间也在缓慢压缩。公司对保洁员的年龄要求在55岁以下，如果看着年轻，57岁也可以糊弄过去。再老一些，市面上留下的工作便不多了。她要赶在倒计时结束之前，再多攒点钱，才能安全度过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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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良，70后云南人，毕业于大学经济、新闻、行政管理等专业，早年供职报社做过记者、编辑，后从政。在报社工作期间发表新闻作品300多万字，获国家级、省级新闻奖10余次，现为国家机关公务员，著有长篇小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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