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多次大规模流行，对帝国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等造成巨大破坏，面对瘟疫对帝国的严重冲击，罗马帝国统治者采取了如下几方面的应对措施。

发展医学

罗马医学是在继承以希腊为主的东方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希波克拉底、盖伦等人的发展形成较为完整的医学体系。罗马医学处于人类医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专科分类诊治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不同类别与分工的医生。

罗马医生专业范围主要集中于器官病变类疾病、外科手术或按摩辅助疾病治疗，治疗水平是基于自身的技术和对不同疾病的认识。按照（今天的）专业划分，罗马设有专科医生、外科医生、助理医生，及药剂师和护士等，目的是应对不同类型的疾病。

按照服务对象划分，罗马医生则可分为家族医生、私人医生、宫廷医生、军医、团体医生、民间医生等。前三种是为了上层阶级服务而存在的医生，军医则为*队军**诊疗医病，团体医生则是为竞技场、剧院等大型公共机构所配备，民间医生则服务于普通群众。

民间医生在医疗水平和服务方面显然比不上贵族阶级，反映的是权势人物与普通人的医疗服务存在的巨大差别。虽然罗马政府鼓励医生开办私人诊所，提高了意大利的医疗服务水平。但由于医药成本较高，即便增加医疗诊所，贫苦的罗马居民也仍旧难以获得医疗救治，更多倾向于寻求诸神的庇佑。

关于这些医生的身份，大量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期关于眼科医生的铭文显示，他们大多为被释奴，也有奴隶。盖伦所知一种用于存放带有铭文的铅和黏土的罕见容器，除意大利和希腊外，仅在埃及和亚细亚保存，这说明帝国境内不同地区医疗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城市公共医生能为罗马帝国中下层提供医疗保障。1—2世纪的一些东方城市，已经出现成为城市合法职员的城市公共医生。在东方省份的影响下，罗马的医疗体系中逐渐出现面向公众的医生和医疗团体。

这表明在应对公共健康上，罗马帝国诸行省朝着为城市配备合法化医生方向发展。罗马的医疗体系，在代代相传的经验积累下，能够为治疗疫病感染者提供一定的医疗帮助，帮助人体增强抵抗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病人恢复健康。

但罗马缺乏像希腊一样著书立说的积累习惯，医学文献大多为希腊时期的医学文本，即便是著书，也习惯用希腊语写作，由于只有精英阶级才有条件学习希腊语，导致只有一小部分精英群体有条件阅读医学著作，不利于医学知识在意大利的传播。

最重要的是，罗马帝国尚构不成动用全国力量的“*国体举**系”，医生对日常疾患勉强应付，面对大规模瘟疫束手无策，只能任凭瘟疫泛滥。

疫病“防”与“治”

致命流行性疾病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威胁，从古代直至前现代社会，都缺乏一种有效的分类方式。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医学作家，都只能使用“疾病”“瘟疫”或“污染性疾病”之类的模糊词语进行讨论，通过描述其症状的方式予以区分，恰当的医学术语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在主要文学传统范围内。

盖伦就将马可·奥勒留统治下爆发的流行病称为“大瘟疫”，因为当时的医生对细菌和病毒一无所知。但相比理解疾病本身，罗马人更需要的是治愈疾病。罗马时期的经典医学观念是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的“四体液学说”和盖伦的“气质说”。

四体液学说认为人体含有4种液体：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痰。“四体液说”与构成宇宙的四个元素土、火、水和空气相对应。黑胆汁对应土，黄胆汁对应火，血对应气，痰对应水。人体内体液平衡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情和行为，而且还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当4种体液保持平衡时，人体便会保持健康，失衡时则会生病。气质说是在继承四体液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可分为4种气质：多血质、黏液质、神经质、胆汁质，不同气质同样也与不同性格相对应。

罗马对瘟疫的理解同样受到希波克拉底、盖伦及其他希腊罗马医学权威人士影响。关于瘟疫的产生，他们认为是由瘴气引起的，瘴气是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污浊空气。基于体液平衡理论，瘴气并非引起疾病的直接原因，而是一种导致人体体液不平衡的催化剂，人体不平衡最终引发瘟疫。

盖伦是罗马帝国传染病理论集大成者，针对瘟疫的病因，盖伦提出“病因种子说”。病因种子说认为，造成瘟疫的外部原因是，有机物的腐烂传入空气，人的呼吸吸入了带有疾病种子的空气；内部原因是，处于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人，因病因种子诱发疾病。

虽然现代医学能够轻易反驳这种观点，但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具有一定逻辑性，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老普林尼《自然史》第26—29卷讲述了疾病及其治疗方式、植物的药用价值、人类使用的药物、医学医生等内容，从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当时罗马人的医学发展程度和医学观念。

在预防瘟疫方面，罗马医生和哲学家注意到保持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卫生差的地区，由于存在大量未能处理的污秽和腐烂的物质，更易引发疾病。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预防疾病的基本措施是清除废物，提供干净的食物和水，使用熏香和其他软膏来散发瘴气。

安东尼瘟疫和康茂德瘟疫期间，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皇帝在他们的鼻孔和耳朵里灌满香油，不停地使用香水和熏香，因为有进入，会被更强烈的气味中和。但赫罗第安表示，瘟疫仍旧持续肆虐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死亡了。

可以看出，赫罗第安并不相信香熏能够起到对抗瘟疫的作用。马可·奥勒留时期，颁布殡葬法律，尸体必须运往罗马城外焚化埋葬，运送途中，必须绕外道而行。对贵族也有严厉政策，禁止在自己的庄园内修建坟墓，埋葬感染者。

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持卫生，对预防瘟疫起到积极作用。关于治疗，罗马人通常采用“食物疗法”。基于体液平衡理论，饮食被认为是恢复体液平衡的首要途径，通过食用某些食物可以增加或抵消特定体液的影响，达到人体平衡，克服瘟疫，实现人体健康。

即便在现代医学中，饮食也被证明在健康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罗马医生擅长通过观察和推理治疗疾病，特别是针对未见过的疾病，同时又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安东尼瘟疫爆发时，盖伦对疫病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记录，成为公元166年瘟疫和公元168年冬天瘟疫的见证者。

盖伦对这种流行病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认为，这种流行病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在谈到它的症状和对它的治疗时很有把握。

但盖伦对瘟疫的描述简短而零散，缺乏完整地描述，与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对雅典瘟疫的描述不同，身为医生的盖伦对描述疾病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对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和疾病对身体的影响，这也导致在下次疫病爆发时，难以与此次疫病对照，但从其专著《方*论法**医学百科全书》对患者病情发展的记载仍可推断瘟疫病原体类型。

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患病者的病情及治疗方法，并且分别记录了不同程度病情的情况变化：“在疾病的第九天，病人会出现发烧、呕吐；轻度患者全身会被皮疹覆盖在他的身体上涂上了干燥的药物。

他就能起床，患有腹泻的人中全身会出现黑疹、溃疡。身上出现黑色，黑色是由于腐烂的残余血液造成的在发烧的水疱中。已经溃烂了表面结痂部分脱落附近的主要部分就健康了，一两天后就结疤了。

在那些没有溃疡的地方，皮疹又粗糙又结痂，像一些人一样脱落了。因此，所有人都变得健康。没有腹泻时，整个身体都被黑色的皮疹覆盖。有时，当皮疹在几天内一点一点地变干消散时，会有一种鳞片脱落。

病情主要表现为呕吐、疱疹、脓包、发烧、脱鳞、腹泻等症状。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盖伦通过一边观察病人病情，一边尝试救治方案，通过在患处涂抹药物治疗病人，大约有3/4的患者可以康复。根据预测疾病的结果，他指出，所有出现黑疹的人通常都能活下来。

幸存下来的少数笔记表明，他非常注意观察症状和推理，尽管他的哲学原则是错误的，但他的常识性方法和同理心肯定为许多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提供了一些缓解和安慰。虽然罗马人治病理念并非完全正确，但通过这种不经意甚至随意的方式，对瘟疫防治收到了一定效果。

例如，对适当饮食的强调可能帮助了许多病人。处方中只使用清水，未受污染的水（山泉水最好），不仅对患者有益，而且有助于预防传染，虽然医生并不知道这些措施起作用的真正原因。

涉及防止瘟疫扩散，罗马人初步具备了隔离意识。公元2世纪的医生阿雷泰厄斯（AretaeusofCappadoci）首次提出，接触性传染是传染病传播的途径。认为传染是通过接触和呼吸传播的。

老普林尼认识到一些传染性疾病，亲吻等亲密行为会加剧疾病的传染，要注重与病人保持距离。为防止大规模传播，提比略曾颁布公告：规定节日期间，禁止日常的亲吻礼。安东尼瘟疫肆虐时，一块阿波罗的护身符，也通过神谕的方式明确禁止亲吻。

盖伦本人在瘟疫期间，曾远离罗马城这个人口拥挤的城市，罗马皇帝经常在瘟疫肆虐罗马城的时候离开罗马城，根据赫罗第安的记载：“康茂德离开罗马前往劳伦图姆（Laurentum），

那里更凉爽，似乎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公元1—2世纪的罗马人对瘟疫传染原理形成初步认识，罗马帝国政府、医生等能够采取相对合理措施预防和治疗疾病。罗马医学中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注重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的医学理念，远离人群、保持卫生、注重饮食的观念和治疗方法，对预防瘟疫的传染和扩散、帮助病人抵抗疫病、恢复健康，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但帝国始终未能形成有效全国范围的抗疫制度，罗马人的医学观念和治疗方式与现代医学有较大差距，无法真正理解瘟疫，难以从根本上医治瘟疫带来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