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穆旦生于1918年的天津，本名查良铮，浙江海门查氏。诗人、翻译家。同族叔伯兄弟有大侠金庸（查良镛），还有西南联大的教授查良钊。1958年，诗人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 1977辞世，1979年平反。
诗人穆旦
穆旦最广为人知的诗歌有《赞美》、《冥想》、《冬》等，但是最震撼人心的是那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使森林和人交替吟唱，歌剧式的结构，令人耳目一新，厚重的内容令人为之惊竦。
······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这般不屈而悲壮的正是穆旦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场景的再现，那就是1942年5月间中国远征军野人山大撤退。
时为远征军司令部的中校译员穆旦历尽艰险，翻越了雨季的野人山撤退到了印度雷多。而同样来自西南联大的学生吴若冲和黄维译员却牺牲在路上。
大学生涯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内迁长沙、昆明等地，穆旦亦随校步行辗转各地，行程3500多公里，在辗转期间他每天撕下一页或几页《英汉词典》，一边随着师生南迁行走，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就把这几页弃置，到达昆明时候，厚厚一部词典已经不见了。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大量诗作，成为当时有名的青年诗人。穆旦的诗充满了雪莱式的激情和浪漫，强烈的情感四溢在字里行间，吟诵之间又隐隐有唐诗的铿锵顿挫，有很强的现实感，很受读者的喜爱。
1940年穆旦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并留校任教，负责西南联大在四川泸州的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
穆旦1940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
参军
1942年2月，穆旦响应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应征为译员。当年穆旦24岁，作为助教的穆旦和当时很多入伍的西南联大学生从外表上看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穆旦的英语的水平绝对是一流的，所以应征后直接以中校身份担任了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的随身翻译。
1942年4月穆旦随着远征军司令部跨越国门出征缅甸。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初次出师不利。中美英三方在战略上未达成一致，战场上处处失利。印缅战区的英军在著名的“撤退将军”亚历山大的率领下，丢下中国*队军**一路逃到印度，留下远征军为撤退的英国人阻击日军。
1942年，已留校任教的查良铮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杜聿明和史迪威的翻译官，后又到第五军，上了最前线。
野人山大撤退
英国人的逃跑，使中国远征军陷入极为不利的作战处境，在高层的扯皮和犹豫之间，日军已经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无奈之下，远征军在杜聿明的带领下踏上了途经雨季野人山的归国之路。
当8万多远征军官兵最终走出这片吃人的热带雨林时，只剩下4万人。
撤退之路上遗散着远征军官兵和在缅甸随远征军撤退的华侨的累累白骨。活下来的官兵在经历了热带雨林的暴雨冲刷，瘴疬疟疾，伤病困扰，铭心刻骨的饥饿，野兽的侵袭，筋疲力尽的行走之后，身体极度虚弱，精神严重受挫。野人山撤退的经历成了活下来的人们心中永远的噩梦。
美国人绘制的远征军撤退路线图
穆旦当时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雷多的路线是，从曼西到莫的林，从乌有河逆水而上，到达斯委定（Shwedwin）-项吧-坎地（Khamti）-大洛-新平洋，最后到达印度的雷多，总的撤退路线大约650公里，而最后这一段野人山的路程大约是100公里。
穆旦跟随远征军进入野人山的时间正是在6月下旬，那是缅甸雨季最猛烈的时期，漫天大雨中根本分不清方向，艰难至极的道路或者说根本没有道路的雨林小道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撤退之路。直到2014年，缅甸的斯委定（Shwedwin）-项吧-坎地（Khamti）依然不能通汽车，只有驮马才能行走。
但历史从来是公平的，两年之后，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中国驻印军展开缅北进攻作战后，当年在缅甸将中国远征军驱赶到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被强大的中美盟军也驱赶进了热带雨林，同样经历了一场“死亡旅程”式的逃亡。
我们没有见到穆旦提起过他在印缅丛林中的经历。但在众多朋友和师长的回忆中倒是多次提及，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在回忆中写道：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
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以及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穆旦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最终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印度。
每当人们问及野人山的经历，穆旦总是缄默不言，直到1945年9月《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发表，大家才从中读到了穆旦所经历的那种不可言表的痛苦经历。
在穆旦的老师吴宓的日记里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之语。
根据各种资料，我们还原了穆旦在缅甸丛林里的经历过程：
远征军开始撤向野人山，前路是令人生畏的雨季的热带雨林，后路是凶残如兽的日军追击，当远征军被迫进入胡康河谷时，正值缅甸的雨季，在热带丛林里的雨季，铺天盖地的雨淹没了一切，没有了道路也没有了方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洪荒时代。
遮天蔽日的丛林即使在无雨的晴天都是阴暗潮湿的，而雨季除了丛林中的各种猛兽、蛇虫，还有各种蚊蚋和毒瘴等待着这些丛林穿越者。
令人闻风丧胆的蚂蝗在短短的时间就会把一个健壮的青年的血液吸干，丛林中海量的蚂蚁则会把疲惫休息中的战士啮咬的剩下一堆白骨，还有回归热、疟疾、出血热等烈性传染病的肆虐。
雨季丛林中行军就是一场噩梦，更不幸的是穆旦在胡康河谷的行军中迷了路，与杜聿明将军的军部失散了，穆旦一行人只好孤独的跋涉，向既定的撤退方向前进。
一路目睹了战士们的尸骨和各种无助的死亡场景，穆旦染上了疟疾，幸运的是撤退进入雨林之前杜聿明分给穆旦两片抗疟疾的药，正是这两片珍贵的进口药片拯救了诗人穆旦。
数十天的丛林跋涉，一边与雨林搏斗，一边与疟疾搏斗，穆旦的双腿肿胀，步履蹒跚。
另一个可怕的敌人－－饥饿袭来，八天断粮，正当性命危在旦夕之时，救援队员赶到。倘若稍晚半日，穆旦也化作了胡康河谷中一尊北望的记忆。
当穆旦一行撤退到安全的集结地时，长久的饥饿让大家对食物充满了不知饥饱的感觉，恨不得将能看到的食物全部填进自己那无底的肠胃中去，而这种猛烈的进食使很多历尽千难万险走出丛林的战士撑破了饥饿的肠胃而死去，穆旦也经历了这样的撑涨的痛苦，幸运的是，他活了过来。
历尽艰辛的穆旦经过在印度的半年休养，于1943年归国。
回国后的几年里，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上的职位外，基本是在*队军**任职，或给某部队教英语，或给某个少校、中校当英文秘书。
抗战胜利后，北大外语系邀请他任讲师，但是他为了友情，又接受*队军**的朋友邀请，北上沈阳办的《新报》任主编。而当时东北国共之间摩擦日甚一日，时局日益紧张，穆旦所办的报纸只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关张。穆旦在颠沛流离中重新回到北平。
虽然报社关门大吉，但幸运很快就要降临。
1946年，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穆旦经林徽因介绍认识了周与良，从此之后两人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穆旦和周与良。
周与良出身名门，是著名民主人士周叔韬的女儿。祖上是清末名臣周馥，周馥之子周学熙更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实业巨子，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
1946年，穆旦在好友杨宪益介绍下先后到中央通讯社和南京美国新闻处任英文编辑，均感不适而放弃，最后选择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南京办事处担任一名译员。
到了1949年8月，穆旦自费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并于1949年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周与良正式喜结良缘。
穆旦夫妇在芝加哥大学。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一位是诗人，一位是生物学博士。
当时还有很多西南联大的学子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比如赵萝甤、巫宁坤以及周与良的本家哥哥周珏良等。
从穆旦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是穆旦一生中最宁静、最美好的时光，身边有爱人相伴，周围有朋友可以畅谈，思想自由开放。
1952年6月30日，穆旦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同年周与良也获得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1950年3月，原远征军将领罗又伦将军夫妇(左)到访美国，与穆旦夫妇合影。穆旦曾是罗又伦的翻译。
1953年穆旦夫妇自美国回到天津，同在南开大学任教。穆旦任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周与良任教生物系。
周与良所学为微生物专业，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微生物系的创始人，南开大学微生物专业如今成为全国的重点学科。
穆旦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并没有享受到原来希望的宁静而自由的学术生涯。
为了适应国内外语学科方面一边倒的生存环境，50年代初期，穆旦重新拿出当年在西南联大*亡流**辗转期间学习英语的方法和毅力来学习俄语，很快成为俄语方面的专家，并翻译了普希金的一些作品。
1975年，穆旦夫妇与岳父母在天津和平区睦南道147号(旧号)院内。
然而，政治运动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院校合并之后，随即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1954年穆旦因为曾经参加中国远征军等过往的经历而被列为“审查对象”进行区别对待，到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离开教学岗位。起先是调到图书馆做杂工，后来干脆被指派到澡堂做了清洁工。1962年解除管制，他继续在图书馆“监督使用”，抄索引、整理图书、做杂务、写交代材料。
*革文**开始后再次因“中国远征军”问题，正式由南开人民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罪犯”，最后居室被抄，妻离子散，关进“牛棚”。接受管制、批判、劳动改造十多年。
命运无端地在精神上、肉体上折磨这些赤心报国的一代学者，熄灭着他们心中的报国热情。
在苦难的煎熬中，当近代最著名的学者精英都老去的同时，最能产生成果的青壮年们的黄金时光也在管制、批判的漫长时间里消耗殆尽。
在艰难的岁月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斗室间，穆旦潜心研究外国诗歌的翻译。
经过十几年的沉默辛劳，他向世人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等诗人的作品译著二十多部，但他所鈡爱的属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却完全停止了。
1950年代以后，诗人穆旦的诗歌创作被迫停止。作为翻译家，查良铮开始向中国读者 译介雪莱、济慈、拜伦和普希金的诗作。图为1957年1月2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穆旦签的约稿合同。
1975年，*革文**尾声，国内大学及学界的气氛也宽松了很多，这一年穆旦恢复了诗歌创作，先后写下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但精神解放来得太晚了。仅仅一年后，1976年3月末，一个意外的事故导致穆旦的右腿股骨颈折断，诗人又一次经历苦难的人生赋予的另一种折磨。病榻上的穆旦心情沉重。
在诗人的眼中，压抑心灵的巨石从来没有被移开过，病中的穆旦在《冥想》的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77年2月26日凌晨穆旦心脏病突然发作，一代诗魂离世而去，这一年穆旦59岁。
作者简介：
王钦：盟军译员研究室成员，历史爱好者，管理学专业，从事弱电行业。
盟军译员研究室简介：
发起人吴沙鸿。最初的采写，是父亲盟军译员的历史。后与王钦一起采写了同样毕业于北平育英学校、同样以盟军译员身份参加抗战的几位老人的故事。他们想收集更多的译员故事，于是，在几位译员的子女的参与下成立了“盟军译员研究室”。
研究室起初的目标是寻找和记录在世译员生平，由于记录者的时间和精力无力追赶他们离世的步伐。于是决定扩展目标，也寻找译员后代，通过他们的回忆或者译员留下的回忆录，来展现译员们鲜活的英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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