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是国军黄埔系的骨干将领之一，自从1929年任国军教导第一旅旅长到南京政府1949年逃台，二十年中一直手握重兵，是蒋介石极其信任的将领。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后，尽管被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极尽哀荣，却很快被蒋介石评价为“多活了五年”，直言他在上海保卫战时就应该“牺牲殉国”……
以汤恩伯与水旱蝗三灾并列
1900年，汤恩伯出生于浙江武义，1926年，26岁的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0年，汤恩伯在 中原大战 中因保护 蒋介石 的安全而深受赏识，由此走上了升官发财的快车道。自此到1949年，汤恩伯一直是炙手可热的国军将领。
不过，在汤恩伯二十年的带兵生涯中， 其部队可谓军纪一贯败坏——根据湾湾公布的部分资料，蒋介石怒斥汤恩伯军纪败坏的手令从三十年代一直持续到1949年逃台，其部队之作风可谓是十年如一日，不仅丝毫没有提高，而且还不断突破下限。
1934年1月13日，汤恩伯率八十九师攻克福州。也正是此时，汤恩伯所部因为军纪败坏第一次惊动了蒋介石。在汤恩伯入驻福建一个月后，2月20日下达手令给汤恩伯，称入闽“各师军风纪皆恶劣，而杭州留守处尤为恶劣”，要求汤切实整顿军纪。
汤恩伯
三个月后，汤恩伯已因战功升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第五路军第十纵队指挥官，下辖第四师（代师长冷欣）、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和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不过，与汤恩伯高升截然相反的是，汤部军纪每况愈下，逼的蒋介石在5月22日再度下达手令给汤恩伯，对军纪败坏大为不满。
蒋介石在手令中称“该纵队军风纪败坏已极”，并点名到“以第四与八十九师为最劣；其次第十与八十八师，亦甚不良”。眼见从司令到师长都是嫡系中的嫡系，蒋介石不由得苦口婆心：“如各师旅长不自振作，负责奋发整顿，则兄等如不死于纪律，亦必死于“匪”手。须知上官易瞒而敌探难避，民众之口舌与耳目更不能防制也。”
但是，蒋介石的苦口婆心完全打了水漂。到了抗战时期，汤恩伯部军纪败坏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不仅蒋介石，连陈诚也看不下去了，在1940年11月写信给汤恩伯，苦劝汤恩伯注意军纪，“以争取民众，肃清汉奸，达成抗战建国之使命”。
面对身居要职常宠不衰的汤恩伯，陈诚的措辞非常谨慎，原稿更是涂涂抹抹改了又改。根据湾湾公布原件，陈诚曾在原稿中写道：“意近来传闻，贵部军纪，远不如昔，驯且堕弛，地方行政时亦干与，似亦有乖素行，微累盛德。”但很快又删掉了“驯且堕弛，地方行政时亦干与”等字眼，还增加了“所传不问是否确实”一句，显然是怕说的太重了，得罪了红得发紫的汤恩伯。
陈诚给汤恩伯去信的原稿。
但是，面对陈诚措辞谨慎的规劝信，汤恩伯显然没有听劝。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驻扎在河南的汤恩伯所部不仅作战中一溃千里，而且在撤退途中奸淫掳掠不胜枚举。参政会参政员王寒生曾上书蒋介石，称河南民间歌谣有所谓“水旱蝗汤”，以汤恩伯与水旱蝗三灾并列，可知其在河南之德政何在。
豫湘桂溃败后，1944年8月6日，军统华北区区长暨河南站站长张严佛也向南京提交了《中原战役检讨》一文，其中提到汤恩伯麾下部队称：豫省部队不能确守军纪者极多，内中以十三军、八十五军为最。登封、叶县、郾城一带在民国三十年，民间即有“甘愿敌人烧杀，不愿十三军驻扎”之口号。此种蜚语，虽不免过甚其词，或系敌奸从中挑唆，但一般军风纪之不良，确属其事，不仅汤部而已。
张严佛还举例说，八十五军士兵由广武退却，沿途抢劫，直至伊川、嵩县，沿公路四十里均无幸免。在登封更曾挨户搜索，即县政府、*党**部亦被抢劫数次。登封之兵站、仓库亦被该军运输连强行打开，将军粮十三万斤以两元一斤卖与老百姓。
不过，和陈诚一样，张严佛也不敢得罪汤恩伯，在列举汤恩伯所部种种恶行后，表示“汤副长官本人刻苦硬干，嫉恶如仇，但个性极强，因此其左右对部下不法，相率蒙蔽不告，而未能确切整饬”。
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蒋介石听闻汤恩伯所部洗劫洋教士的保婴堂并打修女耳光一事后，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并称之为”国军最大之污点“。
1944年9月14日，蒋介石手令汤恩伯，就八十五军洗劫外国洋教士的保婴堂，甚至打修女耳光一事，怒斥汤部军纪败坏，称“此次作战退却时，第八十五军部在白沙保婴堂内索取手枪三枝与法币五十余万元，且击外国女教士面颊，以为国军最大之污点！”
蒋介石怒斥八十五军洗劫外国洋教士的保婴堂，甚至打修女耳光一事的手令。
汤恩伯麾下军纪虽然如此，但他本人的官却越当越大。1949年1月，在长江以北输光老本的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汇聚沪杭的国军，再度展现出一贯的“爱民”水准，越闹越厉害。2月7日，明面上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委托俞济时给汤恩伯发电，再次重复了过去十几年里不断提到的一句话——切实整顿军纪。
蒋介石在电报中称：“闻上海与杭州及沪杭路军风纪甚坏，尤以上海闸北与虹口一带散兵游勇更多。杭州各种残余部队几乎无人管理，且皆占住民房，购物吃餐皆不付钱。沪杭为中外观瞻，此系纪律败坏至此，为何不严厉惩治，令人民对我军更加敌视并以兵变为忧也。”
不能看透生死，多活了五年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在日本病逝，他去世后，尽管被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极尽哀荣，但却被蒋介石口头评价为“多活了五年”，直言他在上海保卫战时就应该“牺牲殉国”……
1954年6月29日，赴日本治疗胃病一个月的汤恩伯在日本东京都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去世。尽管汤恩伯的死因扑朔迷离，但已经逃台五年的蒋介石仍然按照惯例，追赠汤恩伯陆军二级上将的军衔——虽然从1946年起，汤恩伯就已经加上将衔，但直到此时，才真正当上了“上将”。
在台湾的汤恩伯。
然而，虽然对汤恩伯死后极尽哀荣，但蒋介石心里对汤恩伯究竟是如何评价的呢？1954年7月12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发表了一番谈话，其中直指汤恩伯“不能看透生死，多活了五年……”，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在谈话中，蒋介石先是夸赞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个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但马上话锋一转，说汤恩伯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到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的死的机会。”
最后，蒋介石还不忘对在场众人灌输鸡汤：“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我想汤恩伯在平时如对革命哲学果能有彻底研究和心得，勘破了这一生死关头，那他又何至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我想他在弥留时候，回忆前尘，内心的感慨和懊悔，与其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