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旭光
【辽金史研究】
地方史与考古专家张静岩先生曾经参与并最早主持对“库里满蒙文碑”的定名、修复、碑文翻译、相关考古、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向上级申报保护等一应基础性工作。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张静岩、王迅等先生为代表的地方史学专家持续宣传、推介该碑。收入张静岩先生专著《前郭尔罗斯史地考略》的“库里满蒙文碑与清孝庄文皇后”（该书82—9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对该碑作了系统研究，还原了该碑的本来面目。本文试图在张静岩、王迅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中的四个最基本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以期引起方家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此碑。
为便于上述研究，将该碑的碑文抄录如下：
“敕立：
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
帝王恭贤尊功，必崇封宏世，宪前而存后，广开亲亲之道，铭于铁石，宜究本以示意。
圣母明圣仁上恭恂皇太后：
王考妣育吾者也，思稽其本，祖获福而子来端；祖母荣贵而福生焉。尔子后济此封王，授以鸿恩。今理祖母遗体，念德崇恩，并立册文，追封祖父为忠亲王，祖母为忠亲王妃，立碑于墓，永存后世，仁亲荐恩。
大清国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七日立”（见上书84—85页）
一、立碑人到底应怎样界定
明确界定立碑人，关系到认定该碑的所立缘由、地位、性质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应从文碑碑文中的主题、正文、落款等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就主题，即碑的名称而言，“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显然是策封碑。既然是册封碑，就自然牵涉到册封人---皇帝。这里以册封人口吻确定碑的名称，所省略的主语是册封者，即皇帝本人。如果是其后代所立，当冠以纪念等字样；如果是帝王以外的人，包括王侯、中央或方镇命官、百姓等，则应避开皇家用语。如果非册封碑，则应将册封立碑，与为纪念册封立碑，受命立碑等作出区别。换言之，要对君臣、父子、决策与执行等诸多关系作出界定。譬如碑额上所使用的“敕立”（见上书86页）。敕，在行文上等同于皇帝的诏令。如果是奉命行事，当为“奉敕”。（可见，在碑文统计和抄录时，“敕立”二字应纳入其中。）第二，就正文而言，通篇所用，均为帝王口吻。正文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第一段，作为帝王，恭贤尊功，就应该采取对贤达与功德卓著者加封的办法，使其彰显于时，令世人对其尊崇，并达到弘扬其精神的目的；通过加封将贤达有功的人树为榜样，为后人效法；广开民族间亲亲之道；将贤达和有功者的事迹及对其加封的情况铭刻在不易腐朽的铁石上面；应该说明对其加封的原因。这段话讲的是一些治国理政的原则、道理。特别是从反面说明了清王朝为臣僚树碑立传的条件，显然是君临天下者一种居高临下的站位。如果非帝王本人，就容易理解为是在教训、开导皇帝，或是干预朝政，蛊惑人心等，有僭越之嫌，或杀头之罪。二是第二自然段，用了一个冒号，是起始的意思，应理解为是讲给母亲孝庄的。这里的“圣母……”，关键词是“母”，而“太后”则是其名位。这种口吻间接地证明了立碑人与太后的血缘关系，亦即母子关系，对于认定立碑人极为重要。三是第三自然段封位前的部分，讲忠亲王暨忠亲王妃的养育恩德，以及所封的名称。其中使用了一个“尔”字的称谓，应该是对自己作为外孙身份的一种证明。既是血缘关系的自我认定，也同时明确了君臣之间的授受关系。四是“立碑于墓”以下三句，是讲了立碑地所在，以及立碑目的。其中的“永存后世，仁亲荐恩”，对于向忠亲王、忠亲王妃这样满蒙间世代亲善的榜样学习，带有指示、训导、期望等命义，均为帝王口吻。“荐”，在这里有聚集之意。（见“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6月版，1055页）“立碑于墓”，在这里是强调被加封者的墓葬在先，立碑于后，碑墓一体，排除了立碑择地的偶然与随意性。这有助于认定文碑主人墓葬之地。其中存疑的是未使用“外祖”字样。第三，落款中，直接写了立碑时大清的年号，而没有注明立碑人，结合第一自然段的议论、第二自然段的称谓，以及主题词中“敕立”、“追封…”等字样，可以看作是对帝王的省略。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顺治皇帝是立碑人；孝庄太后是所以立碑的报效者；“广开亲亲之道”、“仁亲荐恩”等，是需要“崇封宏世，宪前而尊后”，以及“永存后世”的重大主题。此外，从文碑所使用的龙纹浮雕来看，也说明为皇家所专有，民间是断不敢使用的。
二、文碑的性质概括问题
文碑的性质是决定其价值的主要因素。满蒙库里文碑，就其性质来说，应该认定其为帝王碑、皇家碑、政治碑。关于帝王碑和皇家碑，可以从立碑人的角度支持。碑文中所使用的“敕立”字样，碑文主题所明确的君臣间授受关系，以及碑文正文中宗亲伦理关系的自我认定等三点，均是最重要的佐证。帝王碑、皇家碑，重要的是明确了该碑立碑人（顺治）和做为碑的主人（忠亲王暨忠亲王妃）的地位，非民间的祭奠行为。康熙皇帝在1698年（即康熙三十七年）移驾第三次东巡，莅满珠习礼墓酹酒，就是一个佐证。三十七年秋七月辛丑，上奉皇太后东巡，取道塞外。九月壬申，上次克尔苏，临科尔沁故亲王满珠习礼墓前酹酒，孝庄皇后之父也。（见《清史稿·康熙本纪》，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65页）需要辨析的是：帝王碑，强调是君与臣、皇帝与王侯之间的授受关系，体现天子权威，关系此碑的地位；而皇家碑，则主要体现宗亲关系，所肯定的是在授受之间、君臣之间以外，满蒙两个民族之间的宗亲、血缘关系；所期待和暗喻的则是整个大清境内各民族之间血乳交融。关于政治碑，可以在所受封名字中看到其中的重大价值取向----“忠亲”。“忠亲”，在碑文第一自然段中又作“亲亲之道”，在最末一段中则为“仁亲荐恩”。不变的主题在于一个“亲”字。所谓“亲”，应为特指满蒙两个民族间的血缘与政治上的姻亲关系；所谓“忠”，就是以忠亲王暨忠亲王妃为榜样，要求所有各民族、各地方政权，都要效忠中央政府和大清天子；都要亲善国家的主体民族----满人。这与清初的民族关系尚待修睦、中央政府对藩镇治理有待强化，以及边事不静等诸多关系有直接联系。尤其是为了巩固满蒙联姻所形成的政治同盟，从而稳定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明末清初，科尔沁为代表的科左三旗、郭尔罗斯两旗，是骁勇善战、富有影响力的蒙古族部落，曾是征伐努尔哈赤“九部联军”的重要成员之一。被努尔哈赤打败后，转而与之和好。据张静岩先生引证资料统计，自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第一次与科尔沁通婚始，至顺治年间，四十多年中，清皇室与科尔沁蒙古部共联姻57次。其中娶科尔沁女37人，清公主下嫁科尔沁20人，所娶的科尔沁女人中，2人嫁于努尔哈赤，3人嫁于皇太极，4人嫁于顺治，直接做了皇妃。（见同上书90页）张静岩先生还考证，顺治十三年，顺治帝就以郭尔罗斯等部秉资忠直，诚心归附，职效屏藩，而称赞这种关系为：“心意和谐，如同父子……朕世世为天子，尔等皆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张静岩等编《郭尔罗斯*物文**古迹及人物》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4月，42页）《吉林通志》记载，雍正年间，在审理对郭尔罗斯赈济旱灾时，雍正帝批示，如果按照理藩院的意见，用伯都讷贮存的粮食赈济郭尔罗斯的灾害，只能糊口，并无产业扶持，非长久之计。还说：“夫科尔沁一旗与别部落蒙古不同。太祖高皇帝时，首先臣服，且为朕皇曾祖妣孝庄文皇后、皇祖孝惠章皇后之母家。世为国戚……着即动用正项钱粮三万两往赈，再派出大臣一员，司官一员，往郭尔罗斯旗下，将实在穷苦并无牲䬣之人，查明数目，按其户口，给予羔羊牛只，务令宽裕足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8页）这里，雍正帝以“世为国戚”、“正项银”、“务令宽裕足用”、“长久之计”等概念，诠释了郭尔罗斯的地位，足以看出清王朝对科尔沁部落的重视、礼遇，以及之间关系的深厚。
文碑为什么选择立在库里屯
揭示文碑选择地的内在玄机，关系到对地方资源认识，也关系到了解忠亲王及忠亲王妃生生之地、墓葬所在等一系列问题。我觉得，应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第一，是因为墓葬在先。以往人们对文碑为什么会立在库里屯存在诸多说法、猜测、民间传说。（见张静岩先生同上书82---89页；王迅《郭尔罗斯考略，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6,98页》）但从碑文所述，之所以立碑于库里屯，是因为立碑人的本意，就是“立碑于墓”。换言之，就是要选择在忠亲王的墓地立碑。这说明，忠亲王暨忠亲王妃的骨骸已经先期埋葬在库里屯立碑之处，墓前立碑也合乎逻辑与情理。据张静岩先生调查搜集，在建国前土改时的1947 年，文碑有碑亭为之遮风避雨；碑及碑亭后面同一轴线上还建有庙，被当地农会破坏。庙的正殿关帝像下发现一座清代砖砌墓室，内有一棺，棺室里装有一镶有金银片的骨灰盒，用暗黄色缎布包裹，盒中有火化过的尸骨数块。棺内同时装有很多金、银器皿。可分辨的有银盆、金耳饰、金碗、金筷子及其它首饰。（同上书82页）张静岩先生的调查，是直接了解当事人、后来为前郭县政协副主席包晨云老先生，当极为可靠。从张静岩先生调查所述，最重要的是印证了碑文中“立碑于墓”的表述。我们可以据此作如下分析：首先，该忠亲王暨忠亲王妃墓掩蔽在庙宇的正殿之下，或许是出于对盗墓人的防范，刻意将墓葬于庙宇之下，或将庙宇建在墓室之上。该庙或应为关帝庙？其次，该墓室中的骨灰盒所使用的黄缎锦，为皇家所专用，非民间可以随意使用，墓室主人当为帝王血统或亲缘，王侯级别。所用缎锦或得到帝王认可；再次，随葬品的品目不仅透露出墓主不凡的身份，实际上也表明，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如耳饰、首饰，显然为女主人所用，单纯的男人墓穴难见；而盆、碗、筷子等，显为家庭常备餐具，则可为夫妻合葬提供佐证。另外，在撰写此文时我曾请教张静岩先生，先生认为，墓葬内只有骨灰盒，而非骨殖，可以推测，墓室主人应是从其他地方迁入，而非原葬。为什么要迁入库里屯呢？推测库里屯应是墓主的故土、原生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归宿之处等。
第二，要民族、历史地看问题。忠亲王暨忠亲王妃的墓室及文碑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看来荒僻的库里屯呢？我觉得了解这一问题，重要的是应该站在渔猎民族的立场，站在蒙古族游牧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站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历史坐标来看问题。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车马为家，毡帐为屋，营盘围城，这是有别于农耕文化的的一种生活常态。哪里适于放牧，就在那里扎寨；哪里易于军事上的控扼，就在哪里設营。以库里屯的形胜而言，东濒松嫩汇流地，西接洮儿河与霍林河，又有东西查干湖串接，有广袤的牧场，有早在辽代就开始经营的肥沃耕地，有獐狍野鹿和黄羊繁盛的猎场。而且，这里的宜牧、宜猎 、宜耕，是“四季咸宜”。从交通条件来看，这里处在水路、陆路要冲。从考古角度，这里是“汉书文化”与“白金宝文化”交汇的“大甩弯”之地。远在辽代，这里就是辽帝混同江钩鱼的春捺钵驻跸地，是长春州常备军“韶阳军”的营盘驻扎处。10—12世纪，每到春信，因春捺钵四海英雄际会于此。到了金代，这里处在金上京至长春州、泰州的官道上。而泰州据说又是明清以前承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端点。清代在今松原境内设有多条驿站和官商通道。东有沿松花江汉地布列的五家站、陶赖昭、伯都讷等，西有自黑龙江经蒙地入京的驿站。《黑龙江舆图说》中，记载其为“入发库门道” ：自黑龙江渡嫩江，经色克吉（今四克基）、四家子（今四十家子）、扪土克依（今门土坑） 、白彦华（今白音花？）、新店（新甸泡）、深井子（今深井子）、哈什陀（今哈什坨子） 、刘家和西刘家孤店（今刘家和孤店）、新安镇（今新安镇），进入科左中旗，至法库、新民驿道。其中的色克基，即四克基，就在库里南侧。 《清史稿》“志三一·地理三”记载，在清代，链接伯都讷的四条官商道中，有两条是西渡松花江，分别抵达郭尔罗斯镇国公府、奉天洮南，都与沿江的重镇建立联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313—1314页）从军事角度，这里地形丰富，有江河亦有湖泽，有湿地亦有台地。可以凭借水路与陆路交通的便利条件，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做大范围机动；亦可凭借江河湖泽与沟通南北陆路通道的台地镇守。从行政角度，借助驿站，上可直达京畿，下可联通科左三旗与郭尔罗斯两旗，处在东蒙五旗的富庶地带和中心位置。其蕴意的经济地理、军政地理、人文地理 等是不言而喻的。就具体地理环境而言，墓葬与文碑北枕大江，南滨莲花池，北、东、西有蹄形台地环绕，形成弯月托星的独特风水，既可冬季避风，又可夏季挡雨，是极好的冬夏兼用牧场与营地。我们也可据此推测，库里屯一带，应是当年孝庄度过童年、少年以致青年的牧场与故土。
第三，从库里屯地名含义考察。 库里屯，蒙语，其含义为守墓人居住之地。史上考察，该屯是有八户守墓人所立，为沿江较早立屯、定居的蒙古族集居的村邑。屯的周边，还有公主陵、靴子庙两处遗址。其中的公主陵遗址，西距忠亲王碑遗址一点五公里，王迅先生考证，墓的主人应为孝庄太后之女雅图；靴子庙遗址，在忠亲王碑遗址东南方向约四公里。在靴子庙内，当年还见有“九眼透珑碑”，汉文作“福王碑”，崇德二年秋吉日所立。福王，忠亲王寨桑之父莽古斯。《清史稿》”外戚传记载，崇德二年六月被封为福王。无论以忠亲王与福王父子关系、福王受封与立碑时间看，还是以父子碑的距离看，都可以认定，（张静岩《前郭尔罗斯史地考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7,83页；《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物文**志》吉林省*物文**志编委会，1983·12；2012·10重印，82—84页。王迅《郭尔罗斯考略》2002·6,98—104页）该屯一带，曾经是故亲王及家族的墓葬群落。另据王迅先生引证伪满民生部厚生司教化科所编辑的《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汇编》所载，“顺治年间，该妃作故，由达尔罕王择选莹地至本旗库利屯地方安葬修庙，留坟丁十户管理祭祀事宜。”（见王迅《郭尔罗斯考略》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6,98---104页）这一材料在使用时，王迅先生作了实地考察和鉴别。其中的“安葬修庙”，系指安葬福王莽古斯，以及为其所建的靴子庙；“该妃作故”系指公主陵的主人雅图。伪满的考证将这些关联材料混淆在一起。但重要的是指出：顺治年间、坟丁十户管理，以及为家族墓地守护等三个重要概念。考察蒙古族及其他诸多民族的墓葬习俗，库里屯的风水宜葬。生则盘桓于斯，故则陵寝于斯，这也与郭尔罗斯蒙古族在顺治年间以后 逐步定居 、兼事耕作的文明进程相一致。
文碑及其研究的意义
“库里满蒙文碑”自顺治十二年（1655）立碑之日起，至今经历361个春秋的风风雨雨，目前已最终由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物文**。现存放于长山热电厂的明珠公园展室内。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满蒙库里文碑的价值判断会逐步加深。首先，它是贯穿于整个清代，即三百六十多年来满蒙两个民族之间、清中央政府与郭尔罗斯前旗之间特殊关系的非常重要的物证。这种由血缘关系维系的姻亲关系，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中，使得地方享有诸多特权；其次，它是揭示与松原、前郭相似、相邻地区地方资源比较优势的钥匙。作为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游牧民族，最终盘桓于科尔沁草原，在这里生产、生活、繁衍子息，在当时且耕且战背景下，说到底，是对这里自然、经济、军事地理的认同；第三，它是认识自辽以至于清代松原地区地方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文化类型的典型研究对象。作为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先民自游牧部落，到由中央政府建立地方政权，逐渐发展农耕制度，手工业、商业，以及城邦文化，整个文明进化、进步过程中，屡有帝王数数临幸、屡受中央政府眷顾，在地方治理上享有诸多特权等，至今无法逾越；第四，它是认领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平台。类如孝庄太后，康熙第三次东巡、古代丝绸之路等。总之，它是应予高度重视的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应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广泛动员各种资源，在研究上多下功夫，集思广益，扩大社会宣传，促使更多的人们加深了解该碑，使得这块屹立在科尔沁草原的瑰宝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2016·8·11晚19·51
2016·9·15早4·50又校正
2016·9·29与张静岩、纪文考察墓地、墓碑遗址及文碑后校订。
李旭光简介
祖籍山东，吉林松原人，军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职于乡、县、市（地）、省*党**政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刊于《光明日报》、《作家》、《大家散文》、《诗选刊》、《散文选刊》、《语文主题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等书报刊，被《学优网》、《第一文库网》等语文学习网站眷顾；《查干淖尔之冬》发表于《大家散文》、《人民日报》，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中华典籍引领我的生活》，获《光明日报》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奖征文优秀奖；《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与查干湖沟通的文献与图舆》，在全国辽金史年会宣读，刊于《东北史地》，收入《辽金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
楷书《金刚经》入选首届华珍阁杯全国书法大赛；楷书《盂方·盂圆》获建国七十年“翰墨云桥杯”全国书画邀请赛优秀奖。
《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辽地春捺钵》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