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今年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大会(CROI)上的一份报告，去年夏天，一名巴西圣保罗男子在停止抗病毒治疗超过15个月后，病毒仍检测不到。但几个月后，他再却再次检测出了病毒。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是确定他属于 病毒反弹 还是 再次感染 。
该病例曾在2020年国际艾滋病大会(AIDS 2020)上被高调报道， 据说他可能成为无需干细胞移植就能实现功能性治愈的第一人。
迄今为止， 有两名艾滋患者为治疗晚期癌症接受了骨髓移植，他们似乎已被治愈 。这两个人都接受了来自捐赠者的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具有被称为CCR5-delta-32的罕见基因突变，可以阻止大多数类型的艾滋病毒进入细胞。
这两人分别为“ 柏林病人 ”和“ 伦敦病人 ”。“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在超过13年的时间里，没有证据表明他体内存在具有复制能力的艾滋病毒。布朗去年9月因白血病复发去世。“伦敦病人”亚当·卡斯蒂列霍（Adam Castillejo）在停止抗病毒治疗三年多后仍没有检测到病毒。
但 干细胞移植 对于不需要以此来挽救生命治疗癌症的人来说太危险了。更重要的是， 精细昂贵的干预措施可能无法推广普及 ，所以这很难适用于全世界数百万艾滋患者。
本文的主角，35岁的 巴西圣保罗病人 ，在2015年参与了一项临床试验，以评估几种用于缩小HIV病毒库的强化治疗方案， 缩小病毒库被认为是实现功能性治愈的关键 ，也是在停用抗病毒治疗后，阻止病毒反弹所需的能力。
圣保罗病人 在2012年10月被确诊为艾滋患者。他的病毒载量一度超过2万，这说明他不是天生的精英控制者。当他于2015年9月开始试验时，他已接受了两年多的病毒抑制治疗。
他的标准三药疗法中，包括2中抗病毒药物，即整合酶*制剂抑** 度鲁特韦(Tivicay) 和HIV进入*制剂抑** 马拉韦罗克maraviroc (Celsentri) ，以及烟酰胺(烟酸的一种形式)或维生素B3。他使用这五种药物联合治疗了48周，然后回到标准治疗。
2019年3月， 圣保罗病人 开始了在严密监控下的治疗中断。圣保罗大学的里卡多·迪亚兹（Ricardo Diaz）博士在2020年艾滋病大会上说，治疗中断15个月后，圣保罗病人仍然 无法检测到HIV RNA （在常规病载测试中测得的病毒遗传物质）同时 无法检测到HIV DN A（主要构成病毒库）。此外，他的抗体水平稳定下降，降到足以使快速抗体测试呈阴性。
当时，圣保罗病人是参与强化治疗方案试验的五人中，唯一在停止治疗后仍有病毒抑制的人。
“因为只有这一个案例，所以可能不太可信，”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史蒂芬·迪克斯（Steven Deeks）博士说。“有些人仅用抗病毒药物就能达到类似康复的效果，他可能就是这个幸运的人。
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正如迪亚兹博士在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大会(CROI)上报告的那样，研究小组持续监测这名男子的病毒载量，并检查储存的血液样本，以分析细胞介导免疫反应和其他参数。
当这名男子接受强化治疗时，他对抗HIV包膜蛋白和Gag (HIV的主要结构蛋白)的T细胞反应增加了。但在治疗中断后，这些细胞介导的反应“渐进消失”，与此同时，艾滋病毒特异性抗体也下降。
2020年9月， 圣保罗病人被诊断为二级梅毒 。当时他的病载仍低于检出限。但在11月10日，也就是治疗中断的72周后，他出现了发热、畏寒、头痛和腹泻等症状，其病载也超过6300拷贝。
他的艾滋病毒抗体也在这段时间开始上升。12月初，他开始了基于 度鲁特韦dolutegravirr 的标准治疗方案，今年1月1日，再次检测不到圣保罗病人的病毒载量。
新发现的HIV毒株与基线毒株相比，在包膜和Gag蛋白方面存在遗传差异，其原因尚不清楚。
迪亚兹博士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病毒在病人体内进化，重新感染新的毒株，或者是之前双重感染的“古老毒株”再次出现。迪亚兹博士表示，他个人不希望这是病毒进化的原因。
进一步的基因测序和抗体反应分析正在进行之中，以确定圣保罗病人的情况是属于 病毒反弹 还是 再次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