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欠谁钱都不还的朋友，家里还总有大事小情，继给他父亲过七十大寿后又给他母亲送丧，这会儿又宣布他儿子要结婚，我还应该去捧场吗？
这个朋友姓付，姑且就叫他付某吧，说起来还是我的一位铁哥们在二十年前的一次文友聚会上介绍给我的。其实付某还是我家的邻居，只因为他家是后搬过来的，而他又是比我小六七岁的中学生，不在一个年龄段，便只认其人却连话都没有说过。后来我从单位停薪留职，外出经商走了几年，对家乡的事件有一段空白，只听人说他曾卷入过其母亲组织的一个非法集资活动，不仅导致家族破裂，也与其所在的事业单位脱离了关系，成为无钱无房的单身汉，全靠啃他老爹的退休金艰难度日。但他怎样与我铁哥们结交的还不知情，只见他毕恭毕敬地待我铁哥们，便本着朋友的朋友也应是我朋友的原则，和他正式接触起来。
铁哥们后来告诉我说他曾经救过付某，是在付家非法集资事件败露，遭遇债主上门*债讨**的时候，付某被一伙人给软禁起来要大卸八块的关键时刻，他接到求救电话后迅速赶到现场，先拿出六千多元替其还债，又动用社会上的人脉关系把人全须全尾地解救出来。铁哥们还说付某也是讲究人，尽管现在虎落平阳，但跟他结交差不了事。
也正如铁哥们所说，此后每次与付某相聚，付某都极力赞扬我铁哥们如何豪爽和仗义，是他一生中没齿不忘的大恩人，因此也给人留下了他会知恩图报的良好印象，让大家都对他产生了好感。于是便在他手头告急时，个个慷慨解囊。我也不例外，两次借给他合计五百块钱。
几年后，付某经一位在ZF机关任职的同学帮忙，不仅恢复了事业单位的工作，他也很快又组成家庭。直接住了女方家里，让我们都为他额手相庆。而他恢复的工作又特别轻松，只负责*物文**注册，如果单位不开会，去不去点卯都随便，所以再联系到他时，不是在酒局上就是在麻将馆。而更不一样的是他的衣着，也早甩掉了一年三季几乎不换的旧西服，每次再见面都有新衣在身，貌似一步不落地追赶新潮，很吸引我们的眼球。
但是在付某又浴火重生地涅槃之后，却让我们这些或多或少地都资助过他的人感觉不大舒服，就是他恢复了有不菲收入的工作之后，从未提起他借过谁的钱，更别说还给谁了，导致大家每每提起他都有一种味同嚼蜡的感觉。只是大家或大或小地都有些名气和身份，都不会因为三头五百的小钱去叫真，因此也成全了他的自尊，仍能腆着脸参加各种活动以及无论是谁做东的宴会。或许他也自觉理亏，在各种聚会的场合上除了恭维一下大家后再不多说一句话。这样一来，对他心有怨言的人就更张不开嘴了。
但大家是大家，我铁哥们不一样，九十年代的六千元不是小数目，所以当他眼见着付某如此这般地只顾自己享受，全然不考虑别人后，私下里也对我嘀咕说他怎么也没想到付某会成负心汉……但嘀咕归嘀咕，他也张不开要账的嘴，只是期待着付某会有幡然醒悟的一天，即使一年还一点，只要有还钱的意愿就烧高香了。哪曾想付某直到去年退休，也没还给我这铁哥们一分钱！按说事已至此，我和铁哥们就应该与这个不义之人断交才对，但碍于我们三人还都在两个社会组织中当顾问，也总有必不可免的见面机会，还做不到老死不相往来，只能各揣心腹事了。
也不知付某是怎么想的，不仅不想还欠大家的钱，却还利用一切可以敛财的机会收份子，先是给他老爹过七十岁生日，从到场的人员看，除了我铁哥们没到场，其他能到场的差不多都到场了。据他说我铁哥们是因出差在外地所以不能到场，我也不好细问这事就没在意。几年后他母亲又去世，他又给我发微信，并向我打听我铁哥们的消息，因为我铁哥们新换了电话号他还不知道。而当时我正好和我铁哥们在一起，铁哥们不让我告诉他电话，我也只能在微信里给他转去三百元烧纸钱，并告诉他此时我也联系不上铁哥们。至此我已能猜测出铁哥们已给对失去了信任，不想再为他花一分钱了。而我还是抹不开这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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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幸的是我这铁哥们在去年年底染了新冠病毒之后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付某也没一点表示；上个月我这哥们又突发脑梗去世，付某也只是随帮唱影地跟几位诗人去吊唁一下了事，好像根本就没有欠我铁哥们一分钱似的！
而今天，当我们这些参与我铁哥们的整个救治和安葬过程的真心朋友们还未从失去真正交心的哥们的巨大悲痛中回过神来时，付某又表现得十分谦恭地邀请我们在父亲节前一天的周六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我到底该不该去呢？恳请大家帮我拿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