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1）
我和小龙是在知青点相识并成为朋友的，他的学名叫陈海龙。我还回忆得起当时我们去接受“再教育”的情景。小龙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年龄最小，但也数他最调皮捣蛋，不过他一手行书字写得相当漂亮。我们分别住在老乡家里。那个寨子在黔西北农村算是比较大的，有四五十户人家。我的房东叫李泽杰，是个将近五十来岁的老头子，但他几乎不长胡子，也很少喝酒，唯一的喜好是吃炒黄豆，吃完，光放屁。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外头当兵，据说在云南边防哨所，所以，他家的门框上方常年都贴着一张红纸，写着“光荣人家”的字样，每逢临近春节，公社都会来人把一张新写好的红纸裱糊在上年颜色已经发白了的一张上面，有时门框两边还有对联，有时又没有。公社干部忘了送对联的时候他买回来红纸，想叫我帮他写，每一扇门都写，连猪舍、马圈都从不放过。
当初私人没有养马，他拿来堆柴。我的字不好，是鸡脚叉，我就只好去把陈海龙叫来。老李叔的大儿子在公社医院当赤脚医生，已经分家另过，很少回小溪河。他即使回家来每次也都是来去匆匆。李泽杰还当过几年的生产队长，老婆五年前已经死了。在我们去之前他老婆就死掉了，不知何故一直没有续弦。我住在他家就是和他打个伴。后来陈海龙悄悄告诉我说，他也想搬来队长家住，这样，我俩在一起可以热闹些，我也正有此意，就和房东大叔说了。小龙和我住厢房。他搬过来半年后我才了解他想搬家的真实原因。陈海龙原先住的那家房东也姓李，算起来还是李队长的堂叔。他有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个头儿不高，粉团团的脸庞，皮肤白净，常穿一件碎花点的棉袄，有好多人来向她家提亲，她都不答应。她本人是相中陈海龙了的，听小龙说，她经常晚上等老人都睡觉了来推他的那扇破门，眼看快抵挡不住了。他是怕自己经不起诱惑。
我们一批下乡的五个人。有两个已经在当地成家，娶了当地的女子，准确说是在当地上门。那地方有个风俗，倒插门的人生的第一个孩子要跟女方姓。另一个正在挖空心思到处活动想回城。一个比我们早去两年的女知青已经回城了。她叫代红柳。但我们听说这个代姐回城后才发觉自己怀上了孩子，家里老人揍她，气不过就跳河死了。那一年我二十三岁，陈海龙十八岁。小龙告诉过我，他并不是不喜欢自己原先房东的姑娘小梅，但自己当时满门心思只想到返城，害怕跟她鬼扯精会失去返城的机会。果然后来有关系的人都一个个走了，我、小龙和那两个上门女婿却一直拖到知青大返城，其中之一是抛家弃子离开的。我和小龙都一样没有什么背景。我是一九七九年考上大学离开的，总共考了三次才考上交大的车辆专业。
小梅还是会经常来找小龙。
我们卧室的窗外有一棵粗大的南酸枣树，婆婆娑娑，秋季叶子黄了，坐在屋子里都能闻到让风吹进来掉地上腐烂酸枣气息，那个味道有一股酱香的酒气，略带点酸味，挺舒服。还能听到酸枣落下的动静。有乌鸦在树上做了个窝，枯枝和干草做成的窝看起来很大，每天黄昏都能听到一只乌鸦在树梢上叫。大树脚有一条小路，有个排洪渠，小梅姑娘故意在水渠里洗衣服。她用捶衣棒在石头砌成的沟帮上打得“啪啪”响，头顶有棉花云让风吹着跑动。那一年我们已经不出工了，我在抓紧时间补习功课，陈海龙在烦躁不安地等招工单位通知，捶衣石的响声一阵一阵敲打着我们的耳膜。屋里光线暗，外头亮堂。何况水渠位置低，我们看得见她，小梅呢看不见我们。但她知道我们在干啥，有可能不断在幻想。小龙越来越表现得焦虑，老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有一个单薄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晃动，搞得我也跟他一样心神不宁，只好跑到屋外，找片树林子去温习。这样就常常把小龙独自留在家，那间屋子很宽敞，随便他一个人怎么转。
一天他到坡上来找我，凑巧，我也有点静不下心来，于是我俩就去转山。陈海龙背着一个草绿色帆布空的马桶包，就是每次回城他背的那个，有时候装点家里弄的油辣椒，在城里买的两盒饼干，香烟，几本小说，有时，装两三件旧衣服，总塞得胀鼓鼓的。我好像也向他借来背过一次，是回城去找复习资料，小龙还顺便叫我到他家去了一趟，帮他问他妈，打听招工情况。背这个马桶包我们还有另一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在山上，从地里偷了集体的东西，譬如花生，红苕，*麻大**梨什么的就用包背回来。他会用铁丝套住一只野兔，甩石头砸中一只锦鸡，这些都弄不到，就偷老乡家的一只小狗，一只小公鸡，我们俩就不慌不忙地躲到山谷的清溪边——听着流水淙淙——拣干柴烧烤，来打牙祭。
有时候不止我俩，一个叫李平的，是个文学批评家，我和他怎么认识的，我已经忘记。另外一个叫顾林，一个叫胡冰，他俩喜欢画画，并不是中国画，是油画，还爱好摄影，这很花钱。胡冰的家庭条件好，还给他买了“红梅”牌照相机。陈海龙偶尔也动手画上几笔。其中顾林和胡冰是同学，胡冰和陈海龙又是小学的同学，顾林和李平的父亲在贵阳花溪一所大学是教授。李平家有很多书，爱带到知青点来，我经常向李平借书，借了常常舍不得还他。李平有苦说不出来，我练笔写的小说总是第一个给他看。我们五个人是死*党**，他们的点离我们小溪河十八公里，只要他们一来就像鬼子扫荡一样，陈海龙多少都要弄到点东西，包谷酒必不可少。有时只有青岗子酒，喝过了头疼。当然我和陈海龙也十天半个月跑到他们那边打秋风。
“我要把那只乌鸦打来吃了。”一次小龙告诉我说，“叫的声音特别烦人。”
他当真砍了一个弹弓叉，又张罗着到处去找胶皮，在大队骑自行车的人根本没有，公社倒是有，但他找来的暗红色胶皮不行，弹性不好，石子射不了那么高。一次我们在坡上转悠，他在不知是野兽还是人刨开的土坑里看见一个人的脑瓜骨，他也用马桶包背回去，可恶得没底线，跑去找房东李叔，说要借他家的石臼擂点东西。石臼是春节用来打糍粑的。李泽杰不知道他要打什么，当然随便他使用。他疯了，居然把脑瓜骨放在石臼里用打糍粑的木锤狠命擂起来，弄到中途，李叔走过来。
“鬼娃娃，灰不灰白不白的，你打的是什么东西哟？”他问一句。
“药。”
“你病啦。”他还用手摸了摸陈海龙的额头，“娃娃，别耽误事，你怎么不到公社医院找你的大哥替你看看，拿点西药。”
不久，李叔的小儿子在中越边境牺牲了，我们的老房东于是又成为了烈士。小龙还认老李叔当了干爹。这之后什么时候那只乌鸦突然就飞走了。我从坡上看完书回来，天完全黑了，但屋子里没有开灯。我打算从后门进屋，也就是有棵酸枣树那边，冬季排洪渠是干的，只长了些青苔。我从沟帮上跳下去，顺长满枯黄杂草的坡爬，一直走到屋檐脚，推开木板门。我听见屋里一阵慌乱的响动，什么东西被碰翻了。有个白影儿从我身边擦过，本能地伸手想抓住对方，结果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皮肤，慌忙缩手，模糊的白影就从旁边一晃而过，冲出了小门，冲下抹斜坡，我看见她飞快地穿过大树的阴影，逃上了水渠，像平时那只鸟一样，消失在小路方向。
“不要开灯！”陈海龙尖叫了一声。
那年已经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点一盏昏暗的白织灯。我们刚去的时候，小溪河还点的是煤油灯。我们知青大多数都去帮忙抬过电杆。我们在的时候还和社员炸开一堵巨岩，修通了一条三点五公里长的马路，另外还参加全县大会战，在黑龙滩修了座大坝，把荒凉的山沟沟变成了一个猪腰子形的大水库，一个知青还登上了报纸，坐火车去北京和毛主席一起开会。自打有了这个水库，安装了发电机，小溪河两岸的农田再没有被大水冲过，更没因干旱开裂过。等到我们快要走的时候，红旗水库中的鱼，大的已经有七八斤一条了。
陈海龙终于等到了一纸通知，回贵阳在一个模具厂上班。他比我早走一年多，关于他工作的情况是他写信告诉我的。我家成份太高，父亲疏散下放在都匀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而母亲随父亲去了农村，她教小学。没有任何人会帮我奔走，我想回城的话，高考是唯一机会。
我去四川峨眉读书的那一年才发现小梅什么时候已经悄悄离开小溪河老家，去向不明。我读大三的寒假父亲落实政策不久在贵阳去世了，我请假奔丧，把父亲火化安葬后，我去小龙家找他，不料他家已经搬走。他家住的房子是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祖产，别人落实政策，让陈海龙搬家。具体搬到了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他在和我的全部通信中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但我猜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可以找得到他。水口寺模具厂，但愿他没有调走。我打听到地址找去，小龙果然还在那家工厂工作，我的不期而至让他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