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曼·穆里克设计的戒烟海报
平面设计，一般转瞬即逝。因此常被认为是过眼云烟，无关紧要。但在这个眼望所及都是平面设计的世界里，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又怎么可能不受其影响？在患病，或在生命跌至最低点时，药物或许是最快速的痊愈法，但治疗派的平面设计却能常年照料和安抚人心。
如果觉得这样的形容太夸张？至少对于亨利·韦尔康姆（Henry Wellcome）爵士来说一点都不。早在没有修图软件的 1936 年，他就成立了韦尔康姆收藏博物馆，开始收藏非常利基的平面设计品，希望通过展览、节目、活动及著名的图书馆来探讨医药、生活和艺术之间的联系。因此，策划出高喊“平面设计可以拯救生命”的新展览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得益于组织，这 80 年来的努力，展览呈现出的 200 件展品也涵盖了二十世纪治疗派平面设计的各个层面：从复古海报到抢眼标志，甚至还有教学之用的应用程序式，皆让观者对平面设计在构建和传播全球医疗保健信息上，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意识。
戒烟，从潜意识发动
平面设计真的可以拯救生命吗？或许最让人印象深刻，以及持续在进行着的医疗运动就莫过于戒烟政策。在上世纪 80 年代，近一半人口都是烟民的英国，这一项运动的功臣则是由一位大学教授的自发行动而开始。
当时，虽然吸烟与肺癌之间的联系已被确认，但吸入二手烟的后果却鲜为人知。尤其室内吸烟更是常见的现象，任教于圣马丁艺术学院的白曼·穆里克（Biman Mullick）对此感到担忧，进而创造了一套以大胆的颜色与强硬的短语结合的戒烟海报悬挂在大学四周，然而，很快地它们就被校长要求撤走，而设计者白曼甚至还被拒绝续约教授一职。
但他没有气馁，反而将海报寄送到主管医疗和卫生的当局。几年内，他的海报便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地，从医院、公立学校到大学。它们甚至也出现在数个电视节目的背景里。直到 1984 年，他所卖出的海报就达到 186,000 张。虽然最终并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和说明海报的功效，但该国的吸烟人数自 70 年代以来就有急剧下降的现象，白曼最大的愿望就是烟民在看过海报后，至少会三思而后行。
指引，从清晰度着手
很难想象，英国到了 2006 年才设立了“健康法案”，禁止人们在公共建筑物内吸烟。对于医院而言，这是不可多得的事。但或许更为人命关天的，是以设计来取得有效指引，使得医疗空间的操作更为顺畅。而曾对此进行过设计的皮尔森·劳埃德（Pearson Lloyd）则发现：不管是图像或资讯的提供，一切都取决于清晰度。
> 皮尔 森·劳埃 德（PearsonLloyd）为急诊部门设计的海报， “ABetter A&E”
为了减轻意外和急诊部门（A＆E）患者的焦虑，急诊所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应对低层次的*力暴**。海报设计师汤姆·劳埃德（Tom Lloyd）表示：“如果你听到一个地位崇高的人大声喊叫，这也在无形中允许了其他人可以采用相同的处事模式。我们觉得，如果可以先解决这个问题，就能减少*力暴**的升级。”
名为“A Better A&E”的设计方案就是为了提供这样的信息和背景。譬如说，为合理安排看诊的次序，提出完整的患病严重程度的列表，有效让患者明确所需要等待的时间。另外，指引的颜色选择也需要与现有标志有所差异，比如，对比色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可读性。有些人会在无意识中入院，设计师们也确保了所有的信息都处在于每一个空间内，甚至指引也都是落地而设——尽可能地创造出最大的影响力。
> The Human Body医疗教育性应用程序
这个全新的设计案也拥有非常惊人的成果：88％的患者表示新的指引标志让急症室的医疗过程更为清晰；75％的人表示即使等待也不会感觉太沮丧；令人反感的语言减少了23％；威胁性肢体语言和行为减半。
当然，简单的指引其实在 80 年代已出现。像 Communi-Card 1 & 2 就是最好的例子。Poulin + Morris 为纽约西奈医院（Mount Sinai）所开发的这张“资讯卡”，用于促进语言障碍患者与家属和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
每张卡片皆以多彩、易于理解的图形来代表病患的症状、医疗过程、身体状
况、情感需求，以及其所寻求的特定工作人员的要求等。卡片背面也显示出简
单的单词，除了英语外，也附有西班牙语、俄语或日语。因为卡片所带来的便捷
性，使其至今仍在北美的 150 家医院和保健设施中使用。
空间，从家庭作考量
为儿童病房赋予鲜艳色彩来改变入院体验的方式，确实是不少设计师的常规风格。但这些传统上被认为带有恐吓和会令人产生不愉快的环境，在莫拉格·麦耶斯考（Morag Myerscough）和鲁比奥·阿劳纳（Rubio Arauna）的眼中，还需要更多一层的考量，才能对患者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 莫拉格·麦耶斯考为英国谢菲尔德儿童医院创建的定制病房
莫拉格·麦耶斯考在为英国谢菲尔德儿童医院创建定制病房时，就希望从艺术和设计的角度来重塑医疗空间。她说：“与走廊或其他的公共空间相比，病房设计更为复杂——特别是在儿童医院，需要满足各种病症的患者，因此也涉及到更多的元素。”
所以，她所选择的色彩与几何形状设计，都是来自患者热爱的色彩，以及护士对临床因素的考量进行咨询后得到的结果。“虽然这些房间是为了孩子而作，但我不希望他们让人感觉幼稚，因为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将有可能入住。”她解释，“而且我也想将其建立成一个父母也乐意花时间的地方。这样一来，就能让一个已经难堪的情况得到舒缓。”最终，她的设计是既体贴又开朗的空间，如同于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卧室。
> 鲁比奥·阿劳纳在为巴塞罗那圣安东尼奥圣母院开发的标志和空间设计
而鲁比奥·阿劳纳在为巴塞罗那圣安东尼奥圣母院开发标志和空间设计时，除了追求更高的舒适度，还包括互动感。通常，医疗空间会以可爱图像和壁画为主，但图像的用途就仅作为装饰和美化而已。设计师认为：“其实只要在空间里做一些微小的改动，我们就能为民众带来更加方便、舒适或是更有趣的生活。”
所以鲁比奥所设计的视觉语言，反而像是种智力游戏，将超过 100 种不同的动物以不同方式隐身在室内，进而让巨大的医疗空间成了一次大型的捉迷藏游戏，让大人小孩能参与其中，企图以玩乐缓解病痛。
形象，从同理心建设
平面设计也与形象有关。药局该怎么设计，能让人心甘情愿光顾？基金会该怎么设计，才不让人感觉是在敛财？甚至是药丸，也需要平面设计的机智包装才有可能开创蓝海市场——而所谓的形象设计，其实都与同理心有关。
> 斯德哥尔摩设计实验室为瑞典连锁药局 Vårdapoteket 所做的设计
力求与医院中无华的环境做出区隔和对比，斯德哥尔摩设计实验室为瑞典连锁药局 Vårdapoteket 所做的设计取材于*体器人官**，借由鲜明色彩带出正面的意味。设计师表示，最初他们希望消费者能感觉到像是进入一个好客的绿洲。而之所以选择*体器人官**图像做主要元素，原因在于若用一般印象中的“幸福家庭”图像就会显得太流俗。
他们的形象设计其实就像是个懒人包，被应用在店内各层面，并呈现出鼓舞人心的形象和零售环境。“让我们感到极为惊讶的是，消费者、患者、工作人员和该品牌的反应都基本上是正面的。在销售量上尤其显著：在新形象建立后，药局的销售额就有了 30％ 的增长，并且获得县市住院药局四次的投标。”
> Studio Dumar为荷兰阿尔茨海默基金会设计的新形象
至于如何让基金会取得信任和筹款，为荷兰阿尔茨海默基金会设计新形象的Studio Dumar 就开宗明义说，设计就一定要有冲击性，在严酷的现实中需要取得正面性，不然基金会就无法让科学研究有所推进，为病症寻获解决方案。结果，其设计就以“消失点”作为概念，并用明亮性增添活泼元素。
这样的应用，让基金会的标志易于辨认，但其意义却被隐藏——这无非要影射出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一种逐渐失去对现实的掌握的过程。尤其在现今社会，语言是一般人的沟通和联系的基本方式，而如果这个功能慢慢地消失，患者与外界的整体联系架构就会消失。这正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平均在患病的七年后，病患就会完全失智。所以这一设计很可能创造出双赢的局面：达到客户要求的同时，让成品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双赢局面也贴切地形容了纽约制药公司 Help Remedies 的“帮帮忙”药物包装概念。Pearlfisher 的包装设计打破了现有制药类别的统一外观，针对鼻塞、失眠、头痛、过敏等七个症状设计了一套以颜色为主的药物包装，然后再以借鉴的症状标示在包装上——这不仅让购买和服药的程序简化，也同时达成该品牌“Take Less”（少吃一剂药）的理念。
什么是“少吃一剂药”？其实与中国传统观念中“是药三分毒”的概念类似。因为，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宣称，意外进食过量的处方、非处方药、以及非法药物是该国意外死亡事故增长最迅速的原因之一：估计每年有 25,000 人因此而中毒。所以 Help Remedies 创始人 南森·弗兰克（Nathan Frank）表示：“作为一家销售全国的小型公司，包装是我们最重要的交流工具。Pearlfisher 的设计简单地说明了一切，不需逐个字逐个字拼写出来。”
预防，从娱乐性教育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追根溯源，治疗派的平面设计无不与教育有关：从 16世纪的解剖立体书到倡导安全*行为性**的漫画，还有21世纪的应用程式，如“在143 个国家儿童教育*载下**排第1”的 The Human Body 都能看出，自古以来，教育依然是预防患病的良药。The Human Body看似只是个用作了解人体构造的应用程序，却因为在设计上更重视互动，而让大人小孩都能通过记录工具对彼此提出问题，倾听问题并作出回答，在玩乐中学习和探索。
> Help Remedies 的“帮帮忙”药物包装概念
其实，没有病患不求快速痊愈。相对地，也没有平面设计不求完美达标。倘若打从一开始我们就了解身体和善待自己，那就如平面设计从一开始就设想周到一样，绝对是可以拯救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