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由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各种学术思想的进步、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进了针灸学从实践经验向理论高度的深化。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竹针发展到了金属针，从而扩大了针灸疗法的适应范围。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缓、医和均擅长针灸。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在给虢太子治尸厥时，让其弟子子阳取外三阳五会而使太子复苏，又令弟子子豹药熨两胁下，而太子坐起……证明在先秦时期针砭、火灸、药熨等均已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关于经脉的著作，即《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书记载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病候和灸法治疗，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问世，是先秦至西汉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和《灵枢经》（简称《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它在汇总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腧穴、精神、气血、津液等为基本理论，以针灸为主要医疗技术，用无神论观点、整体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人体与自然相应的观点，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病治病原则，奠定了针灸学理论基础，其中以《灵枢》所载针灸理论更为丰富和系统，故《灵枢》又称《针经》。
《内经》对经络学说尤有精辟的论述，不但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属络脏腑及其所主病证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对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走向、分布、功能以及与经络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亦有记叙。《内经》对腧穴理论也有较多的论述，载有160个左右常用穴位的名称，对特定穴理论阐述较详，特别是对五输穴理论阐述较全面，对原穴、下合穴、十五络穴、五脏背俞穴等也都有载述。《内经》对刺法的论述较为详尽，提出了迎随补泻、徐疾补泻、呼吸补泻、开阖补泻等手法。在治疗方面，论述了治疗原则如“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在取穴配穴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方法，如俞募配穴法、远道取穴法等。《内经》记载了100多种病证，其中绝大多数都应用针灸治疗。
《内经》的成书，标志着当时的医学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以经络学说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而且已卓有成效地运用刺法、灸法等技术防病治病，并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理论，《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所作。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针灸学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穴的论述，补充了《内经》之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对五输穴按五行学说做了详细的解释。创立六经辨证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不仅于方药方面给人留下许多光辉的典范，而且在针灸学术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在《伤寒杂病论》中直接与针灸有关的条文达69条，主张针药结合、辨证施治。已佚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即《黄帝明堂经》）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以外科闻名于世的华佗亦精于针灸，创立了著名的“华佗夹脊穴”，著有《枕中灸刺经》（佚）。三国时期的曹翕擅长灸法，著《曹氏灸经》，可惜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