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孟森、李洵、张显清等史学名家都曾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并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然而，自孟森以来，大礼议的研究者往往误信杨廷和在正德十六年的空位危机中总揽朝政的传统观点，将研究焦点局限在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上，从而将大礼议演绎成阁权与皇权的角力、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抗、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斗争。2011年2月，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既有研究不同的观点。笔者以大量一手史料为基础，指出武宗猝崩后，威名素著的张太后奉武宗遗命干预朝政。在空位期间，她选立世宗、收捕江彬、革除弊政，成功地避免了由空位危机导致的政治*乱动**。笔者在颠覆了既有观点的立论基础（按：即杨廷和在空位危机中总揽朝政）之后，指出“世宗与张太后的矛盾才是解读议礼之争的关键所在”，“议礼之争的核心问题是象征正统的身份符号——皇考、圣母的归属问题”。2012年9月，田澍重申旧论：“世宗在张璁等人的坚定支持下，顺利地摧毁了杨廷和集团”，“奠定了嘉隆万改革的良好基础”；2012年12月，解扬在其撰写的明史研究综述中对笔者的研究只字不提，似乎以此表明他不同意笔者的观点。鉴于学术界对大礼议的认识仍然存在分歧，笔者选择以张延龄案为线索再次讨论嘉靖大礼议。
其主角为张太后胞弟的张延龄案与大礼议关联紧密，因此在世宗与议礼新贵张孚敬（按：即张璁，为与所引史料保持一致，本文一律使用张孚敬）眼中此案“所关至大至重”。本文以此案为切入点，以记录世宗与张孚敬等人的相关话语、行动的文本《谕对录》、详述此案经过并记录涉案人员供词的《刘东山招由》等史料为中心，剖析世宗、张孚敬等议礼新贵以及刘东山等涉案人员对大礼议的认知。
一、骄横的外戚：张延龄案之缘起
自西汉吕后临朝称制以来，女主干政现象屡见不鲜，随之而来的外戚擅权事例亦史不绝书。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前代教训，命工部铸造刻有戒谕之辞的红牌悬挂宫中。严厉申明，即使贵为皇后亦只能处理宫闱之事，宫外事务丝毫不得干预。此后朱元璋又将相关训诫写入《祖训》，进一步强化对后宫干政的限制。客观地说，除了在武宗暴卒后张太后曾短期干政外，朱元璋亲手制定的《祖训》基本得到了贯彻。与此相应，明代外戚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发展亦遭到了遏制。王世贞言：“夫以张寿宁兄弟（按：即张太后之弟张鹤龄、张延龄）之宠，方安平后父之重，李武清外祖之尊皆不得预（兵政）。”然而，明代外戚毕竟仍是具有特权身份的群体，他们有可能凭借皇帝的恩宠获得巨额资产，并利用攫取的财富结交当朝权贵，从而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张太后之弟张鹤龄、张延龄就是这样的典型。
弘治年间，张鹤龄、张延龄的权势源自孝宗对其姊张氏的恩宠。《名山藏》云：“孝宗即位，立（张氏）为后，至爱矣。宫中同起居、无别宠，如民间伉俪然。”所谓爱屋及乌，孝宗对张家兄弟的恩宠亦非同寻常，时人有“明兴外戚之宠无过张氏”之论。二张恃宠而骄，不但通过奏讨庄田、残盐买补、开设私店等手段攫取暴利，而且横行无忌，强夺民产，甚至派奴仆至吏部殴打朝廷命官。不止如此，其“族子舍人，下上运河，阻扰贸易，拷掠无辜，谤怨载途”。科道官多次上疏弹劾二张，孝宗命司礼监予以制止，并写下亲笔手谕：“朕只有这门亲，再不必来说”。对敢于直言极谏的李梦阳，一向温和的孝宗竟将其投入诏狱。罗玘上疏营救李梦阳，曰：“鹤龄在肺腑，陛下固将玉成之。若梦阳万一处死或自裁，乃滋为鹤龄累。”孝宗这才将李梦阳从轻发落。
武宗即位后，张氏的身份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她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在铲除刘瑾的政治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应，武宗登极之初即分别赐予张鹤龄、张延龄太傅、太保的荣衔。此后，又不顾户部尚书韩文“此辈名为买补残盐，实侵夺正课”的进谏，批准张鹤龄等人买补。因此，武宗对二张的恩宠虽远逊于孝宗，但二张“富贵益盈，骄恣、怙终不悛。奢侈、僭拟无度”。
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小人物不但使二张在正德十年险遭灭顶之灾，而且埋下了二张最终覆灭的祸根。这个人叫做曹祖，本是一个江湖术士。其子曹鼎是二张的家仆，曹祖亦透过这一层关系获得了张延龄的赏识。其后，曹氏父子关系恶化，张延龄借故将曹祖驱逐。曹祖愤恨不已，迁怒于张鹤龄兄弟，击登闻鼓谎称二张“阴图不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阴图不轨”与蓄意谋反同义，乃“十恶不赦”之罪。因此，武宗闻言暴怒，命令刑部尚书张子麟等进行会审，并派遣司礼监、东厂予以监督。恰在此时，曹祖突然服毒身亡，武宗更加疑心“谋反”属实，严令追查到底。张太后见事态紧急，多次居间调停，二张亦献上大批珍宝寻求转机。由于查无实证，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在武宗暴卒后的空位期及嘉靖初年，张太后的个*权人**势达到顶峰，但随着议礼之争的展开，她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二张也经历了同样的转折。世宗即位之初，以张鹤龄亲赴安陆迎驾有功，封其为昌国公、太师，张延龄亦获得了太傅的荣衔。此时，二张依然横行无忌。张鹤龄在迎世宗赴京即位的途中公然“鞭驭者至死”。张延龄更是胆大妄为。嘉靖二年，张延龄强夺宛平县居民孙铭的土地，孙铭赴县衙申诉，县令不敢受理。张延龄闻讯后公然派人在县衙前将孙铭捉到张府，“锁拘马房内者五日”，“又将（孙）铭责打二十”，这才放过受害人。给事中张原据实弹劾，而世宗此时正忙于尊崇本生父母，不愿节外生枝，故置之不问。嘉靖三年，世宗诏告天下改孝宗为“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张氏家族的威势从此一落千丈。嘉靖八年，世宗下令裁革外戚，二张亦在被裁之列。那些长期被张家欺压的人以及曾为张家卖命的豪奴、无赖，突然发现了复仇或敲诈的机会，孔飞力教授描述的那种社会权力开始在空中飘浮了。
二、从谋杀到“谋反”：张延龄案之真相
试图对张氏家族采取行动的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先行者曹祖以暴死告终。但他们相信今时不同往日，他们完全可以采取与曹祖相似的手段达到曹祖无法达到的目的。嘉靖十二年，指挥司聪“拾曹祖所首事为疏”敲诈张延龄，令他所料不及的是，今不如昔的张延龄仍然敢于使用非法*力暴**将其*害迫**致死，并胁迫其子司昇焚尸灭迹。司聪的同谋董至本“系无藉奸徒，惯写本词”，“在京挟诈人财为生”，司聪用于敲诈的奏疏可能就是董至所写。由于司昇将其父之死归咎于董至，经常歇斯底里地痛骂董至，董至惧怕张延龄因此得知其与司聪之事有关，遂效仿曹祖状告张延龄以避免遭受与司聪同样的命运。
上告与勒索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府的介入。在帝制官僚面前，董至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因此，在将状纸递交官府的同时，董至也就将自己和众多当事人的命运塞进了皇帝及官僚的手中。处理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聂贤，在将张延龄及涉案家奴逮捕拷问之后，聂贤查明张延龄主要犯有以下两大罪状。其一，“擅买违制田宅”。张延龄趁都督张锐、太监佛保、谷大用等人在嘉靖初年“先后伏法”之机，将本应由官府没收的上述三人的田产、房产，“择便美者，辄抑价买之。为山池、台榭，多僭侈逾制”。其二，妄杀三条人命。除司聪外，聂贤还查出张延龄曾因其“婢窃金施僧，遂执婢及僧，杖死、焚其尸”。至于所谓“阴谋不轨”，聂贤认为“岁远，无左验”。鉴于张延龄是“应议亲臣”，聂贤便“具狱词”请世宗亲自定夺。世宗闻奏愤怒异常，曰：“夫谋逆者，只论谋与不谋，岂论成否耶？”并痛斥聂贤等人“徇私*党**比，背义欺罔”，令其“戴罪会法司及锦衣卫、镇抚司从公究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并无“左验”的“阴谋不轨”在世宗口中变成了确凿无疑的“谋逆”，并且“只论谋与不谋”，不论“成否”。由此可见，世宗已决意要对张氏家族痛下杀手。
张太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无奈曾令“内外震惧”的权势已不复存在，只得冀望趁世宗喜得龙子之机以道贺为名当面为其胞弟求情。岂知世宗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以“秋开讲，奠先师”为名婉拒。当张太后表示“明日仍行”时，世宗干脆挑明：“（不敢）上烦慈躬亲降，如有教示，请传来。”张太后只得派内官“持物”觐见世宗，云：“皇帝大喜事，但张延龄事须将就。”张太后的请求不但未能打动世宗，反而令他倍感愤怒。他在写给张孚敬的谕旨中写道：“朕惟上古之时，无此等事。厥后，汉唐宋以来，篡位杀君者亦非一贼矣。兹延龄也，既为皇伯考懿亲，祗宜守分，犹有余。乃包藏祸心，谋为不轨，是何道也？执法大臣贪赃背义，且前日本至阁，卿等亦未如法票上。兹事甚大，并所奉皇伯母传谕录示卿等，作速议处来闻。”此处，世宗将张延龄斥为“篡位杀君”之贼，并强调“兹事甚大”，欲以谋反的罪名族诛张氏家族的意图昭然若揭。
耐人寻味的是，张孚敬、方献夫虽然在大礼议中甘犯众怒，支持世宗剥夺张太后的圣母身份，但在世宗意欲对张氏家族痛下杀手之际，他们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予以阻止。张孚敬直言不讳地在奏疏中写道：“诚或不察真情，必欲断成谋逆之狱，则当如律行法，族灭张氏矣。昭圣皇太后（按：即张太后）不知何以处之？臣窃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圣母（按：指世宗生母蒋太后）之心亦有所不安者矣。”方献夫的措辞更为直率：“（谋反）岂能以空言加之？”且云：“包藏祸心之人，以昔日大礼、大狱之故，疾视其长上。正欲皇上干此等失德事，以显皇上之过，以成臣等之罪。”
世宗闻奏大怒，下旨切责。但张延龄“谋反”之事毕竟查无实证，世宗下令将族诛张氏家族改成处死张延龄。张孚敬、方献夫并未见好就收，又以“国朝有议亲之律，誓劵有免死之文”为由，请求世宗将张延龄的死罪缓期执行。世宗再次怒火中烧，且以“强臣令主”为言。然而，正如世宗自己所说“夫延龄生死无甚紧要”，而张、方二人又强谏不已，世宗最终决定将张延龄监押候斩。需要补充的是，受张延龄案牵连，张鹤龄被革除了昌国公的爵位，降调南京“带俸闲住”，昔年审理曹祖案的前刑部尚书张子麟等人被“革职为民”。
在董至踏着曹祖的脚印控告张氏家族的同时，更多的人采取了司聪的方式对张家进行勒索。他们“蜂起争持，挟其金帛无算”。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贪婪的敲诈者都能如愿以偿，亦有索贿而不得，“或得而意未慊者”。这些愤怒的“失意者”纷纷“上章告变”。
嘉靖十五年（1536），京师游民刘东山状告张延龄等人。他指责沈椿等历任提牢主事碍于张延龄的外戚身份，“不令入重狱”，“听其奴出入扶持。因得私通亲知，（与之）往来。或置酒狱中，令人诙谐以为乐”。他又揭发张延龄“在狱尝书圣学心法一幅，而题‘君道不明赏罚’六字于其端”。甚至宣称张延龄阴谋不轨，“贿结边官为外援，昭逆国仇为内*党**”。
世宗闻奏大怒，痛责“法司非人”，公然“与死囚为*党**”。下令“备查先今提牢官员，俱执付镇抚司拷讯”。又斥责刑部尚书唐龙等“欺公鬻法”，令其戴罪听处。恰在此时，“奸人刘琦”又诬陷张延龄“谋附权阉，传递宫禁内帑、金币。赂遗真人邵元节，暗结边官王禄等酿成大患”。对于刘东山、刘琦所牵连的一百多名涉案人员，世宗不问青红皂白，“并下诏狱拷讯”。在查明“事皆无迹”后，才将无辜人员释放。世宗对宽纵张延龄的历任提牢主事处以程度不同的惩罚，受罚最重的是提牢主事沈椿，他死于廷杖之下；“奏事诈，不以实”的刘东山、刘琦分别被“发配冲驿”、“发遣边卫”；而妄书“君道不明”的张延龄，却仅以“比骂父者律，仍前候斩”。
同在嘉靖十五年，班明、于云鹤诬陷张鹤龄“交通益府（按：指益王府）”，指使道士薛润、薛正道“书符咒水，魇镇帝星”。由于交通藩王、“魇镇帝星”都是大逆不道的重罪，世宗命锦衣卫派人前往南京捉拿张鹤龄等“俱送镇抚司问理”。随后，张鹤龄“被累在监身死”，班明、于云鹤“以诬奏充戍”。
嘉靖十六年，张延龄案波澜再起。私自逃回京师的刘东山因他事入狱，为逃脱惩罚、“诈财得利”并借机陷害捉拿自己的官员，他伙同陈大绅、于良辰、刘琦、于云鹤、冯锦、庞永洪、郭文振等人轮番奏告张氏家族，甚至语涉张太后。他们列举的事例五花八门，但是紧扣“谋反”与“诅咒”这两大罪状。或曰：“张延龄昔年连结宸濠谋反。”或云：“张延龄夫妻、父子、亲戚魇镇圣母（按：指世宗生母蒋太后）、皇上。”或言：“张鹤龄、张宗说（按：张鹤龄之子）等假传圣旨，并张娘娘（按：指张太后）宫属喜出银两不下数万，起盖吉祥寺。殿宇周围、廊房，树立大碑，名开张鹤龄、张延龄姓名在上。招集僧翠峰等七八百人”，“赵其代伊魇镇、诅咒。谋串内官，时常往来寺中，日费银七八十两，俱系张宗说并老娘娘（按：亦指张太后）等宫供送。”
在奏告张家的同时，刘东山等人还将许多*官高**牵连在内。世宗下令将被牵连的数十人“俱下锦衣卫拷讯，独令（陈）鏸、（宋）良辰及（麦）福伺讯”，张孚敬“勿问”。在查明刘东山等所言“皆无实，不可听”后，世宗下令释放被牵连的无辜官员，将刘东山等诬告者“枷号三月，满日发极边充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法司将张延龄尽早处决的建议，世宗未予接受，下令将“张延龄牢固监候处决。原赐本家铁劵，都著追夺了”。世宗对张氏家族的处罚是，命“张宗说调南京锦衣卫带俸，并张宗俭（按：张延龄之子）各家口俱著随住（往？）。田宅等项，户、工二部查明，但系奏讨的，都著还官”。
张延龄被押赴西市斩首，是嘉靖二十五年的事。他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九年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再也没有人以“谋反”或“诅咒”的罪名控告他及他的家族了。
三、世宗、议礼新贵及京师游民对大礼议的认知
张延龄案是世宗在大礼议后借题发挥打击异己的大案之一，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此案的主角是对世宗有拥立之恩的张太后的胞弟。需要追问的是，世宗为什么必欲将本可免死的张延龄处死，甚至想族诛张氏家族？张孚敬等议礼新贵为什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极力阻止世宗族诛张氏家族并试图保全张延龄的性命？京师游民刘东山等人为什么敢于多次诬告张太后的胞弟及其家族并每次都能使被牵连的众多官员饱受牢狱之苦？这些问题与世宗、议礼新贵与刘东山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对大礼议及其余波的认知息息相关。
首先，在世宗看来，他与张太后的矛盾是大礼议及其余波的主要矛盾，必欲处死本可免死的张延龄，甚至试图族诛张氏家族皆与上述矛盾有关。与此同时，世宗衡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标准在于是否迎合他尊崇本生父母的意愿，是否能够与张太后脱离干系。在张延龄案中，世宗对张孚敬的怀疑与指责透露了相关信息。张孚敬在大礼议中是世宗最为坚定且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但是由于张孚敬在张延龄案中反对族诛张氏家族并为此强谏不已，世宗随即对张孚敬的政治立场产生怀疑。他怒斥张孚敬：“今卿等徒知忠于孝宗，重为昭圣皇太后虑。却不思甘同逆恶，不忠于太祖，即前之大礼议一般。”又云：“卿等怎么又设大礼人伦本然？如今卿孚敬欲悔己以从廷和与？”世宗所谓“即前之大礼议一般”，“如今卿孚敬欲悔己以从廷和与”等语旨在斥责张孚敬站在孝宗、张太后一方对抗当今皇帝，与杨廷和等人当年在大礼议中的表现别无二致。可见，世宗始终将张太后作为对立面并且以是否支持自己打击张太后作为评判支持者或反对者的准绳。换句话说，无论是杨廷和还是张孚敬站在已逝之孝宗、在世之张太后一方，就是“甘同逆恶，不忠于太祖”。
世宗对张太后的亲属及胆敢与张太后保持干系的人一概严惩不殆。在张延龄案中，世宗不但令张太后的胞弟张鹤龄、张延龄，一个惨死狱中，一个身首异处，而且严厉地惩治了牵涉此案的众多官员，甚至被诬告的无辜者也难免牢狱之灾。更令人喟叹的是，就连曾深受世宗宠爱的张皇后亦不能幸免。熟谙明代典故的朱国祯云：“张后之废实由张延龄兄弟。世宗方以昭圣（按：即张太后）……裁抑章圣（按：世宗生母蒋氏）愤甚，而延龄故多怨家，为人所讦、下狱。昭圣急，因上生子，谕来见致贺，上辞之。再谕，再辞之。益皇急，托张后为言。后方有盛宠，乘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传上云：‘延龄事，将就罢。’上已怒，谕阁臣，谓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发。及闻后言大怒，即褫官服与杖，明日下令废黜。”
其次，张孚敬等议礼新贵清楚地认识到大礼议的胜利使世宗及他们自己陷入了道德困境之中。他们试图制造人伦、正统各有所归的假象来规避道德风险。在张延龄案中，他们正是为了规避道德惩罚才甘冒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极力劝阻世宗族诛张氏家族。张孚敬在呈给世宗的奏疏中写道：
今者，延龄情发，臣观内外大小臣工俱默默无言，虽言官亦无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实皆幸皇上今有此举，以为悉由议大礼中来得。皇上诛灭延龄家，俾昭圣皇太后不得善终，以深皇上之过；以为臣及献夫阳为解释，阴为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莫逊于天下后世。其设心如此而已，特圣明偶未之察耳。
张孚敬所谓“以为悉由议大礼中来得”显示他认为如果世宗族诛张氏家族，明朝政府各级官员将会认为这完全是由张太后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矛盾导致的。其“内外大小臣工俱默默无言”，“皆幸皇上今有此举”，“以深皇上之过”，“以重臣二人之罪”等语，表明他充分地感受到了世宗与议礼新贵的孤立处境。尤其是“深”“过”、“重”“罪”四字，显示在明朝政府各级官员眼中世宗与议礼新贵早已陷入道德困境之中。世宗试图族诛张氏家族的行为将加重世宗与议礼新贵的罪过，为天下、后世所不齿。
大礼议的胜利为什么会让世宗与议礼新贵如此孤立并陷入道德困境之中呢？这个问题必须在准确理解空位期的史实与武宗遗照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解答。正德十六年，武宗猝崩且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奉武宗遗命主持朝政的张天后接受杨廷和的建议，以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迎立世宗。世宗即位后为了尊崇本生父母发动了为期三年的大礼议，最终剥夺了孝宗、张太后的皇考身份。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中，这样的行为难逃忘恩负义之讥。
武宗遗旨、武宗遗诏是解析上述问题的另一个关键。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颁布的武宗遗旨，还是同月十六日颁布的武宗遗诏，都是在张太后决定迎立世宗之后由杨廷和起草的。在这两份历史文本中，与选立世宗有关的内容大同小异。笔者曾对相关问题有所讨论，但鉴于仍有学者将武宗遗诏中“兄终弟及”的“兄”与“弟”曲解为孝宗与兴献王，并据此认为张太后、杨廷和等人的合理主张是“毫无人性”，“令人不可思议”，笔者认为武宗遗诏仍有深入辨析的必要。
为便于讨论，现将武宗遗诏中的关键信息抄录如下：“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不容否认的是，驾崩之人是武宗，传位之君亦为武宗，因此遗诏中“兄终弟及”之“兄”只能是武宗。遗诏所谓“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之语只是为了说明朱厚熜伦序当立，有资格以“弟”的身份继承皇位。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按祖训规定“兄终弟及”必须在亲兄弟之间进行，而世宗不是武宗胞弟。如欲遵“兄终弟及”的祖训继承武宗的皇位，就必须以孝宗为皇考，以张太后为圣母，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所谓武宗遗诏未明示‘为人后’及世宗与‘养之宫中者不同’”，均不能否定世宗应以孝宗、张太后为皇考、圣母的正当性。
透过对空位期史事的追述与武宗遗诏的辨析，笔者试图说明世宗发动大礼议剥夺孝宗与张太后的皇考、圣母身份，既有悖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观念，也不是遵从武宗遗诏的行动。只有明瞭这一前提，才能准确地理解大礼议与世宗及张孚敬等人所面临的道德危机。
张孚敬等议礼新贵对于他们所面临道德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规避道德风险，他们想出了瞒天过海的权宜之计。他们劝说世宗给予张太后高于世宗生母的礼遇，使已丧失圣母身份的张太后看上去仍然拥有正统身份，以便制造“大伦、大统两有归矣”的假象。同为议礼新贵的霍韬道出了其中深意：“陛下尊昭圣慈寿皇太后（按：即张太后）为母，虽曰于礼未合，然宫闱之内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称，大有非人情所堪者”。“（臣愿）陛下于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释其忧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庶几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非议” 。
在处理张延龄案的过程中，张孚敬、方献夫之所以不断犯颜直谏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张太后仍然享有正统身份的假象，从而使世宗与议礼新贵免遭天下、后世的谴责。张孚敬语重心长地在奏疏中写道：“臣承圣明厚恩重托，君臣一体，休戚相同。忧之也深，故言之也切；虑之也远，故说之也详。”可惜的是，世宗虽然在族诛张氏家族的问题上暂时妥协，但一直在礼仪规格上贬抑张太后。嘉靖十五年，世宗为张太后的尊号加上“恭安”二字，同时为蒋太后的尊号加上“康靖贞寿”四字，于是两位皇太后的尊号同为八字，全无高下之分。至此，张太后享有的唯一的、象征性的礼仪优势化为乌有。所谓人伦、正统各有所归的假象也彻底破灭了。
复次，刘东山等人的诬告行动及相关供词表明在议礼余波中即使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亦能准确地察觉到世宗对张太后的敌意。孔飞力教授在有关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研究中写道：“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他进一步指出，帝制后期的中国民众几乎“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只有在“国家清剿异己”的特殊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抓住这偶然的机会攫取“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在本文关注的张延龄案中，刘东山、刘琦、班明、于云鹤等人之所以敢于公然违反嘉靖十三年颁布的“凡奸徒结*党**捏写本状奏告，妄指宫禁、亲藩事情为辞诬害平人者，不分首从俱枷号三个月，发极边卫分充军”的禁令，屡次以“谋反”、“诅咒”这样“十恶不赦”的重罪诬告张太后的胞弟，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孔教授所说的那种社会权力。刘琦、于云鹤在供词中坦言：“我每（按：即我们）奏本，必须奏着张家方才准行。”可见，这些诬告者已经察觉到世宗对张太后的敌意，并有意识地迎合世宗以期从中渔利。需要补充的是，刘东山、刘琦等人均是混迹于京师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的上述认知很可能体现了许多不知姓名的明代公众的观点。只是由于这些人没有参与诬告行动，才没能在官府公文或只记载重大事件的史籍中留下他们的姓名。
综上所述，在处理与大礼议关联紧密的张延龄案时，世宗及议礼新贵的话语、行为显示他们对大礼议的认知与现代学者将大礼议演绎成阁权与皇权的角力、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抗、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斗争等观点颇为不同。在世宗看来，他与张太后的矛盾是大礼议及其余波的主要矛盾，他衡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标准在于是否迎合他尊崇本生父母的意愿，是否能够与张太后脱离干系；议礼新贵清楚地认识到，大礼议的胜利在使张太后失去了圣母身份的同时也使世宗与他们自己陷入了道德困境。他们主张给予张太后高于世宗生母的礼遇，制造人伦、正统各有所归的假象，极力阻止世宗族诛张氏家族的原因正是为了维护上述假象以期避免为天下、后世所不齿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京师游民刘东山等人诬告张延龄及其家族的行动及相关供词，显示在议礼余波中即使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亦能准确地察觉到世宗对张太后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