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一百年前，内蒙古土默川（包括萨拉齐）那场骇人听闻的大饥荒！
"瞧眼前这幅情景，"我愤愤地说，"但是，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居然说这是所谓的饥荒！"
陪同我访问的奥·杰·托德先生是沙道沟灌築工程的施工负责人，这是华洋义赈会正在绥远省兴建的一项重要工程。
我们正走在萨拉齐死气沉沉的大街上。
"为什么说'所谓的'饥荒？"托德先生一面跨过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人，一面问道。那个人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他的生命还在踯躅，还在等待一个幽灵命令它永远离去。
在回答托德先生的问话以前，我站着拍了一张相片，照的是一个身体干瘪的年轻女子，她正使劲地往一个小土包里挖洞，期望能找到树根。原来那里有一棵树，树干上既无树叶，又无多少枝桠，而且还盖满了灰土。但是它居然没有遭到完全肢解的厄运。
我回答说："因为他们听了这么多年有关饥荒的报道，现在有点司空见惯了，饥荒给他们的印象好象跟上海人行道上要求施舍的乞丐差不多。因为一些对事物总是怀疑到底的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捐助最后都落到了省里军阀的腰包，而军阀们则把这些钱用来互相交战，把国家弄得更穷了。还因为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位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我们面前这些人的赤贫状态。只因为我是一个密苏里人，所以我才来到这里。"
"不管怎么说，你最后一点讲得很对，"托德先生说，"你是到这里来的第二个外国人，——赈济工作人员当然除外，我们的工作开始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这里。"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慢步走过全城。托德先生忙于在他随身携带的小黑本子上作笔记，我则忙于记下自己观察的印象。中国的乡村很少具有讨人喜欢的外表，即使长江沿岸的富庶城市也总是给外国参观者以压抑的感觉。然而，一个人如果来到大西北的边远地区，在遭到饥荒侵袭的城镇里走一遭，他就会感到绝望。谁看到象萨拉齐这样的景象都会承认："在灾荒面前，神明是无能为力的。"
在正常的年景，萨拉齐大约有四万人口。自从闹饥荒以来，人口已逾十万。这场饥荒是至今已持续四年的旱灾引起的。新增加的人口中，大多数是在最近三个月流入这个城市的，因为有消息说，赈灾物资已经运到了。
在大西北的饥荒地带
萨拉齐位于饥荒地带的里层，坐落在北平以西大约五百英里处，曾经是内蒙古最富庶的商业中心之一。甚至在绥远省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以后，萨拉齐仍然经济繁荣。六年前平绥铁路向它延伸过来，这个城市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但是从一九二四年起，雨神长期不司其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北洋军阀的首次混战，铁路被破坏，晋北和直隶被洗劫一空，向灾民提供救济物资的通路也随之堵塞。
长期以来，世界各地都知道中国西北各省发生了大饥荒。五年前，甘肃发生惨绝人寰的山崩事件，消息传到中国文明的内地后，那里试图帮助减轻"悲惨世界"的痛苦。美国红十字会、救世军、内地会以及各救灾组织展开了募捐运动，以便筹措基金，为拯救人的生命而进行空前规模的人道主义努力。甘肃自发生了"山峦移动"这场大灾祸以后，至今一蹶不振。数百万农民及其妻儿陷于凄凉的境地，大多数赈灾人员只能望洋兴叹。旱灾、蝗灾、水灾、盗匪和内战互相推波助澜，使这个地区陷于一片恐怖，似乎连众神都对它弃之不顾了。饥馑象恶魔，它把魔爪伸向甘肃和陕西全境、河南和山西大部，以及绥远和*疆新**的许多地方。据华洋义赈会最近的估计，约有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人已经沦为或将要沦为赤贫者。
从事救援数百万饥民这一工作的人员，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运送救灾物资。这个问题现在似乎接近解决。有人告诉我们，军阀已经放下*器武**，赈灾人员为救援灾民而进行的每一项实际努力都将得到他们充分的合作。严重的灾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如果说，战争、盗匪、军阀（他们往往没收救灾物资）以及人们对灾民所抱的令人沮丧的冷漠态度曾经使这项工作归于无效，那么，现在这些现象都不复存在了。
赈灾工作困难重重
即使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要想实行必要的救灾计划也是极端困难的。在灾情最严重的甘肃和陕西省的广阔平原地带，三百英里以内没有一条铁路。救灾物资要靠骡车运输，只有在道路不是太坏的少数地方，才用汽车运输。农村的许多地方使用骆驼或其他牲畜驮运粮食。小麦和高粱是华洋义赈会的主要赈粮。据估计，每月至少需要向灾民供应四万八千吨。这么多的粮食大约需要一千二百节车皮运送，这大大超过了目前中国任何一条铁路线上可供使用的车皮数。只有亲眼见过这场大饥荒的惨象——哪怕是一部分惨象——才会相信这些数目极大的估计是有根据的。
上述规模巨大的救灾工作需要设备和其他支援。华洋义赈会懂得，只有傻瓜才幻想得到这些设备和支援，所以它推行了一项局部救灾计划。在灾区，只有绥远特别行政区位于铁路线上，赈灾人员自然首先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地区。华洋义赈会是由先前各自独立活动的救灾团体组成的，目前它在平绥铁路沿线地区所进行的活动是它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赈济活动。这个组织是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萨拉齐指挥这一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的"重建家园运动"的。
萨拉齐距绥远特别行政区东南部的中心点很近。在蒙中边境，有三个这样的特别行政区。中国在数年前设立这些特别行政区，其目的是加强她同名义上归她所有的内、外蒙古的团结。其余两个特别行政区是察哈尔和热河。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包括蒙古的两个要塞城市——多伦诺尔和库伦，它们现在都处于苏联的强大影响之下。热河位于直隶以北、内蒙古东部最富庶地区的南端。
绥远重灾
这三个特别行政区都遭受饥荒的袭击，但是以绥远受灾最为严重。尤其是萨拉齐周围地区，一场浩劫，满目疮痍。我通过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了解到，出现在眼前的种种景象，不仅反映了绥远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而且也是位于它的西南面的甘肃、陕西、晋西和河南大片荒芜田园的缩影。
我来到萨拉齐不久便开始想：如果我有很多钱就好了。这也许是我生平第一次产生这种念头。在这个以追求物质利益为最高生活目标的世界上，金钱本是谋取权力的手段，可是它对我一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在这里，眼看金钱使用得当便能起很大的作用，我就渴望有钱帮助那些麇集在我周围的人们，洗去他们灼热的眼光中绝望的神情。他们没有乞讨，甚至连瘦骨嶙峋的孩童也没有跟在我身后讨一个铜板。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如果在繁华的上海或其他沿海城市的大街上漫步，他走不到一百英尺就会发现身后至少有一个实际上很有钱的乞讨者尾随着。而在萨拉齐，虽然人人都显然需要救援，可是我一次都没有遇到什么人要求我施舍。我感到这是奇特的讽刺。或许这件事最能说明这里人民的坚忍精神，所以它给我的印象极深。他们基本上是听天由命的。对他们来说，闹饥荒并不是老天爷的新把戏，他们的父辈、父辈的父辈，乃至代代祖先都遇到饥荒。除非有救援物质从外地运来，否则他们就会细心而又十分节省地摄取各种哪怕含有一丁点儿养份的、可以称为食物的东西，然后坐以待毙。
许多街道的两旁挤满快要饿毙的男女老幼，他们有的坐在房屋的门口，有的坐在街边石上，有的坐在残垣断壁上，有的无力地躺在小沟里。我给一家人照了相，他们从老家向西南方向跋涉了一个星期，一路上尘土飞扬，遍地黄沙，最后在我见到他们的那一天到达萨拉齐。这一家老小过去都住在一个村子里，按中国农民的标准来看，他们在遭灾前过着美满的生活。他们当中有四个是儿子，其中每人都有十几亩地，打下的粮食自给有余。父亲的地和儿子的地毗连，他为生了这几个儿子感到得意，也感谢大地为他多产粮食。然而后来，天空竟然不再降雨，土地干裂，接连数季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到了今年，大地坚硬得如同盖着一层陶土。他们只好用种子充饥。他们遇到一个机会可以把妻女卖给东部地区的有钱人家，他们不忍心看着她们活活饿死，就同意了这笔交易。
父亲的脸因痛苦而变得憔悴，只有他的眼睛还射出希望之光（我觉得那光芒似乎太亮了一点）。几个儿孙围在他的四周，那些扭曲着的脸上鼓起一个个布满皱纹的肉疙瘩，这仿佛表示他们不很理解，为什么期待已久的命运一旦降临时，他们反而感到要敬而远之呢？
他们手里攥着小木碗，空罐头盒或破旧的茶壶，等待救世军的施粥棚开门。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怎么能如此平静而又耐心地坐等他们几个星期以来第一碗象样的饭食？我看着他们，不禁为人类有时表现出来的坚韧精神而感到惊讶。他们身上的几乎每一块骨头和每一根青筋都明显突起，可以用肉眼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只有这么一点肉贴在骨架上而居然还能活下来，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有一个灾民尤其可怜。他大约二十八岁，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他原来是个壮汉，可是现在他却瘦得象幽灵。那宽阔的肩膀和坚实的胳臂上的肌肉已经消失了。你只要用两只手的拇指和中指相连，便可以卡住他的腰，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相连，便可围住他的二头肌。灾民们衣着褴褛，他们竟能使数不清的碎布挂在身上形成一件衣裳，真是一大奇迹。
"所谓的饥荒"
我们走过三个除了缠腰布以外全身一丝不挂的尸体，他们嘴巴洞开。这时苍蝇已经开始忙于在尸身上叮噬，它们的这一"工作"将在尸体被移到城墙外浅墓穴以后由野狗和兀鹰来完成。过了一会儿，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我一生中未曾见过的最令人心悸的场面：一个不到六岁的男孩，坐在一个可能已经死去或者正值弥留之际的老人身旁。男孩身上除了厚厚的一层灰土和污垢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他推着老人的一侧身体（这个枯萎的人体无疑是他的父亲），使尽他那瘦小而又扭曲了的身体的全部力气，拼命向他父亲叫喊，要他坐起来说话。我朝那边走去，蹲在小孩身旁，摸了摸老人的脉搏，他没有任何反应。老人的心脏显然已停止了跳动。孩子感到迷惑不解，我们轻轻地把他从尸体旁拉开，带他和我们一起走。这一天，我至少设法使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的肚子填满了食物。
类似的凄惨场面接连出现，我开始怀疑，华洋义赈会是否能够象在废墟上建设大厦那样，使这么多的饥民恢复健康和元气。我看见数十名中、青年妇女，她们裸露的乳房干瘪地贴在突出的肋骨外面。许多儿童因为长期食野草为生，身上呈现着饥饿造成的可怕的病态。他们的脸肿得象吹胀的腊肠，皮肤的颜色象死水一般。在他们的眼睛中丝毫看不到中国儿童所特有的机灵好奇的眼光，这些眼睛充满了分泌液，有些眼睛周围的皮肤斑剥，几乎把眼睛全盖住了。
我更加愤怒地说："他们居然说这是'所谓的饥荒'！"托德先生朝我看看，点点头，表示有同感，然后又在他的小黑本上做着笔记。
平粜市场
我们绕过一个街角，穿过一个快要倒塌的月形拱门，走进华洋义赈会的一个平粜大院。前院有一个角落被高高的木栅栏围着，那里站着数百人，手里拿着篮子、口袋或别的容器。我听说，平粜市场就是粮食市场，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粮食市场。在平粜市场，小麦和高粱的售价只有市面价格的一半，华洋义赈会每出售一斤粮食便要亏损百分之五十。我来到平粜（意即平价）市场时，小麦、高粱以及一些谷子的售价约为每市斤一角钱。一市斤大约相当于一又三分之一英镑。
我们在这里看了一阵子买卖。等候买粮食的人始终没有减少。有的人只带着一只茶杯和几个铜板，买到的粮食只够煮几碗粥。另外有些人显然是受全家的托付，带着全家的积蓄从乡下徒步来的。他们买到够吃一个月的粮食后，就高高兴兴地扛着一两袋粮食回去了。从外表来看，这些买粮的人自然要比街上等待施舍的流浪者强一些。他们的衣着没有那么破烂，遭受贫困之苦的迹象也要少一些。尽管如此，他们看上去似乎都患有贫血症和营养不良。他们如果在美国的大街上行乞，一定会引起行人的注意。
我们绕行到救世军开设的施粥棚，看到了一大队我们熟悉的但更为枯瘦的饥民。狭窄的胡同里挤满了一碰就倒的人。我们只得绕道从屋子的后门进入施粥棚。在到达以前几分钟，我们就闻到了从几个容量为四十至五十加仑的敞口大缸里漂溢出来的热小米粥的香气，它弥散在空气中，令人馋涎欲滴。这对那些饥肠辘辘而又极其安详地等在棚外的灾民来说该是多么痛苦的折磨！我朝前面望去，只见一片由黝黑瘦削的面庞汇合而成的海洋。每当我的视线和一个灾民的视线相遇时，对方的眼睛总是试图报以微笑，仿佛在说："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可笑啊！"中国人的幽默感实在了不起，这种幽默感是持久不衰、无与伦比的，它能使中国人在危险的逆境中，甚至在事实上面临死亡的时刻仍然能一笑了之。中国人虽然缺少许多风度，但是他们绝不缺少胜不骄、败不馁的风格。
"象这样的施粥棚一共开放了多少个？"我问托德先生。
"每一个粮库都附设有一个施粥棚。"他回答说。
"一共有多少个粮库呢？"我接着问。
"我们现在有五个大粮站，每个大粮站都设有全天开业的平粜市场。这里是我们供应粮食的中心站，此外还有四个发放粮站，它们分别设在绥远省首府绥远城、位于萨拉齐以北约五十英里的托斯合尔，以及南面的美岱召和西面的包头。"他说。
我问托德先生，每个粮站能救济多少灾民。他说，每天大约发放三万斤粮食，而估计每斤粮食够五个灾民食用一天。
"这大概也包括施粥棚的粮食在内吧？"我又问道。情况正是这样。
不鼓励无偿赈济
"但是，和救济粮的总数相比，施粥棚所用的粮食是微不足道的，"托德先生说，"我们发现，中国人自己用一斤粮食熬出的粥要比我们熬出的粥多得多，所以，我们尽量不鼓励这种无偿赈济。再说，那些只能依靠施粥棚救济的人往往已经奄奄一息，我们的帮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的粮食供应量是有限的，而火车也只能为我们提供有限的运输。与其把粮食浪费在那些可怜的只有靠在一等疗养院疗养好几个星期才能活过来的人身上，还不如拯救那些尚有希望脱离死亡危险的人。"这种看法也许颇为无情，但是它合乎逻辑，这是无可否认的。
"你还必须看一看我们正在这里进行的最出色的工作，"托德先生接着说。他指的是沙道沟灌渠工程。"发放救济粮是对的，这很有必要，也很重要，"这位工程师说，"但是，这毕竟只不过是暂时用一个拳头堵住堤坝上的窟窿，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救灾工作。如果我们帮助灾民自救，那么它所带来的长远利益要大大超过设在中国的所有施粥棚。这就是我们修建沙道沟灌渠工程所寄寓的希望。"
接着，他又向我提供许多事实和数字，直到我的大脑不能再吸收时为止。为了适应灾区的环境，我的大脑早已因紧张工作而变得疲惫不堪了。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一坐呢？我们终于坐在一辆颠簸不已的福特牌汽车的后座里，飞速驶过广阔的原野。一路上，干燥的尘土从地上升起，黑压压地滚滚而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萨拉齐人其脏无比。你若是在这里的乡间生活，不出一天，你的身上至少就会积满一、两寸厚的令人窒息的尘土，眼科、耳鼻喉科医生一定会以极大的兴致在你身上掏取这些积尘。
五里，十里，十五里——我们在一无树、二无庄稼、三无水源的旷野上行驶了二十里。在这段时间里，托德先生继续向我提供一连串的事实和数字。我想，一个人是会慢慢习惯这些尘土的，这位工程师先生似乎就没有因尘土多而烦恼。我不时地从自己的耳朵里掏出尘土（我简直不能理解：诺大一片原野，为什么尘土偏偏往我的耳朵里钻呢？），这样，我才听清楚这位千劲大、精力充沛、从事抗灾挖渠工作的托德先生的大部分谈话。
浇灌四十万英亩土地的"小沟渠"
我们以从未听说过的每小时才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在曾经是中国的一个最富庶地区的原野上。如果水源充足，这块地方随时都可以变成肥沃的大盆地。华洋义赈会计划从距萨拉齐十五英里处的黄河边向东南方向修建一条四十英里长的通往黒河的灌渠。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中国人首先建议的。黑河目前只剩下一个干涸的河床，而且它已经干涸好几个月了。黑河将有二十英里作为引水渠，在另一地点和黄河汇合，把来自灌渠的河水回注到黄河里。灌渠的入口处将靠近一个名叫磴口的小镇。磴口位于萨拉齐以西约二十英里处。灌渠在这里的宽度将达六十英尺，深度约为十八英尺。它在通往黑河的路上将逐渐变窄变浅，宽度减到四十英尺，深度约十英尺。由于从入口处到出口处一路地势十分平坦，在灌渠两岸修建若干条各五英里长的支渠并不困难。这样，整个工程将使大约四十万英亩的土地变为良田。
托德先生接着说："在这些土地上生长的粮食足以供整个绥远省大约五百万人口食用。当我的这条小沟渠竣工时，这个地区就再也不用担忧闹饥荒了。"
一阵风沙过后，我们终于看到前面有一排建筑物。向导说，我们已经到达"第一号灭虱站"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灭虱装置"。我一听到关于灭虱站的作用，立即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真想找一些干净的松紧带，把衣服的各个开口处扎紧，以免虱子钻进去。我感到有趣的是，和我一起从北平来的中国朋友们也开始显得有些不自在，他们的防范措施是把双手拢在袖筒里。
托德先生的谈兴依旧很浓。他说，一个最实际的救济办法是让灾民以工代赈。修建灌渠的用意就在这里。这个工程全面开工以后，将需要大约四万个劳动力，而目前只招募了一万五千人。
"我们发给粮食作为工钱，"这位工程师说。"他们每人每月平均可得三十斤粮食，但大多数人只吃掉其中的五分之一，剩下的就要求我们转送到他们家中。发给他们的粮食当然包括在我们的救灾粮总数之内，我刚才已经告诉你总的估计数了。"
我们学习灭虱
我们走进灭虱站的大院，在院子的一角约有二百名劳工，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纸绳，上端有一块印着中文数目字的长木牌。在院子的一侧，有一座半塌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曾经遭到盗匪的袭击，他们抢走了教会的财产，把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父赶出了他住的小村落，然后故意把教堂的四十八扇玻璃窗统统击碎。也许是由于迷信方面的原因，盗匪们没有毁坏耶稣受难像，那些画在十字架上的十四幅耶稣受难图也没有遭到凌辱。在准备接受灭虱的人中间，有一位曾经是教区的居民，他主动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大土匪的故事。这个土匪姓莫，足有十英尺高——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现在要讲的是灭虱。
院子里的中国人，除了脖子上的号牌外，全身一丝不挂。我在萨拉齐看到形容枯槁的灾民时已经感到吃惊，现在在这里看到许多瘦骨嶙峋的躯体聚集在一起，就更使我震惊不已。他们确实只剩下一把骨头了，骨头外面绷着一层薄得几乎透明的肌肉。他们的双腿已经变形，在原来骨节相联处，筋腱外凸，明显畸形。他们的大腿比小腿粗不了多少，人们甚至可以把儿童戴的手镯套在他们的小腿上。那些往日吃得鼓囊囊的肚子，现在全都瘪了下去。他们的锁骨突起，这进一步表明他们营养不良。在锁骨下悬挂着两只软弱无力的胳膊，就象谷地里稻草人身上插着的枝条一样。有些劳工看起来虽然还没有奄奄一息，但是他们似乎谁也不能拿着五十磅重的东西行走五十码。然而这些人竟然还要去干活！
我对这些将要进行灭虱处理的人能否干活表示怀疑。托德先生对我说："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象他们的外表看来那样孱弱。即使在正常的条件下，中国劳工的体重一般都没有超过标准的。自从闹饥荒以来，眼前这些劳工中的大多数人的体重至多才减少了十五磅到二十磅。而且，在他们被安排去干活以前都要由我们的医生进行体格检查。干活的速度也由他们自己掌握，没有人逼迫他们干。他们是计件取酬的，即使在一天中休息十来次，我们也不反对。只要吃上一个星期的饭，他们的体力恢复之快会使你吃惊僚。"
灭虱站长
我们被带去见英格拉姆医生，他刚好从我脱口而出地称为"火化场"的地方走了出来，那是消灭虱子的地方。这位可敬的灭虱站长从耳朵到脚腕，浑身上下裹着厚厚的卡其布，他那长着白胡须的脸上还蒙着厚厚的灰土，他看来几乎和他的工作对象一样古怪。英格拉姆医生是一位已经退职的传教士，他原来是为了休养才来到这赤地千里的乡间！他极想让我知道灭虱工作的奥秘，我就硬着头皮让他领我去看他的灭虱站。
"灭虱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斑疹伤寒在我们雇用的劳工中蔓延，"英格拉姆医生说道。"在这个灾区，目前大约每三个丧生者中就有一个人死于斑疹伤寒。这种热病是由带有斑疹伤寒细菌的虱子传染的。中国人要比别国人更容易长虱子。这个地区连水都不够喝，洗澡更谈不上，虱子大量繁殖是自然的事。在我们这样的工地里，灭虱尤其必要。"
英格拉姆医生带我观看了劳工们存放衣物的一排排长架子。他们*光脱**衣服后，全身上下都要被仔细地检查一番，在确信身上，再没有"小生物"以后，他们就按照吩咐等待工作人员完成烟熏工序。他们的衣服被挂在钩子上，送进一个酷似炼铁炉的砖砌结构中去，火焰在下而熊熊燃烧，使里面的温度保持在二百度左右，这样，那些可恶的"小生物"就无法生存了。它们纷纷掉在几乎烧红了的炉底，咝咝作响而死。
"我们坚持让所有劳工都把头发剃光，"英格拉姆医生说。"劳工们对这个规定的反应有时是很有趣的。有的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剪去发辫。虽然男人留辫子很久以前就被官方废除，但是在这个地区，废除男子发辫的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劳工们受雇于华洋义赈会以前，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人留着辫子。但是他们中多数人都愿意同我们合作。他们已经注意到，那几乎从未洗过的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头发，是寄生虫最理想的栖身之所。如果他们中有人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从他们的头发中取出几个标本，供他们自己观察。这往往使他们十分尴尬，而旁观者则感到好笑。"
英格拉姆医生的介绍结束时，我已经用两块手帕把脖子围了起来，并且把原先卷起的袖口放了下来。我浑身感到难受。我开始纳闷，这是不是白蛉子在叮咬？带着斑疹伤寒细菌的虱子能蹦六英尺高，对于西方人来说，它的叮咬始终是致命的。
一小时后，我们在萨拉齐以北十英里、距磴口镇不远的挖渠工地参观。参观时，托德先生不停地回答我的问题，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情况。
造价六十五万美元的水渠工程
"整个水渠工程的造价是六十五万美元，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筹措到五十万美元左右，其中一半由华洋义赈会提供，另一半由周围各城市，特别是绥远城的商人们提供。在绥远首府，我们还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合作，它向我们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现金。"
"这个水渠的特点之一是，工程的欠款要用工程的收益来偿还，在没有偿清以前，它仍归华洋义赈会所有。我们和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在我们还清水渠工程费用以前，仍旧负责征收水渠的使用费。这个协议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只向百姓收取低廉的水费，让他们有机会在经济上恢复自立，然后再缴纳较多的水费。协议还就确保水渠的保养和维修作了规定。如果水渠由中国政府来管理，他们绝不会关心保养和维修的事。我们估计，由于水费低廉，将需要八年的时间才能用收益还清欠款。这样，在水渠最后移交给地方当局时，老百姓已经过上好日子，而且还有力量对付生活向他们提出的新的要求。"
后来几天，我在灾区有许多机会亲眼看到，可怕的天灾和它的英勇的敌手——华洋义赈会——之间正在展开一场规模巨大的战斗。在距离萨拉齐约五十英里的内蒙古包头，可以看到平粜粮站把珍贵的黄灿灿的粮食一斤一斤地发放下去，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比戏剧还感人的真人真事。
饥民的寺院
我在绥远城访问时，人间的疾苦和迷惘在我内心深处引起的哀伤和压抑是前所未有的。我曾经闯进这个首府的一座大喇嘛寺——崇福寺，它曾经是中国西北最负盛名的寺庙之一。现在，它的屋顶倒塌了。在肮脏不堪的院子里，放着一堆堆蓝色的碎瓦，它们活象是祭祀用的土墩，仿佛在追念已从庙堂里破损的祭坛上逃走的诸神。耀眼的太阳灼烤着地面，那是用古老的大石块铺砌而成的"通往天国之路"。令人窒息的灰沙卷起阵阵土浪，翻过寺院的残墙断壁，使覆盖着昔日盛况的灰土变得更厚了。在一个配殿里，临时开设了一个粥棚。粥棚外面坐着好几十人，他们的四周有尘土和苍蝇飞舞，头顶有沙漠的烈日直射（这里和戈壁滩仅一山之隔）。灾民们都坐在石板地上，而不是躺在那里，这是他们还活着的唯一证明。
我竭力不夸张这些可怜的灾民的悲惨遭遇，事实上要加以夸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难民是几天前从附近的农村流落到绥远城的。当时，他们风闻老总们已经让铁路通车，新上任的省主席已经把土匪赶出省境，所以救灾物资已经运到。他们求生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有朝一日也象这些人那样濒临死亡，我们一定会央求上帝快把我们带走。但是，对这些中国人来说，那样的态度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是至死不屈的人。褴褛的衣裳从他们瘦得失去原形的身体上掉落下来，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边。成群的苍蝇在他们身旁飞来飞去，叮咬他们，在它们爬过的地方留下红肿的斑疮。可是，被叮咬的人却不理会这些苍蝇。他们看上去似乎睡着了，或许他们已因被苍蝇叮咬而堕入昏迷状态，并逐渐进入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本身就是奇怪的现象。哪里有看到面貌古怪的洋鬼子从身旁走过而不尽力使自己摆脱呆滞状态、以便抬起头仔细看上几眼的中国人？
典型的灾区
我在寺院的大门口止步，一个衣着破烂、纹丝不动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是一个母亲，如果她的怀里不是有个搐动着身子、嗷嗷待哺的婴儿，人们还以为她是一个老祖母呢。她低着头，任凭一团苍蝇在她身上的破衣烂衫中钻进钻出。我掰开她的一只紧紧攥着的手，她的指关节都是肿胀的。难道只是因为手上的肉太少才成了这个样子？我把两块银元塞在她的手中，并想法提醒她——起先是轻轻地、后来又用力地摇她。她终于抬起了头，病容满面，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一直低着头。我指了指银元，但她似乎并不明白我的意思。她定睛看了一下那两块银元，又用手指把银元搓了一下。她看看我，又看看银元，最后摇了摇头，把银元紧紧地攥在手里，转过脸去避开直射的阳光。我朝前走了。
这种状况在整个灾区都是相当普遍和有代表性的。想到这一点比什么都可怕。通过修建沙道沟灌渠工程，华洋义赈会正在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但是，救灾人员没有力量给予重大援助的另外两千万或更多的灾民又怎么办呢？救灾人员能够及时地把救济物资送到他们手里吗？即使华洋义赈会能够从东北市场上购买足够的小麦、谷子和高粱，即使委员会拥有无数的经费，他们是否能拯救一半以上将要死去的灾民呢？这一点仍然是大可怀疑的。据救济团体调查人员的保守估计，由于中国被连续四年的黑色恐怖所包围，到今年年底，将有二百万人毙命。另外一些人的估计还要严重。确实，除非国际社会立即响应中国的呼吁，同时中国政府愿意进行真诚的合作，否则就无法使灾民从本世纪空前的大饥荒中得救。
然而，在上海竟然还有这样一些外国人，他们继续把中国大西北的灾难说成是"所谓的饥荒"，甚至还写信给他们国内的朋友，劝他们不要受"饥荒宣传"的欺骗！
一九二九年七月四日写于绥远城，载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摘录章节：拯救二十万生灵
作者简介：埃德加·*诺斯**（Edgar Snow，1905.7.19—1972.2.15），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诺斯**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诺斯**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东泽**主席见面。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埃德加·*诺斯**的觉醒点（包头市萨拉齐镇）
资料整理：*翔黄**，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包头市小资品牌工作室 市场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