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李泽厚先生是国内知识界一面旗帜，先生已远去我们快一周年，今天翻到了几年前自己的习作，无论怎样肤浅和幼稚，这都是我成长的路标，现将拙文示众，敬请方家指正。
内容提要：《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书是李泽厚先生在世纪之交写作的，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他在开篇的序中已谈到：“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的哲学观点，“心理本体”的问题涉及到传统哲学的时代变革。本文通过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即时代背景之下的哲学问题和《历史本体论》之哲学基础、“历史本体”与“心理本体”的哲学逻辑建构、“心理本体”的生活世界转向的理论前景三个方面。
一、《历史本体论》的哲学基础
1.1. 现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自1840年以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文化如同洪水一般席卷了古老沧桑的神州大地，我们的前辈在血雨腥风之中匍匐前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思考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何去何从。西方的炮声不仅砸烂了我们的尘封已久国门，而且辗碎我们心灵的家园。我们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和挑战，他是我们每个有责任的中国人不可避免的哲学沉思。是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我们在血泪中哭泣，我们在风雨中彷徨，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堕落。哀哉！国殇！张之洞曾言：“今日中国，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忍辱负重，蹒跚的步履在黑夜中前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中华民族的前途到了转折的关键时刻，我辈岂能酣睡于卧榻之侧？
第一个艰难的历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提出以张之洞为代表，他认为只有保住中国传统的人伦庠序之教，以申孝悌之意，方可保住国本，立足世界之中。（参见张之洞《劝学篇》）这个理论提出它并不能解决时代所给出的命题和挑战，因为在原有的礼法框架之中他不能明确地给出中国为什么落后与西方，他只看到了中国的科技落后导致社会面貌的落后，他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一个社会的落后是因其文化的落后导致的。
第二个艰难的历程即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在全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因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落后其根源在于文化，需要从文化着手来改造中国的文化、社会。在这个环节中主流思想主张全盘西化（自由和民主），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未能认识到一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和延续性。在哲学的表现中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具有历史性和延续性。
第三个艰难的历程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传入中国，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唯物史观对于处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有其积极的作用，他争强中国人的信心，坚信不会沦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俘虏，也正如李泽厚先生在《历史本体论》所说马克思传入中国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第四个艰难的历程即就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出现各种思潮，这三十多年的学习，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当前的挑战和机遇。
上述四个历程都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将何去何从”，这是中国相当代哲学所面临的最大的时代问题，作为《历史本体论》一书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产生的，因此其哲学思考他必然会带时代的问题痕迹。也就是说他的哲学思考要回答的时代问题就是：“我们时代文化哲学思考应该走向何方，我们的时代应该走向何方”。
1.2. 《历史本体论》的哲学前提
《历史本体论》一书在开篇就谈到，他的这本书缺乏一个系统的论证，也正如此，致使他的思想为我们所理解产生了困难，只能从他的字里行间中看到他哲学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实践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秘密，即人的衣、食、住、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李泽厚先生坚持实践第一性，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本书作者在书中谈到“经济前提伦”，但是他并不赞同“经济前提伦”的论断。因而也就否定了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观。实践第一性的问题就必然地引出主体和客体的哲学范畴，在主体、客体的实践问题的哲学反思中，作者提出了“历史本体论”的概念。他认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主实践采用“度”来把握和参与实践活动。“度”不存在于课题之中，也不存存在于意识之中，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度”主体衡量、把握实践活动的杠杆。“度”也是工具理性的历史本体的基础，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和”、“阴、阳”等也就是“度”的标志。“度”理性的重要标志，是中西方哲学共同的范畴，作者希望从“度”之一范畴比较出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开启中国哲学独有的特征和方向。“度”究其实质是主体在实践中对客体所采用的工具和方法，主体在实践中用了工具，产生了“度”之方法，“度”呈现于实践（生产、生活）之中。概而言之，实践的第一性是《历史本体论》一书的哲学基础，主体与客体之统一在于实践中，那么“度”这一范畴也就在实践之中呈现出来，是理性之本能使然，是中西哲学共同的哲学范畴。通过“度”这一范畴搭建起了“历史本体”与“心理本体”沟通的桥梁。
二、“历史本体”、“心理本体”的逻辑结构
2.1. 度乃“理性”的认识基础
“度”之一词，其意义显而易见，其哲学的范畴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哲学中，度之范畴屡见不鲜，《中庸》中讲“执两用中”。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对“执两用中”的“度”做了一番深入的注释：“盖凡物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度是我们理性建构的重要基础，没有就没有理性可言。上至古代“阴阳五行”，下至今日科技昌明，无一不有“度”之呈现、操作。《历史本体论》一书中对“度”之范畴这样定义“‘度’作为物质实践的具体呈现，表现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度”是主体实践活动工具和形式，度是理性建构的基本图式。“度”在《历史本体论》是除核心地位，“度”是构建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主体与生活的桥梁。因此，理性认识论的建构是基于“度”的操作，在经验、历史、生活中呈现。在经验、历史之中，“工具理性”的建立是主体使用了度的操作手段，“工具理性”体系的完备是古典哲学一次腾飞，也是现代哲学的开始。“工具理性”建构起了“历史本体”的宏大叙事，历史本体论的表现自笛卡尔以来表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
2.2. “历史本体”的“工具理性”的哲学危机
“历史本体”这一概念，李泽厚先生在其书中有自己的解释，他这样谈到：“我所谓的‘历史本体’是为了强调以人与自然的历史总体行程来作为一切现象包括‘我活着’这一体己现象的最后实在。”也就是说“历史本体论”是围绕着“我活着”的最终实在。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表现出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哲学思考方式。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主体被抽象出来而被群体的意识所掩盖，只有群体的理性，而没有单个人的意识。只有像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的理念世界，而没有单个“生活者”的生活世界。这是工具理性本身的缺陷，它不能显现出生活者的活生生的世界。理性支配着整个主体的生活实践，这种实践中只有理念的理性世界，而不能彰显生活者的世界。他们建构了一个“理性的王国”却没有“生活者”所住的地方，这种传统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黑格尔“绝对精神”均是如此。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谈到康德把理性抬高到主宰一切的高度上，康德虽然说“人为自然立法”，但是康德并未有否定超验性的东西在实践领域中的意义。也就是说这种工具理性把生活主体之“人”如同铁笼一样囚禁起来，正是如此叔本华、尼采站出来大声疾呼“自由意志”、“生活意志”、“超人”的哲学思潮。（参见叔本华《作为自由意志的表象世界》、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打破工具理性主宰世界，转向生活世界是19世纪末及20世纪以来哲学转向。20世纪以来人们反思了传统，发现柏拉图的那种理念世界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也就是理念之中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其实他的“洞穴之欲”也就暴露出形而上学的危机和缺陷。正是因为“工具理性”的危机，哲学不得不转入“此在”（Dasein）的生活世界展开哲学思考，以此打破了以推导方式进行论证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展示生活世界的本真来显露。
2.3. “心理本体”的建立及生活世界的转向
“工具理性”的坍塌，这在西方哲学中导致哲学的转向，率先由新康德主义学派喊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紧接着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认为回到康德去依然无法挽救哲学的危机，因而提出要“面向事情本身”，因而提出先验的意向性构造以便在更高出寻求普遍性；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兴起，提出“此在的本质在于他的生存”从而打破了现象学方法的“先验意向性构造的普遍性”。
李泽厚先生《历史本体论》一书中反复地谈到了海德格尔“本真的存在”，除去“非本真”的状态，让“此在”现象出来。以此来为其“心理成本体”的论断做铺垫。李泽厚先生将“工具理性”的打破，从而来关注主体自身的生活世界，他反复地提到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那句诗“人诗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以此来说明他的哲学观点“心理本体”，亦称为“情本体”。他之所以有如此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乐感文化”的诸多方面，他列举了诸多禅宗的名句，诸如“担水砍柴，莫非妙道”之语。在“乐感文化”之中他透露出了一个对生活世界本身的关注，也就打破了理性主宰一切的“工具理性”。在乐感之中对主体自身所在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从而构筑起了“心理本体”的“此在”（Dasein）的本体论。这是李先生对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的定位，“心理本体”的建构，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首要的问题“我们生活的意义”，此意义的建立必须通过对此在的世界的领会才能领会其意义，正如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哲学》谈到“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
三、“心理本体”之本体论的理论前景
中国哲学对主体自身生活世界的关注是其一大特色，诚如牟宗三所言“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主体性的强调是中国哲学的特征，也就是说“生活者”的世界的哲学追问是我们哲学一个重要方面（参见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哲学》）。从“生活者”的角度来沟通东西方哲学，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诚然“心理本体”是建立在“生活者”面对生活自身的哲学本体结构。中西方哲学差异分殊，各自有其自身的诠释途径，但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已经连成一体。因而在哲学中找到沟通的桥梁，也就能在文化中找到沟通的桥梁。究其实质，我们又会回到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时代问题“我们将何去何从”。只有领会到我们“我们何去何从”才能是我们的哲学、文化免于湮没于世界之中。
生活者之于生活世界领会，他具有历史性和延续性，这是无法避免的基本事实。因此我们无法完全抛弃我们的历史，否则我们无从安身。“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虽言“新”，但是没有旧何曾有新呢？“旧”之中有历史的事实，来哺育我们对“新”的领会，打破我们“旧”的沉沦，创生我们“新”的世界之觉情。因此我们不可能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得一干二净，我们只有在我们已有的传统之中培育新的哲学思考，如此的哲学才有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对“生活者”的哲学建构是我们传统哲学与现当代哲学的沟通的重要桥梁，李泽厚先生的“心理本体”是对“生活者”的生活世界的追问。但是仅仅用一个“心理本体”不足以对我们当下的多维生活世界形成周密而坚固的哲学思考，“心理本体”或“情本体”中所说的“此在之生活状态”并不完全是本真的状态，而是一种沉沦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本书之中，李泽厚先生并未给出他关于此问题的全部论证，致使我们对他的思想会有误解误读，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
最后，吾人只能歉意地说，恕鄙人才疏学浅，天资愚钝，妄作评论，不见天之高而妄作天之论，未睹地之厚而阔谈地之说，大放厥词，难免信口雌黄。吾曾作狂妄之语曰：“黄钟毁弃埋野草，瓦釜雷鸣震天宫”，盖鄙人之类也。故此，未能参透先生思想之精深处，而导致误解，难免贻笑大方。望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