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讲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常常把李鸿章(1823年-——1901年)与左宗棠（1812——1885）相提并论。确实，他们两个人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都为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所倚重，视为干城。但是，在一路走来的艰难行程中，左宗棠却要比李鸿章更加艰辛。相比于左宗棠而言，李鸿章是幸运的。李鸿章的家境、人脉，左宗棠难望项背。李鸿章有一个当京官的父亲李文安，还有一个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老师曾国藩，这些左宗棠统统都没有。更糟糕的是，左宗棠的考试运气实在太差，差到煮熟的鸭子都能飞走了。
李鸿章
左宗棠与李鸿章在考中举人的时候，从两人的年龄来看，并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左宗棠拿到举人的文凭那一年是1832年，左宗棠才20岁。李鸿章是1844年乡试中第，那年21岁，比左宗棠要大上一岁。这个时候，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还是略占上风的。
说到左宗棠能够取得举人的头衔，颇有戏剧色彩。他童生的身份，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举人考试的。为了参加考试，他花钱捐来一个监生资质，监生是可以参加举人考试的。花钱买张考试入场券，这在当时是政策允许的，不算旁门左道，不正之风。左宗棠手握入场券，兴致勃勃地走进了三年一度乡试的考场。结果却事与愿违，左宗棠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考场失意，名落孙山。就在左宗棠绝望之时，黑暗中却露出了一线曙光。那天不知刮来一阵什么风，吹得皇帝心情大好。心情好就想做点好事，于是，皇帝特批主考官对五千份已经被淘汰的试卷重新批阅，从中选出“遗卷”中被遗漏的人才。主考官经过批阅，选出了六份，左宗棠死里逃生，有幸成为五千比六中的一个，这运气太好的简直没谁了。
左宗棠
可是，在接下来向进士冲击的时候，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的考运实在是太差了，连连失利，苦不堪言。李鸿章第一次参加恩科会考落榜，隔年（1847年）便顺利过关折桂，而且成绩还非常好，为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为以后在*场官**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时李鸿章24岁，非常年轻的一名进士。
北京贡院
左宗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接连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以落榜告终。给他打击最大、最为悲催的是第二次会试，那是1835年，左宗棠23岁，如果他这次成功考取，就会比李鸿章考上进士还要小一岁。人的成功需要拼搏努力，有时也真的需要一点点的运气，就在这次考试中，左宗棠的运气坏到了极致。他的考试成绩很好，被考官录取。这看似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难道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运气差了，喝凉水也塞牙。
录取结束后，考官突然发现湖南的考生多录取了一人，而湖北的考生则少录取了一人。每个省的录取指标应该是固定公开的，谁也做不了假。考官趁着还没有发榜，赶忙采取补救措施，把湖南的考生拿下一个，给湖北的考生增加了一个。考官及时弥补了错误，倒霉的却是左宗棠。左宗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拿下的那个湖南考生偏偏就是他左宗棠！这种小概率事件，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左宗棠运气之差，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
1838年，左宗棠参加了最后一场会试。在这次会试中曾国藩、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都榜上有名，左宗棠却再次落榜。从此，左宗棠对科举之路感到绝望，再也无心涉足。这一年左宗棠26岁，而李鸿章在他这个年龄已经考上进士2年了。
李文安
在那个时候，饶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没有进士的文凭，想当官是很难的。令左宗棠稍感欣慰的是，在他考取举人后，湘潭有户姓周的大户人家，非常有眼光，相信左宗棠终非池中物，日后必会一飞冲天，将他招赘周家，做了东床快婿。入赘女方家在民间也称倒插门，这是男方家实在困难，不得已而为之才走的一条路，稍有点自尊心的男人心里都会感到憋屈，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后来在给妻子的墓志铭中曾有这样的话：“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好在妻子周筠心和岳母都对他很好，并无嫌弃的举动。
渌江书院
左宗棠的才名在地方上都有耳闻，于是，他被醴陵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渌江书院聘请讲学并担任山长。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左宗棠身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人生中的贵人陶澍。陶澍时任两江总督，这年到江西去检查工作，借此机会回安化老家扫墓。途中路过醴陵，夜宿于此地。醴陵知县得知总督大人将莅临地方，不免兴奋，这正是向领导表达感情的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于是，忙忙乎乎地准备了一番，无非是要领导吃好喝好住好。
陶澍
知县心细，想到陶大人也是位有进士学位、从翰林院走出来的文化人，欢迎这样的领导一定要投其所好，仅仅是吃吃喝喝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太低俗，档次太低。要博得领导的好感，就要整出点新意，多点文化色彩，让领导得到精神上的享受。知县想到了左宗棠。以前只是听说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很有才学，他的那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子，传遍湖南，无人不知，这个时候何不请他出来露上一手。于是，知县把左宗棠找来，让他专门撰写一副欢迎陶总督的对联，张贴在陶澍下榻之处。左宗棠不假思索，挥笔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左宗棠这副对联为陶总督量身定做，写得十分符合陶总督的身份。联中用典，典而不涩。语带奉承，却无阿谀。上联是写道光皇帝接见陶澍的一件往事，那天皇帝话语亲切，如春风拂面，向陶澍询问他在老家安化印心石屋读书学习时的情况，并且写下“印心石屋”四个字赐给陶澍。下联用了一个与陶澍祖先有关的典故。陶澍的先祖是东晋名臣陶侃，是东晋最有实力的大臣，掌管荆、江两地八州，联中以“八州子弟”借指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们都翘首以盼在外为官的陶澍游子归乡。
印心石屋
陶澍是个行家，一眼就看出了这副对联的蕴意。他站在联前，反复品味，越看越爱看，越品越觉得有味道。他多年为官，那种拍马溜须的场面见得多了，像这样清新亲切自然的文字，很少遇见。陶澍非常想见一见这副对联的作者，知县忙不迭地把左宗棠找了来。陶澍看着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将信将疑。等到一番交谈下来，陶澍被这个叫左宗棠的年轻人折服了，他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居然藏龙卧虎，有这样一位奇才。
陶澍无论年龄还是官职与左宗棠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他不惜屈尊与左宗棠结为忘年之交。这还不算，第二年，陶澍又替他7岁的儿子，陶家的独苗陶桄（音广）做主，向左宗棠的大女儿求婚。次年，陶澍病逝南京。左宗棠在一干亲友，包括他的老师贺熙龄和陶澍的女婿也是他的好友胡林翼的劝说下，以陶桄的岳父兼庭教师的身份来到陶家，主持陶家事务，以防止陶家家产遭到小人侵夺。
太平军
这段时间，左宗棠过起了宁静恬淡的田园生活。然而，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的滚滚反清洪流，逼近长沙，离左宗棠越来越近，他感觉到了危险。在此危急时刻，左宗棠终于决心出山。从此，他历经磨难，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足迹。
从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经历来看，或许还是曾老夫子说得对：“不信书，信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