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五年（622）三月洺水决战，李世民全歼刘黑闼主力，河北平定。此时唐朝需要做的工作很简单，只要善后政策妥当，唐朝就可以在河北建立巩固的统治。但是，李渊未能充分吸取武德四年（621）五月武牢关之战后自己安抚河北失败的教训，却忙于制衡李世民，同时，李渊在安抚河北时又用人失当，最终导致了唐朝对河北的第二次安抚彻底失败以及刘黑闼的第二次起兵。
一、李渊紧急召回李世民
由于李世民指挥进行了对刘黑闼的第一次征讨，因此，很多人在读书不细、甚至根本就没读书的情况下，主观上认为，李世民同时也是第二次安抚河北的实际执行人，并把这次安抚河北失败的责任推到了李世民头上。
李世民
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仔细的读一下书就会发现，李世民根本没有机会介入安抚河北的事务。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622）三月丁未（二十六日），洺水决战胜利结束，此后，正当李世民准备从河北转移兵力南渡黄河进攻徐圆朗的时候，突然接到李渊的命令，要求李世民回长安，而且是紧急召回，要求李世民乘坐驿站专用车辆（“传车”）急速返回长安。“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朗，会上召之，使驰传入朝”。
李世民也是很听话，接到命令后，没有耽搁，火速回京，四月庚申（初九）就回到了长安。
我们不妨来计算一下，武德五年（622）没有闰月，因此，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初九日，一共13天，而李世民接到命令时人应该还在洺州，洺州距离长安多少里地呢？大约是1600里（《元和郡县图志》记为1620里，《旧唐书》地理志记为1585里），也就是说，即便李世民在洺水决战结束后的次日就出发，每天也得行进120多里。
这个速度快不快呢？既然李世民是通过驿站专用车辆返回长安的，那么，这速度就需要结合唐代驿传制度来判断。根据学者对北宋《天圣令》所附《唐令》的复原研究，《唐令》中规定：
诸道须置驿者，每三十里置一驿。
诸乘传日四驿，乘驿日六驿。
（参考侯振兵《唐<厩牧令>复原研究的再探讨》，《新唐书》百官志中有类似内容）。
天圣令
也就是说，按照《唐令》规定，每隔30里设置一个驿站，如果乘坐“传”（驿站专用车辆），每天走4个驿站的距离（4*30=120里），如果乘坐“驿”（驿马），每天走6个驿站的距离（6*30=180里）。
而李世民是乘坐的“传”，每天走的恰好是《唐令》规定的120里。如果考虑到李渊召回李世民的命令传递给李世民也需要花费时间，那么，李世民每天走的路程还要超过120里。
这就充分说明，李世民在洺水决战胜利后，几乎是歇都没歇，就超高速返回长安了。
李渊这么着急召回李世民，难道是有什么急事？
没有的，什么事也没有！
当时虽然与突厥在边境地区有冲突，但规模还不大，而且在武德五年（622）三月的时候还一度出现了缓和，突厥颉利可汗还派出使者前来修好，“（三月）庚子（十九日），（颉利）复遣使来修好”（《资治通鉴》）。
所以，当李世民快马加鞭、一头雾水的回到长安，发现在长乐坂迎接自己的李渊根本什么急事都没有的时候，李世民那一脸懵圈的表情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李世民不得不耐心向李渊解释，现在还不是召他回来的时候，现在正好是趁机进攻徐圆朗的时候，“世民具陈取圆朗形势”（《资治通鉴》）。然后呢，李渊也就同意了，于是乎，在长安坐都没坐稳的李世民，又火速动身返回前线。同时，河北唐军也开始向黎阳集结，准备南渡黄河，进攻徐圆朗控制下的曹州济阴县。因此，李世民没有返回洺州，而是直接去了黎阳。“上复遣之诣黎阳，会大军趋济阴”（《资治通鉴》）。
黎阳与济阴
而黎阳距离长安多远呢？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黎阳西南至卫州120里，而卫州西南至长安1250里，二者相加，黎阳距离长安大约1370里。
仍按照驰传高速，每天行进120里，李世民达到黎阳也需要11-12天。即便李世民在返回长安的次日（四月十日）就动身起程，等李世民达到黎阳也得四月下旬了。而四月丙子（二十五日），陕东道大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就开始率军进攻徐圆朗控制的陈州，对徐圆朗的作战就已经正式打响了，“（四月）丙子（二十五日），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徐圆朗陈州，拔之”（《资治通鉴》）。
陈州
也就是说，李世民返程时就直接奔向黄河边上的黎阳，紧接着就南渡黄河进攻徐圆朗，此后，直到武德五年（622）七月，李世民一直在进攻徐圆朗。七月乙酉（初六），正在*攻围**徐圆朗的李世民接到李渊命令班师回朝。
可以说，自武德五年（622）三月洺水决战胜利后，李世民根本没有时间插手河北善后事务。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急于召回李世民呢？
李渊
二、李渊召回李世民的原因
上面已经分析过，李渊并不是因为内外部出现突发情况才召回李世民的，当时，整个唐朝的内外局面都比较稳定。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认为，李渊应该是出于制衡李世民的目的才召回李世民的。
当时，李世民已经通过武德三年（620）讨平刘武周而得到了益州道行台（掌控剑南道、陇右道一部和关内道一部），通过武德四年（621）讨平王世充而得到了陕东道大行台（掌控河南道），如果这次讨平刘黑闼以后，让李世民主持河北善后，那么，李世民的大批部下必然因战功而大量在河北担任地方实职，同时，李世民必然与河北地方豪杰建立广泛的联系，其结果必然是李世民掌控河北。到时，李世民坐拥河南、河北、剑南，势力实在太大了。
因此，李渊不希望李世民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相应的，也就只好采取这种看似无厘头的方式，阻止李世民插手河北善后事务。
既然李世民没有插手武德五年（622）三月之后的河北善后事务，那么，这一次的河北善后是如何进行的呢？
三、李渊制定整体善后政策
武德五年（622）河北善后整体政策的制定者，显然是李渊，那么，李渊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呢？
《通鉴考异》引用的《太宗实录》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黑闼重反，高祖谓太宗曰：“前破黑闼，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吾言，致有今日。”
从这段记载来看，在武德五年（622）三月平定刘黑闼后，李渊原本准备对河北采取高压政策，彻底消灭刘黑闼*党**羽。
刘黑闼
但是，由于李世民的劝阻（“不用吾言”），李渊最终没有下达对河北严厉*压镇**的命令。
结合那段时间李世民的行程来看，很可能是武德五年（622）四月李世民驰传入朝，面见李渊的时候，李渊谈及河北善后政策，李世民趁机对李渊进行了劝说。
这里我想说一句，很多人觉得李世民常年在战场上厮杀，是个比较凶狠的人，只擅长军事，不擅长内政，其实不然。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在河南地区就采取了很好的善后政策，攻克洛阳后，“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士民无罪为世充所囚者，皆释之，所杀者祭而诔之”（《资治通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武德后期的斗争中，陕东道大行台治下的河南道，基本属于铁板一块，是李世民的基本盘，可见李世民安抚能力之强。
李世民
因此，平定刘黑闼后，李世民建议对河北也采取温和政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应该说，李世民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渊，虽然并不特别情愿，但李渊还是转而采取温和政策。
《新唐书》李建成传提到，第一次讨平刘黑闼后，唐朝朝廷是发布了赦令的，“虽有赦令”。
这一赦令的发布，应该说，与李世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由于所用非人，这一赦令在实际善后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四、李元吉、李瑗摧残河北
（一）李元吉、李瑗是河北善后的实际执行人
上面已经分析了，李世民在武德五年（622）三月洺水决战胜利之后就被紧急调离河北。那么，谁暂时接替了李世民指挥河北唐军呢？
李元吉！
李元吉剧照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被召回长安时，“乃以兵属齐王元吉”，亦即把指挥权交给了李元吉，因此，至少在武德五年（622）四月间，李元吉是河北唐军的最高指挥官，拥有对河北的生杀大权。
那么，此后呢？
我认为是庐江王李瑗。
按照《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五年（622）四月丁卯（十六日），唐朝正式废除山东道行台，意味着河北战事基本结束。行台废除后，河北最重要的行政职务就是洺州总管，在武德四年至武德五年之间，洺州是唐朝管理河北窦建德故地的一个行政中心，武德四年（621）唐朝平定窦建德后，就是在洺州补选河北地方官员的，“又以郑善果等为慰抚大使，就洺州选补山东州县官”（《资治通鉴》）。武德五年（622）八月，唐朝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五个大总管府，洺州位列其中，“八月，辛亥（初二），以洺、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资治通鉴》）。
而武德五年（622）善后河北时的洺州总管（大总管），就是李瑗。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瑗在武德五年（622）十月时已经是洺州大总管，“洺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
那么，李瑗是何时出任洺州总管的呢？
我认为，时间不会很晚，大约也就是在武德五年（622）四月左右。李瑗原本担任襄州道（山南道）行台仆射，襄州道行台的重中之重是荆州，而在武德五年（622）四月己未（初八），李孝恭由夔州总管出任荆州总管，接替李瑗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因此，李瑗很可能就是在大致同一时间调往河北担任洺州总管。
李孝恭
（二）李元吉、李瑗在河北的所作所为
李元吉、李瑗在河北都干了些什么呢？
据《新唐书》李建成传记载，李建成和魏征讨论河北局势时，魏征提到了武德五年（622）在河北发生的事情：
黑闼虽败，*伤杀**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
魏征
据此看，当时在李元吉、李瑗等人的主持下，对于刘黑闼*党**羽，一律列名处死，并抓捕其妻子儿女。刘黑闼*党**羽即便想投降也没有门路，虽然朝廷有赦令，但是，只要一经抓获，就一定会被处死。
这种高压政策，与此前窦建德在河北实行的仁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剧了河北与唐朝的对立，为此后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五、部分秦王府将领执行宽大政策
虽然在李元吉、李瑗等人的主持下，河北整体一片凄惨，但是，在征讨刘黑闼后，虽然李渊刻意阻止李世民插手河北善后事务，但*功论**行赏，秦王府仍至少有3名官员出任河北的州总管职务，秦王府右二护军双士洛出任定州总管，左二护军齐善行出任冀州总管，右四统军田留安出任魏州总管。他们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执行了宽大政策，为唐朝争取到了一部分民心。
（一）田留安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
留安待吏民独坦然无疑，白事者无问亲疏，皆听直入卧内，每谓吏民曰：“吾与尔曹俱为国御贼，固宜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者，但自斩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诚以待人，当共竭死力报之，必不可负。”
田留安对魏州当地吏民推诚相待，获得了魏州当地百姓的支持。
（二）双士洛
根据《双士洛墓志》记载，双士洛是“仁义楷模，百姓歌斯讶（迓）颂”。
此外，武德五年（622）六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后，双士洛所在的定州，正处在刘黑闼与突厥的主要联络通道上，因此，最先遭到进攻，在此情况下，虽然定州州城一度丢失，但双士洛所部唐军并没有被消灭或被赶走，依然坚持在定州一带战斗半年多，最后，还消灭了刘黑闼残部和部分突厥兵。没有定州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这是很难做到的。
（三）齐善行
齐善行本来就是窦建德旧部，武德四年（621）窦建德被俘后，齐善行投降唐朝。齐善行行事风格一贯比较温和，贞观初年，广州都督刘感与南蛮首领冯盎不和，李世民就命令真定县公齐善行代替刘感安抚冯盎：
刘感既不能绥抚藩服，与公失和，即令真定公齐善行代为郡督，见集兵马亦复散还（《文馆词林》收录的《与冯盎敕》）。
可见齐善行也是个善于安抚之人。再加上齐善行自己本来就是窦建德旧部，因此，他在冀州自然也会执行宽大政策。
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为唐朝争取到了一部分人心。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些局部行动，无法改变河北的整体局面。
由于唐朝对河北的第二次安抚再次失败，河北当地仍然是人心思乱，武德五年（622）六月，刘黑闼借助突厥的大力支持，再次起兵，河北又陷入到战乱之中。
具体情况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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