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都东京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创作于我国十二世纪初的宋代，它伴随着我国古代城市在北宋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变化应运而生，鲜明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城市的历史特征。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亦称东都或汴京，即今之河南省开封市，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战国时代，开封为魏都大梁，是当时的名都大邑。隋唐时代，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一通济渠(后又称汴河)开通后，开封处于大运河的咽喉之地。五代时期，梁、晋、汉、周在此建都，逐渐取代了长安、洛阳的都城地位，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新的政治中心。后周，北宋除修整汴河外，又开凿五丈河(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和蔡河，遂使东京成为“天下之枢”[1]，“万国咸通”[2]的交通中心。周世宗时，都城开封“工商外至，络绎无穷”[3]，人口猛增，使得唐代留下的汴州城已无法容纳。于是对开封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建新城，扩大城址和市区。即在旧城之外，另建一座新城，周围48里多，比旧城周长扩大一倍以上。二是改造老城，拓宽街道，进行统一规划，允许沿街人户临街掘井、种树、修盖凉棚，以及临街起建楼阁，以增加都会的壮观。至宋，全城的坊市分离制度已完全崩溃，店铺临街开设，面街而居，城市面貌从封闭型变为敞开型。这一巨大变化，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外貌改观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有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市民人口达百万以上，经营工商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北宋中期开封有6400多家资本可观的工商业者。宋人王旦曾说：“京师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4]。经营时间除白天外，“夜禁”被冲破，逐渐出现了繁荣的夜市。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许多酒楼瓦市之所的夜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骄阗如此”[5]，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就手工业而言，东京集中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如官营手工业者近10万人。这里有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药火**作坊，其它如纺织、印刷、制瓷以及各种工艺，应有尽有。除经济之外，中国艺苑的百花园地—勾拦瓦子，在东京涌现出来，使城市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另外学校林立，绘画、音乐、舞蹈等昌盛，使东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各项先进的城市管理制度也相应建立起来，如治安上的厢、坊制，防火方面专业防火队的建立等，在中国或世界史上，都是有首创之功的。
在宋代城市的这种巨大历史变化中，当时人怎样看待东京？值得人们重视。宋人柴宗庆曾吟诗道：“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却梁园总是村”[6]。这显然是说，东京是大海，是商品经济的大海洋，而其它城市与东京相比，还停留在“村”的水平上。元代大作家关汉卿借助东京一个茶婆之口，说：“船临汴水休摇棹，马到夷门懒赠鞭。看了大海休夸水，除了梁园总是天”。又说：“俺这里锦片似夷门，天宫般帝城，凑集人烟，骈阗市井，丰稔时太平光景。你道是风光好，四海宁，休说那四百座州军，不如这八十里汴京”[7]。由此，可以看到那些初到汴京的人，船停掉、马住鞭，被繁华似锦的东京所吸引，如痴如醉。后段话中的夷门，与前说之梁园，都是开封的代称，除一般的形容城市繁盛外，特别强调“休说那四百座州军，不如这八十里汴京”。北宋时，全国300多州军，此云400乃凑个整数，而所谓80里汴京，乃内外城合而言之，文意很清楚地点明了汴京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与“除却梁园总是村”是相呼应的。元代人笔下的这些话，当然不无夸张之处，但作为后人对宋东京的美好回忆，或宋人流传下的种种说法，是有一定价值的。宋代城市的巨大发展，深深地影响着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画家们，促使他们努力去表现城市生活，故而有市肆画的出现。如宋太宗时，吴人燕文贵入汴，曾画《七夕夜市图》，“状其浩穰之所，至为精备”[8]。生于汴京的高元亨，“工画佛道人物，兼长屋木，多状京城市肆车马。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9]。琼林苑为东京四园苑之一，在城西新郑门外路南，与路北之金明池相对，两者实为一处园林。每年农历3月1日至4月8日，为东京人游赏的乐园，商贸交易也很活跃。角抵，宋代亦称相扑，为群众最喜爱的运动项目。高元亨的《角抵戏场图》，“写其观者四合如堵，坐立翘企，攀扶仰俯，及富贵贫贱，老幼长少，缁黄技术，外夷之人，莫不具备。至于争怒解挽，千变万状，求真尽得，古未有也”[10]。这幅角抵图，可以说是东京各阶层人士及外国人在东京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如果作者没有对东京城市生活的高度观察能力，那是不可能创作出这样优秀作品的。另一位画家支选，宋仁宗时为图画院抵候，“工画太平车及江州车，又画酒肆绞缚楼子，有分疏界画之功……”[11]。北宋末年，无名氏画有《夷门市崖图》一幅，“其风物气习，备见政和间流宕浮糜之俗，然非盛极无以臻此……正可与《梦华录》互为之览耳”[12]。
以上所列，都是宋代当时画家从不同的城市侧面，反映城市生活的典型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了以城市为对象的市肆画已初步崭露头角，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再从宋代全国性的视觉来看，不仅东京市肆画不断出现，像东京以外的扬州，亦有《维扬春市图》的问世，这都预示着城市风俗画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必将产生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北宋末年东京城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随之出现了市肆画的代表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把这一画派及画风推上了一个时代高潮。关于张择端的身世，历史不显其名，当代的画史也未载其事，只有在他的神品《清明上河图》跋文里，留有金人张著的几句话：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13]。金大定丙午，即公元1186年，上距北宋灭亡整整60年。东武，即山东之诸城，张择端幼年时在家乡读书，后游学京师，学习绘画。初学界画，这是宋代的一个画派，多为画工工匠所长，缺乏写意性，不为其他画派所重。他曾在翰林图画院供职，最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在市肆画的创作中，又能跳出界画，“别成家数”，创出了一条独具风格的绘画道路，并取得了市肆画的最高成就。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石渠宝签三编》注录本《清明上河图》，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张择端真笔。图为绢本，纵7寸6分，横l丈尺5寸(25.5×525厘米)，共绘各类人物810多个，牲畜94头，船20多艘，车、轿20多乘，树170多棵[14]。展阅画图，从汴京郊区的菜园风光，到城内闹市区的买卖盛况，其间有汴河上交通繁忙的运输，沿街屋舍的建筑特征，各种车辆的穿梭往返，小摊小贩的沿街叫卖，都勾画得入微得体，错落有致，生动和谐，千百件事物画得混然一体，真乃大手笔之佳作。尤其那画中虹桥的一段，倍受世人赞赏，叹为观止。高大的单孔木结构拱桥，桥身由五排拱骨组成，其桥无柱，又称无脚桥[15]或飞桥、虹桥[16]，这是汴河桥的明证。运输货物船正一艘艘过桥，其中一艘大船在桥前似乎遇到什么危险，篙工水手正在紧张地拔正船头，桥上有人向船上正抛绳索准备帮助，其它岸上的人们或周围船上的水手，有的在指呼大叫，为大船脱险出主意，有的虽在围观，也表现非常紧张的神情，将画面推向高潮。图中大型城楼一座，是城外与城内的划分标志，城楼高大巍峨，楼上悬挂大鼓一面，打鼓人的铺席、枕头之类，都清晰可见。可以说，张择端最善长的“舟车市桥郭径”在画中都一一展现出来。无怪乎有人说，看了《清明上河图》，“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17]。这样的市肆画，是以前其他同类作品所无法比拟的，非神笔无以臻此。这里应当特别指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以前的市肆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它不是一般的去追逐对传统民俗节日或市场的描绘，而是紧紧抓住“清明上河”这一主题，使民俗节日或市场的盛况去为这一主题服务，从而绘出北宋东京的时代特色，这是非常成功的。
所谓“上河”，这个“河”应指汴河：“上”，按宋人习惯用语，指到或去的意思；那么“上河”就是到汴河去，像到金明池游玩被称作“上池”一样。汴河是东京四条河中最重要的交通干线，因此常被人们称为宋王朝的生命线，这决非虚语。宋人张方平论述汴河与东京之关系云：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18]这里，张方平把汴河提到“建国之本”的高度，是根据北宋国、兵、食、潜、河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言的。这就是说，没有汴河潜运，北宋是不可能在东京定都的。张择端抓住“上河”作文章，是深深懂得汴河与东京这种生死攸关的关系，可谓抓到要害上。为什么要清明上河？这是研究《清明上河图》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使普通观众也会首先问及这一点。汴河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一年之中，自农历3月始，至入冬前，均可通航。黄河在冬季进入枯水季节，水少断流，或者水浅结冰，无法保证汴河用水。再者，汴河引用黄河水，泥沙沉积严重，河床日益增高，每年冬季的枯水断流之时，都要趁机进行清淤，以保证来年通航，这在宋代已形成一种制度。正由于此，汴河在春季通航时，按宋制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19]。神宗元丰时，导洛入汴成功，又称清汴工程，目的在于使汴河延长通航时间。头运纲船可以提前到2月初前后。由于洛水流量小，还需要黄河水作补充，老问题依然存在。开封冬季天寒，汴河之水也经常结冰，要通航就得破冰而行，颇多不便，终难使汴河一年四季都可使用，故在北宋末不得不恢复旧制。总而言之，在清明前后纲船到来之时，“汴渠春望潜舟数十里”[20]，形势非常壮观。物资百货源源不断运到东京，商业贸易顿时活跃起来，甚至一个冬季不曾通信或往来的亲友，也在这个时候接通关系，汴河桥头就成为人接亲送友的地方。本来，清明节习俗很多，张择端在画中仅用很少画面去反映上坟、纸马店之类的事物，点明是清明时节即可，而把大量篇幅着重描绘“上河”，这在东京是时俗，也是最能反映东京神韵之所在。如果说，没有对东京生活的高度洞察力，那是绝对画不出《清明上河图》来的。
由上述可知，张择端长期生活在东京，他的创作是从东京的实际出发，选择出那些最能反映东京关键问题的画面，加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才能发挥出艺术作品的特有威力。有人总喜欢把《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互相比证，这里有个方法问题，历史记载与绘画艺术毕竟不同，不能机械去对比。从两者对比着，凡是《东京梦华录》记载的那些店铺，《清明上河图》中恰恰没有，这是艺术本身“虚”的一面所应当表现的，但并不妨碍艺术的真实，有人看图“恍然如入汴京”，正是艺术真实的感染力。后来有些所谓“幕本”，其实是伪本，它不是照真本临摹，而是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去乱加内容，连原书记载某些店铺的方位都弄得乱七八糟，企图冒充真本，鱼目混珠，其实是拙劣的。这一切又反过来证明张择端画艺的高超，达到了一古典市肆画艺术的最高境界。 二、《清明上河图》的绘画热与研究热 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绘制完成以后，深藏宋宫，金灭北宋，此图乃流入金朝，元、明、清各代，画图数入皇宫，又数次出宫在民间流传，后来，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满足人们观赏与研究的需要，以多种形式出版发行画图印本，遂使中国和世界广大人民得以目睹这幅煌煌巨制的绘画风彩。这幅画图是一幅大型的历史风俗画，凡看到的人，总是爱不释手，尤其是绘画爱好者，看得如同情痴，对画进行临摹，不能直接临摹者，也在看后追忆画上一番。有的摹中有改，改中有创，借题发挥，以求创新者，也不乏其人。当代流散在国内以及美国、日本、捷克、英国等许多国家的《清明上河图》，已知者有30余幅，最近有些地方还在陆续发现一些不同样子的图本，那么传世究竟有多少种，尚难预计可以说，元、明、清以来，从多种图本的出现来看，实际上已形成了一股仿制《清明上河图》的绘画热，这个热潮中出现的图本，不管其画技优劣，也不论是根据什么本子临摹或改创，大都以张择端真笔的名义出现。致使真伪难辨，莫衷一是。近几十年来，在研究过程中，以探讨图本真伪者，有以下几种主要著作：(1) 董作宾：《清明上河图》，1953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董先生所据图本，是美国孟义君得自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之北平(今北京)，原图装入一木匣中，木匣上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图出版的同时，有董先生的序文、考释、跋文、编后校记等，并定名为“元秘府本”，认为此图是张择端真迹[21]。
(2) 徐邦达、郑振铎、张安治等一大批学者认为，北京故宫收藏的《石渠宝笈三编》注录本为《清明上河图》真本。徐先生发表有《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郑先生写有《清明上河5图的研究》、张先生出版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22]，他们对图的真伪、绘画风格等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此本卷首有《宝笈三编》印，端印下有标题《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3) 刘渊临：《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1969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该书认为《清明易简图》为张择端真笔，并说张择端是金人。书中收集了各种图本的照片多幅，文字篇幅量是各家有关著作中最多的一种，约17万字。此图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有著录，题为《宋张择端清明易简图》，原藏清宫，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刘先生在书中承认《石渠宝笈三编本》为一幅宋画，这一点上经过严格对比考证，是颇有意义的[23]。(4) 那志良：《清明上河图》，1977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该书附图为清院本，可见其主旨在研究、介绍这个本子的特色成就，但同时对董作宾、徐邦达、刘渊临诸说略加介绍比较，作者虽不敢确认那个是真本，不过从画法笔法去研究的话，认为《宝笈三编》本“是比其他为优”[24]。
在对图本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有两个系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是以《宝笈三编》本为一个系统，这个本子流传过程中，保密性强，见之者少，故现在所能看到的诸本中，攀此者很少；另一是元秘府、东府同观本、白云堂本，以及《易简图》等等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各本虽不尽相同，优劣差别亦大，但共同之处却相当多，它们不论出自何代，或出自何人之手，大都标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只有一本标为《清明易简图》。这就产生了真本与伪本的区别和争论。关于怎样确定本子的真伪，有几个关键地方必须注意：第一，城墙画得如何？这是个重要的辨别标准。从这一点看，只有《宝笈三编》本画的是土城，其他各本均为砖城。要知，宋代东京的内城和外城均为土筑，金元时代外城废而不用，只用宋内城，南北两端略有扩展，至明初才改为砖城，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显然，艺术需要创造，但总不能把东京土城硬改成砖城吧！第二，虹桥画得如何？这又是一个重要辨别标准。关于虹桥，《东京梦华录》有明确记载：“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25]。这样的桥式在东京汴河上有3座，即东水门外7里之虹桥，及城内之上土桥和下土桥，尽管对图中画的是哪座桥还有争论，但这种桥式是木结构的单孔桥，为宋汴河桥的一大特色。据此而言，只有《宝笈三编》本属于这一桥式，其他图本均为大型单孔石拱桥，孰真孰伪，不言可知。
第三，其他如城楼，《宝笈三编》本仅画城楼，并无瓮门，这类似宋内城之制，而其他本所画之陆行门或水出门，均有瓮城，但不符合东京外城之制。树木中的冬季落叶型树，《宝笈三编》本最符合开封清明前后景物，而其他本则无此真实，反映的节令稍晚，或是其他地方的情况。有的图本还在东京郊外画出远山景物，更不符合开封情况，如此等等，以伪充真之处步常明显。第四，从画风上讲，《宝笈三编》本最符合宋画风格和笔法，这一点在刘渊临先生著作中充分作了肯定。以上所举，足以证明《宝笈三编》本为宋画无疑。从而认定它为张择端真笔，那是顺理成章的事。确定本子真伪，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是研究作品之所需。真本固然重要，伪本或摹本并非没有价值，这一点必须充分加以重视。例如，各种摹本创作的时代、风格，究竟描绘的是什么地方？画法技巧如何？为什么要冒充真本？弄清了这些问题，不仅对绘画史有直接关系，而且对各时代的民族风俗、社会心态、文化传统等都有重大意义。弄清了这些本子的真实面貌，真伪本自然清楚之后，应该不再受这个狭小范围的约束，及时把眼光转到东京以外更广阔的世界看问题，那么研究的成果一定会更加丰富起来。台湾学者金祥恒在看了明仇英临本《清明上河图》后说：图中布局叙事，仿照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间有删节增添之处，惟人物、服饰、舟车、屋宇、市招、风俗，有改过去，而写明清以来江南清明时侯的社会景物。现在就本期封面戏台一图为例，据黄作宾先生所见元秘府本、纽约旧本等，均无戏台，有戏台的只有明清以来的幕本，知纽约新本，日本幕本、和清宫收藏三本。本图的戏台，用芦扉架盖(芦扉用芦干或竹篾编成，中间实以笋箨或油纸，以防雨水)，与北方用布幔的不同。芦扉原是江南产物，常用于船上，作遮太阳、防风雨之用。戏台右旁有看台，观众或集补台前，或分坐看台上，宛然如我小时在乡间清明时节看戏的情景。至于市招有：家机布疋发客， 口（字无法识别）兴鲜果水莱老行、万顺船行、街内天成号称花行，……苏广名席、钱庄……格式名称有些与现在苏杭一带的相似[26]。仇英这幅画临自何本？目前尚不清楚，显然不是出自《宝笈三编》本，这是可以断言的。那志良先生评论说：“仇英是明代江南人，他在这幅临摹的画上，改去了一些宋代旧制，而易以明代江南清明时候的社会景物，我们未始不可以把它视为一幅明代的风俗画”[27]。如果说，仇英不是临自宋张择端的真本，只是忠实地依照他本临摹，当然也就谈不上改去宋代旧制，直接看成一股《清明上河图》绘画热的影响下，所出现的明代江南风俗画，不是也可以吗？
至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乃乾隆元年(1736)画院中陈枚、孙枯、金昆、戴洪、程志通等五人所绘。是时，明代以来各种临摹流传已久，影响愈大，清乾隆皇帝在文史书画方面的造诣颇深，命画工完成此图。董作宾先生评论清院本说：此图乃清明上河图最为工致完美之作，由宣和至乾隆六百二十余年间，可称后来居上，所异者文不对题而已。但就社会史角度观之，则此卷所取题材，颇足以代表明清之际北平风物(惟衣冠异)，而其艺术价值，且较张择端原作有过之无不及[28]。那志良先生认为董氏此言是“公平之论”[29]，本人认为此论未必妥当。要知，董氏未曾见到过《宝笈三编》本，他所说的“张择端原作”乃美国孟君义收藏本，如果说清院本工致完美超出其他本之上，那么与《宝笈三编》本相比，除“文不对题”之外，其画面事物亦比较松散，缺乏三编本那种紧凑、生动、热闹的气势，当然也就没有三编本那种强烈地感染力。不过，清院本的祖本，仍可以推至宋人所绘之《上河图》，从许多本子中得到启发，又以同样的画题，创作出明清时期北京的社会风物，其艺术价值自然不可低估，应把它放在绘画热中加以比较研究。由上可知，从宋至清，各种《清明上河图》本子的不断涌现，足见这一题材的绘画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始自宋都东京开封，渐及江南诸城，再波及北京，都以此题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城市风貌。这一绘画热潮，使市肆画像一条长河，奔腾不息，伴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而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的奇葩。图本不论多少、真伪如何，有一共同点可以肯定，都起到了宣传《清明上河图》的作用，如果说没有那股绘画热所产生的众多本子，没有那么多本子的广为传播，《上河图》的影响是不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由绘画热而带来的研究热，除上述几种专著之外，公开发表的文章有近百篇左右。从发表文章看参加研究的人员，有*物文**、历史、绘画、文学、建造技术、医药卫生，饮食服务、民俗几服饰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诸多爱好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这是需要许多专门知识才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股研究热，并在这个热潮中，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应该称之为“清明上河学”，这就像我国文学艺术界对《红楼梦》的研究从而形成“红学”一样。 三、加强对清明上河学的研究及其意义 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到“清明上河学”的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目前为止，对这门学问的研究越来越细，范围也越来越广，需要许多不同学科的专门知识互相贯通，才能去解释它、理解它，原来单凭直观感觉而欣赏那种繁荣热闹场面的观察已远远不够了。这幅画图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使许多文字记载性的书籍所不及，不经过长时间的继续研究，那是无法全部弄懂画面内容及作者深邃用意的。因此，为了发展这门学问，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其一，加强对《宝笈三编》本的出版和研究工作。这个图本尽管已经出版过，但由于过去印刷条件制约，所印本子的质量存在不少问题，一些画面不清，致使研究起来困难重重。一些地方出版的图本，几经反拍，质量更差，只能作一般观赏性用图。因此，希望依据原图，利用现代高科技出版技术，出版一批精品，并应附上原来题跋，以供研究者使用。其二，对《宝笈三编》本以外各种图本，也应加紧出版研究。从总的方面看，不管图本如何，都可看成“清明上河学”的组成部分。要从这些不同的图本中，一方面探索各本的流传之绪，另一方面要弄清各本的创作时代、对象、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千万不要受临摹者署名“张择端”三字的影响，而把问题仅集中在本子真伪的狭小范围内。只要各本的真正时代弄清了，《上河图》的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它们的社会意义也会弄个明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建议有关部门加紧图本的收集，加以出版，以适应学术研究及“清明上河学”建设的需要。
由于《上河图》绘画热与研究热的持续升温，当前的摹本更多，印本已到数量可观的程度，使这一艺术成果迅速向社会普及，《清明上河图》的热潮，也从绘画、研究走上实用，创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工艺品和旅游景观，这是以前各代所不曾有过的壮举。开封这个《清明上河图》的策源地，人们对《清明上河图》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自《宝笈三编》本《上河图》公诸于世以来，开封汴绣厂率先行动，按原作大小，制成汴绣《清明上河图》多幅，有黑白、彩色两种，不仅绣的逼真，更发挥我国刺绣艺术的特长，色泽鲜丽，较绘画更加喜人。绣品长卷曾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并出口国外，深受国内外友人、专家、学者、客商的一致好评，也为汴绣大增光彩。接着，开封市文管会组织专家技工，制成沙盘《清明上河图》，把平面画图变成立体模型，沙盘中的主要建筑物则是用木雕成，工艺性强烈。从平面绘画到立体沙盘，这应是一个创造，画面中许多看不到的透视部分，通过立体沙盘要一一展现出来，难度很大。制成后，艺术效果极佳，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开封旅游部门也正在开封城内兴建一座“清明上河园”，虹桥及城门楼的宏身影已经完成，街市部分也已基本成型，它的建成将使人们在此参观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其他，在开封把画图变成文学故事者有之，变成影视剧本亦有之。开封人正与一些单位合作，准备拍摄一部几十集的《清明上河图》电视系列剧，把绘画的静景变成动景，变成生动活泼的人类社会，那将是另一番艺术享受，中央宣部已列入“五个一工程”计划。
当然，热爱关心《清明上河图》的决不只是开封，这项艺术财富属于全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就全国而言，平面木雕《上河图》者有之，发雕者亦见之报端，福建武夷15米长的烫画《清明上河图》也已间世，立体性的《清明上河图》模型在北京展出。至于香港的“宋城”，也散发着《清明上河图》的芬芳。世界许多地方也以收藏《上河图》的不同本子为荣，日本新闻界早已把它列入世界名画之林加以报导。世界上有哪幅名画产生过如此巨大的魅力？有如此诱人的影响？只有这幅《清明上河图》。《上河图》高超的绘画艺术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成为世界人民优秀的文化遗产。注释：[1]《宋史》卷93《河渠志·汴河》。[2]《东京梦华录·序》[3] 《五代会要》卷26《城郭》。[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已[5] 关于东京夜市，参考《东京梦华录》卷2、卷3诸条。[6]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7] 此据隋树森：《元曲集外编·钱大尹智勘非衣梦》、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8] 《圣朝名画评》卷1《人物门·燕文贵》[9] 《图画见闻志》卷3《纪艺》[10] 《圣朝名画评》卷3《人物门·高元亨》。[11] 《图绘宝鉴》卷3《宋·支选》。[12] 元·王恽：《秋涧集》卷73《跋夷门市廛图后》。[13] 《石渠宝笈三编》注录《清明上河图》张著跋文。[14] 画中所统计之人物、树木等数字，名家不同，本文据开封汴绣厂《清明上河图》制作时统计。[15] 参考宋·韦骧：《钱塘集》卷5《无脚桥》诗。[16] 飞桥之称，见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又《宋史》卷298《陈希亮传》。虹桥之称，见《东京梦华录》卷l《河道》。[17] 《清明上河图》吴宽跋文。[18]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5《论汴河利害事》。[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2，元丰三年正月末。[20] 宋·宋库：《元宪集》卷15。[21] 董作宾考订《清明上河图》，1953年台湾艺文出版社印行。[22] 徐邦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1期。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物文**精华》1959年l期。张安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朝花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23] 刘渊临：《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前卷第5—61页。[24] 那志良：《清明上河图》第17页[25] 《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26] 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4期，金祥恒：《记明仇英临本清明上河图》。[27] 那志良：《清明上河图》第25页。[28] 董作宾：《清明上河图》编后校记，第18页[29] 那志良：《清明上河图》第2页。
作者简介：
周宝珠，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岳飞研究会、包公研究会副会长，开封地方史志办公室顾问。
先后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十余篇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略论吕惠卿》、《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等十余篇论文先后被收入中国宋史研究会编辑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周宝珠教授多次主持（或参加）《宋代东京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科研项目，先后出版《宋代东京研究》、《简明宋史》、《宋代东京开封府》、《〈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北宋史南宋史》、《瓦岗军农民起义》、《〈汴京遗迹志〉校勘》》等专著。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5卷 第3期（1995年5月）〔责任编辑阎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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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清明上河图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