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点一下“关注”，方便与您讨论和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谢谢！
基督教兴起之初，罗马帝国并未对其生存发展产生多少威胁，相反，由于罗马帝国一贯保持着宽松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说，帝国对于新生的基督教提供了一定的成长环境。
刚刚建立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其信徒大部分为底层群众和穷人。
然而,基督教在信仰和礼仪上与罗马帝国的种种习俗格格不入。
基督徒认为宇宙只有一个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与罗马的多神教信仰完全相悖。
此外，基督徒不参与罗马的各种宗教仪式，拒绝崇拜元首又经常聚集成小团体举办基督教的礼仪。
这些使得基督徒招致罗马民众和政府的猜忌和憎恶。
在这种反基督教的情绪推动下,帝国统治者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
从罗马皇帝尼禄(Nero，54一68年在位)继位开始到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时期，基督教经受了罗马官方长达两个世纪的*害迫**，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的*害迫**中艰难生存和发展的。
4世纪上半叶，经过长达三个世纪发展的基督教，早已不再只是底层民众的信仰。
基督教吸纳了很多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众，基督教的主教们与行省总督、财政官员等往来密切，一些基督徒也成为政府各级官员，甚至在*队军**中也有很多基督徒。
这一切都迫使罗马统治者改变以往对待基督教的政策，由怀柔*害迫**转向利用基督教，“君士坦丁基本上是从政治着眼考虑问题，他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完成久已在进行中的帝国统一的进程。
于是，313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311-324年在位)颁布了宽容敕令一一常被误称为“米兰敕令”(EdictofMilan),承认基督教为帝国的合法宗教，对于教会的财产则“将一切财产毫无疑义地归还基督徒，也就是说，还给他们的社团和协会”。
4世纪下半叶的和平时期，基督教发展极为迅速，在皇帝的优待下，教徒人数更是急骤上升。
由于皇帝的宽容和榜样示范，皇宫里那些贪婪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加入基督教对于当下和将来都是大有好处的，人人都希望借此得到权力和财富。
这些上层人改变了信仰，那些处于社会下层附庸于他们的人便立即效仿。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徒的数量从500万增加到3000万，这构成了显著的增长，完全是通过皈依而增长的五倍(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基督徒家庭在出生率或死亡率方面与异教徒家庭有任何不同)。
基督教徒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也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权力的中心，成为上层人士。
“现在，基督教的帝王们准备让教士担任法官和特使。
随着财政资源的增加，主教们建立了慈善机构，建造了教堂和神殿，并主持节日。
最终，主教们成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贵族，成为西部蛮族国王的对手。”
从基督教的起源背景看，基督教最早是底层人的宗教，代表着穷苦民众的诉求，它给那些正在遭受生活苦难而无力改变的穷人们带来希望，并宽慰他们的灵魂。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其信徒已经从底层民众扩展到社会的中间阶层乃至上层。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受到统治者的扶持由此迎来了巨大的发展。
最终，在4世纪末，基督教被狄奥多西(Theodosiusl378-395年在位)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已经完成了由底层穷人的宗教向帝国官方宗教转变。
基督教从一个穷人的宗教成长为一个大帝国的官方宗教，在转变的过程之中，基督教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和阶层立场，也在不断调整其教义精神。
基督教在诞生之初，作为社会的批判者，代表着底层民众的利益需求，反抗社会的不公正，敌视社会上层，蔑视财富，认为“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隆来偷"。
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对富人态度的经典话语“骆驼穿过针眼也要比富人进入天堂容易”。
5然而，这一切在米兰救令之后发生了改变，“现在，君士坦丁，这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重建教堂,并用华丽的祭品丰富装点教堂。”“基督教成为了永久性的法人团体，在当时，它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大的财政实力，一些行省教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7基督教教会自身的财富状况有了巨大的飞跃，也吸纳了大量社会富有阶层，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为了社会的上层团体，其身份性质已然变为社会秩序的拥护者。
面对这样的转变，基督教的教义也相应进行调整，在对待财产问题，对待富人的态度上，基督教也必然将要适当的更进。
现实的因素成为了影响早期基督教财产思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马帝国由奥古斯都(Augustus，前27一14年在位)建立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安定与繁荣，强盛的帝国是建立在战争的血腥与掠夺的基础之上的。
但进入和平时期，罗马便也失去了源源不断的奴隶劳动力，这导致帝国赖以存在的奴隶制经济开始出现了危机，也由此引发各种社会危机。
从3世纪开始，严格地说从2世纪下半叶开始，罗马世界就已经注定即将经历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入到公元3世纪后，罗马帝国社会爆发了全面的危机，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精神颓废，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几乎陷入瘫疾状态。
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一30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为挽救罗马帝国现状，扭转萧条的经济，先后进行一系列改革，但已是杯水车薪。
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债务沉重等危机使得农民日益贫困，中小田庄逐渐破产。
进入4世纪后，这一过程已经非常引人注目。
帝国对农业地产征收的税务繁重，以至于土地被原主完全抛弃，那些原本拥有土地的人也逐步成为贫困者。
生活在4世纪凯撒利亚的基督教父巴西尔(BasilofCaesarea)曾给一位地方官员写信，请求他帮忙照看朋友的房产，因为沉重的赋税使得他的朋友不得不抛弃了原本属于他的地产。
在这种时局之下，人们四处逃散，流离失所，这些人为了生存而纷纷沦为隶农。
起初，隶农是独立经营土地经济的小生产者，其人身是自由的，他们一般按照租期为地主耕种土地，期满后可自行离开，另谋生计。
但是这种自由在多数情况下是虚假的，隶农通常是地主们的债户，他们在地主土地上耕种的同时还要偿还债务和利息，有些难以承受债务的隶农很快就成了地主的永久债务人，隶农自始至终都是贫农，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周转以及给自己置办农具。
因而，实际上隶农从开始便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了。
3帝国的统治者们为了稳定国家的收入，顺利分派摇役，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把隶农*绑捆**在土地上，世代耕种。
332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关于隶农的敕令，这也是罗马帝国从法律上固着佃农土地的标志。
底层农民被附着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毫无积蓄，生活苦不堪。
祸不单行，4世纪的罗马又频发干旱灾害。
巴西尔在他的布道文里记录了当时干旱的情况，“我们得知，曾经浩浩荡荡很容易将孩子们淹没的河流，如今已经被太阳炙烤得裂开”。
干旱的气候环境使得地里的农作物无法生长，罗马帝国经济进一步衰退，极端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巴西尔的好友，尼萨的格雷戈里(GregoryofNyssa)在布道文里描述了当时穷人的状况:“干旱的日子产生了许多没有衣服和住所的人……他们背井离乡、四处*亡流**，到处都是向我们伸出的恳求之手。
这些人的避难所是开阔的天空，是废弃的十字路口和公共广场的某个角落。
他们像猫头鹰和蝙蝠一样，在岩石上的洞穴里寻找庇护。
他们衣衫被褛，吃从别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任何东西;他们像野兽一样喝山间的泉水。
手是他们仅剩的库房，因为衣服过于破旧，里面的东西都丢了;膝盖是他们的桌子;地面是他们唯一的床。
而另一方面，大地产所有者越来越多。
由于当时工商业并不发达，工商业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缺乏法律保障，罗马的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甚至一些在工商业取得了相对成功的人，他们都宁愿用更多的金钱购买土地，也不愿将之投入工商业。
而且，帝国的统治者也曾发布命令，希望把更多的资金吸纳到农业经营上。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到了5世纪，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帝国手中，或者掌握在少数富有的大享手中。
大地产大量的增加，在意大利和北非最为显著，他们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农产品，进而把本就脆弱的小农生产者逼到走投无路，沦为隶农，自由农民阶层，即作为每个健全社会的骨髓的中等阶层，逐渐被消灭了。
此外，由于大量发行金币银币，且其中参杂贱金属以次充好，导致物价飞涨，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伽利埃努斯和克劳狄二世统治时期，银币中贱金属的含量逐步上升到90%、95%、98.5%，而此时的安东尼亚努斯银币也仅仅可以称为一枚铜币或者铅币，因为在其表面仅仅镀上薄薄的一层白银。
"通货膨胀导致大地主们热衷于囤积，不轻易出售农产品，“大地主们几乎被储藏谷物和葡萄酒的欲望所主宰”。
6在史学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的描述中，叙马库斯(Symachus)7的父亲是“学习和节制的典范”，但是即便是这样位模范人物也不得不提及“他烧毁了在台伯河对岸的酒庄，因为他说他宁愿用自己的酒烧石灰窑，也不愿以预期的价格出售。”
这一事件足以显示当时通货膨胀的严重性。
大约在相同的时期，安布罗斯也在其著作中声称，与丰收相比，大地主对通货膨胀的价格更为兴奋，因为糟糕的年份总是更有利可图。
贪心的人总是担心丰收，因为他估计食物会便宜，因为丰收对每个人都有利，但贫乏的收成只对贪婪的人有利，他更喜欢高价而不是丰产，他更喜欢自己能卖的东西，而不是和别人一起卖。
罗马帝国末期，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战乱不断，赋税沉重，中小农民一步步沦为失去自由的隶农，成为社会底层。
与此同时，大地产者则不断兼并土地，依靠大量隶农经营农业并以优势价格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挤占小农的身生存空间。
时任米兰主教的安布罗斯，亲眼见证了类似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他不禁深切痛斥。
米兰的保利努斯(Paulinus)书写了安布罗斯主教的传记，他在书中写道:“当主教目睹了万恶之源的贪欲已经渗透在广泛地在民众之中，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者，由此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他为此大声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