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要能够细心观察，就能找出许许多多“得道”事物与“失道”事物的不同归宿。这就是老子为什么要在《道德经》中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原因。
老子的这些观点都表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不是受超自然的意志支配的，也不是有某种预定的目的，只要我们坦然地去面对自然就行了。只要我们敢于面对自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正是《黄帝阴符经》所阐述的“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表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整个宇宙天地的运行规律已经体现出了“道”的规律。
这里引用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的一段话，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一致。”
为此，他提倡“从主宰和控制自然界的意图转变为一种合作和非*力暴**的态度。这是一种生态学的态度……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美妙地表达了这种态度：‘遵从自然规律的人随着道的潮流而流动’”。
这虽然是一个外国人的看法，但却非常准确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阐释了道法自然理念在生态保护上给予人类的启迪。
也有的学者把老子的“道”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范畴的内涵非常接近。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永恒的存在，万事万物皆依“逻各斯”而产生。但它不是任何神或者任何人所创造的，而是创造世界的种子，是一种“以太”的物体。
“逻各斯”无时无处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人们却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然而它的存在是确实的。
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老子为什么要在《道德经》的前四章里集中提出“道”是宇宙的本源，而且先于天地而存在；事物都是互相矛盾而存在的，并且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等观点。
此外，老子还提出了他自己对社会政治和人生处世的某些基本观点，而老子的这些学说无不充满智慧的蕴含。例如像老子说的“道治身国”，居道而用德一，高度重视用虚、用空、用中内的德性能量和品格，使后天的有为不超过极限而复杂化。
“道治身国”，贵在无中生有而不过亦无不及，恰到好处。道在空虚却妙用无穷，不会有盈满，她清纯的源流，开创了万物的宗根。
“道治身国”，澄心定意，心身清净是寻根探祖的基础。
“道治身国”，贵在抱道元守德一，抱一无离地对待二之象，方法上注意搓其锋芒，扫除妄识，解其纷扰，去除杂念，复返淳朴本性。混溶先天本性之光，与后天之凡尘之形躯体归德一，从而实现了彻通阴阳，洞晓天地一切真理的境地。
“道治身国”，已经达到先后天混融合一的状态，即实现了虚实相通，阴阳两界均可照见，光明透彻，恍兮惚兮，似存不存，似无却有。我不知道达到这种无状态的根源，道在造物主出现之前就有了。
正因如此，老子才在《道德经》第四章中说：“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深沉幽邃，似有似无。我不知道它是由谁而生的，它好像在天地之先就已经存在了。
在这里，老子把“道”喻为一只肚内空虚的容器，是对其神秘性、不可触摸性和无限作用的最直观和最形象的譬喻。哲理的揭示，只有扎根于形象，才会使蕴含的丰富性、概括性、抽象性和外延性得到能动和富于想象力的发挥。
老子对道的这种不拘常规的描述方式，给予后来道家人物自由放荡的思想和行为以先导和启迪意义。最引人深思的例子，是对庄子作品中深邃的哲理发挥和艺术形象想象力的极度夸张的影响。
很多人把庄子与列子的思想看成是老子思想的延续，其实错了，老子思想是一个软件接口，庄子与列子是接口一种实现而已。例如，庄子在《德充符》中就写了好几个奇丑无比的得道之士，如断脚的叔山无趾，生着瘤子的瓮大瘿，弯腰驼背又没有嘴唇的支离无胯等等。可这样的人，偏偏国君看其顺眼，男人们乐于相处，女人们甚至争着相嫁。究其缘由，就因为这些人悟道天然，形显而德美，内在的道德美胜过了外在的形体丑。
《庄子》一书中，像这样用放荡的思维和古怪的事例来阐述道理的篇章，可谓比比皆是。庄子说厉鬼与西施“道通为一”，说中央之帝浑地被人为凿出“七窍“而丢了命，诸如此类，都体现出这种特征。
庄子那超越常规的独特思维方式，无疑对后来魏晋时期玄学的自由思考和深入探索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当时严厉的政治压迫之下，玄学勇敢面对社会规范而提出真我思想，倡导人性释放、追求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就像那位以竹林七贤之名闻名遐迩的刘伶，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乐于*情纵**豪饮，将内心世界真实呈现出来。
记得有一次，刘伶因醉酒而*光脱**衣服躺在屋子里。有些人因此嘲笑他有伤风化的行为，但刘伶却反问道：“我岂非视天地如房屋，将房屋当作衣服？既然如此，你又为何擅自闯入我的衣袋里呢？”
刘伶这种看似古怪离奇的言辞举动，却能深刻洞察到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对“道”之本质的理解和认知。他那非同寻常的放逸，恰恰是对老子主张的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理念的一种诠释，——也就是渴望个人生涯方式、观念、道德和行为准则能够与自然之道、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至高境界。
事实上，刘伶这种出位的言论和行径，正是他对世俗礼仪的彻底颠覆和反对，更是他将自身精神和身体融入大自然辽阔深邃怀抱中的具体表现。他坚持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信念，这一观点构成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共同纲领。
他们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教条礼节充满了蔑视之心，对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天然本性孜孜以求。这些思想超凡脱俗、性格独特的典型代表，在世俗眼光中总是显得异常新颖别致、与众不同。
那个嵇康临死之前还要演奏一首《广陵散》的传奇故事，便是这类热衷于批判和反思的思想者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他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过去被定义为"凶逆"的管叔、蔡叔，将他们重新定位，认为他们并非不学无术，只是未能真正领悟到统治者智慧罢了。
而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嵇康居然以无畏无惧地面向传统权威，大胆宣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正体现了他独特的人格立场和精神境界，即使历经千年时光洗涤，依然使人敬仰不已。
嵇康在谈及养生之道的时候曾提到“养生长寿共有五项困难”，也即“名利不息，此困难一；喜怒不足以绝，此困难二；声色难以离去，此困难三；美食佳肴仍然不断，此困难四；神思交际，此困难五”。
其中，"息、绝、去"等字眼，正是要告诉我们遵守生命的本源规律，抛开社会的诱惑干扰，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养护身心，远比依赖药物、菽食养生来得更加明智和实效。同时，嵇康的朋友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说：“跟嵇康相处了二十年来，未曾见过他脸上出现过任何喜怒哀乐的表情。”无疑，能做到情绪不动于色的人，必定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高阶智者。